美國語境下如何書寫中東歷史

有一天，昔日同學問起我如何申請美國歷史系的博士，希望我能夠向未來有志申請的學弟學妹們介紹一些經驗。說起甚是慚愧，我雖被他視做是檻內人，但是對於我是如何機緣巧合跨進門檻的過程，我卻知之甚少。歷史系博士的錄取與否，類似於美國大多數文科院系，取決於系內錄取委員會的嚴格甄選。

這個委員會往往由幾位學術背景各異教授組成，最後由這幾位教授協商一致，提出博士錄取名單。一個申請者的成功與否，往往就在幾位教授閱讀申請材料的短短時間內定奪。教授們的個人喜惡，成為影響最終結果的最重要因素。作為一個本科和碩士都是非歷史系的門外漢，當時我是如何被諸位歷史系教授們選擇的，或許只是一種緣分。

雖說教授趣味各異，但是對於同處於一個學科下的職業工作者們，他們的興趣愛好還是有共同點可以追尋的。說到美國的歷史研究者這個群體，必須提及的事件是美國六十至七十年代校園內轟轟烈烈的文化左翼運動。這個運動的實質是在反思為什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書寫《資本論》之后的一百年，革命者們構想的共產主義，甚至是通往共產主義必經的社會主義，依舊沒有能夠實現。

工人階級，在全世界的框架范圍內，鮮有成功案例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主力軍。在更多情況下，工會和資本家之間會達成種種協議，從而導致工會不但無法有效組織革命力量，相反助長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自我擴張。六七十年代的青年美國知識分子，在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共產主義浪潮的雙重影響下，開始尋找新的方法發展左翼政治，以便擺脫馬克思理論不符合實踐的束縛。

他們的方法是將革命從工廠搬進書齋，讓青年教師和學產生為這場革命的骨干，他們成為學院中的左派。於是這些年青人在人文學科內拓展新的研究領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當年的學術新秀成為了今日的學術權威；當年的新型領域，發展成今日的學術范式。左翼思潮在歷史學、人類學、文學批評等學科內影響最為深遠。

教授的趣味是和學科內已開拓的和新興的領域相互關聯的。一本好的歷史書最基礎的標準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能夠直擊學科內的重要領域，甚至橫跨多個領域的歷史問題。博士申請者最主要的任務是熟悉學科領域內的發展脈絡，了解其中的傳統主題和最新發展，以便形成對已有知識體系的反思和批判。

美國學院左派發展至今五十余年，已經有了很大的分化，不能夠視為鐵板一塊。比如說女權運動內部，對於性別的邊界、女性權力的來源和限度、同性戀“自由”等諸多問題，女權學者們爭執不休。這樣復雜的學術討論，已經無法通過簡單的支援/反對的二元對立框架來理解和分析，而新的更為復雜的分析框架不斷在學術討論中形成和發展。

再深層次，每一個在知名院校任職的教授都正在推動領域的發展，如何理解他們在領域中的位置，如何判斷他們從事的研究與領域內其他范式的聯系，教授的研究范式會如何影響到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這些都是每一個博士申請者乃至博士生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具體到中東歷史研究領域，美國的科研機構是相對復雜的，其受到學院左翼沖擊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在學院左翼出現之前，統治西方中東歷史研究的認知框架被稱作“東方主義”，簡言之是通過對語言、宗教、文學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東方社會的“本質”，從而了解“東方”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

直至今日，依舊有一些學校的近東（或中東）研究系遵循著“東方主義”的傳統，可見“東方主義”的認知框架是影響深遠的。愛德華•薩義德以及周邊的左翼知識份子群體在七十年代末強烈批判“東方主義”，認為這種認知方法將東方抽象成亙古不變、因循守舊的客體，將落后的東方塑造成現代西方的對照，從而在象征意義上實現西方對東方的殖民統治。

薩義德鼓勵青年學者大膽突破“東方主義”的束縛，這給中東歷史研究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要突破。第一在研究對象方面，對中東歷史的研究從古代轉向現代，從語言、宗教轉向社會、政治；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試圖吸收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並嘗試用非西方的經驗證據挑戰原有的理論假設。本體論和方法論上的革新，讓美國中東歷史研究趕上了文化左翼運動的浪潮，許多傳統的左翼關注點逐漸被創新性地引入中東研究。

中東歷史研究的“去東方主義化”對於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學生需要對關於中東知識的掌握更加嚴格。語言是歷史表達的載體，是了解文化和社會的視窗，也是歷史學習的基礎和核心。尤其當歷史學家深入檔案研究的時候，最能夠幫助自己的是對當地語言熟悉的掌握。

另一方面，學生需要仔細學習歷史知識的生產過程，也就是尼采所謂的“知識的譜系”。歷史不僅僅有其過往的一面，也有它當代的另一面。作為學習歷史的學生，需要時刻關注歷史在特定時間和地點被書寫的動機和影響。

在閱讀每一本相關書籍的時候，需要理解這本書在整個知識系統當中的位置，並對之進行適當的匯總和分類。對閱讀的知識進行圖書管理員似的分類管理，可以將雜亂的軼聞趣事整理成有秩序的資訊，只有這樣才能在未來調取知識的過程中游刃有余。　（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李驍越，本文為中東研究通訊研究團隊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