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國家級貧困縣”如何？

中國減貧成效巨大，最根本的還是靠市場化改革改善了全民福利，而非扶貧政策。

最近，湖南新邵縣因被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而彈冠相慶，輿論側目。常人看來，現在全國縣委書記個個都像縣級公司CEO，誰不想做大GDP？但如今，忽然有個縣因帶上貧困縣帽子而“熱烈慶賀”，確實有點怪。

不過，這事發生在中國還真不算怪。事實上，此前就有不少地方，因躋身“國家級貧困縣”之列，每年獲數千萬甚至上億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前兩年還有報道稱，全國“經濟百強縣”中，個別“國家級貧困縣”赫然在列。

經濟學家說，“一切皆有價”，誠哉斯言。“貧困縣”帽子價值幾何？從一些國家級貧困縣申請、爭取之難、付出代價之高，可見一斑。此前有媒體報道，國務院扶貧辦掌握評定大權的官員因此被地方的“糖衣炮彈”擊中，也是證據。

爭當“貧困縣”，算是中國當代政治生態一景。全國近三千個縣市區，國家級貧困縣只有592個。中央財政扶貧投入每年高達二百億，只要入選，每個縣平均可得數千萬補貼，何樂而不為？而且，“貧困帽”一旦戴上，幾乎是終身的，每年中央都給錢。

2009年前，中國農村沒有低保制度，對農村貧困者的扶持主要靠“開發式扶貧”解決。而所謂“開發式扶貧”，就是中央財政用每年數百億的資金去釣地方財政的配套資金，大搞所謂產業化項目，搞小工業，小企業，企望以“造血”替代“輸血”。

但是，學者們調查研究發現，如此造血式扶貧，并未有效強化國家級貧困縣的造血功能，反而激勵了地方政府向中央部委要錢，而且財政扶貧投入的效率很低，浪費嚴重，甚至大量滋生腐敗，一些地方扶貧辦官員甚至為此而鋃鐺入獄。

2009年后，中央決定建立農村低保制度。按道理，農村有了低保，最貧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就沒問題了，財政扶貧就可取消了。但是，所謂“設廟容易攆神難”，農村低保由民政部負責，而財政扶貧則由國務院扶貧辦負責，兩部門意見并不一致。

于是，有關方面就發明出一個新詞，所謂讓“農村低保與扶貧相銜接”。大意是說，扶貧辦系統扶持“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依然是用財政的錢搞項目；而民政部則負責幫助“沒有勞動能力的窮人”，發錢到戶。這兩個群體可能有交叉重復，于是政策要“銜接”。

這就是目前中國扶貧投入的現狀。對近一億的農村窮人，有兩筆錢要花：一筆是中央拿的低保投入，由民政部系統掌握，各省都有份，各縣負責，發放到戶。2010年中央該筆投入是279億元；一筆是國務院扶貧辦掌握，分給596個國家級貧困縣，主要用于項目開發等。2010年，中央財政投入為223億元。湖南新邵縣此次爭取到的正是后者。

一年前，有兩位柬埔寨學者到中國訪問，曾問筆者，中國扶貧成效顯著，有何經驗？我說，1978年至今，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確實大幅減少。但論及經驗，最根本的還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個人創造性的釋放，主要還是靠經濟高增長帶來全民福利的改善，而非扶貧政策。

至于說，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和數千億元的財政扶貧投入，績效如何，減少了多少貧困人口，很不樂觀。筆者當年采訪國務院扶貧辦官員，有官員就透露，中央每年貼息的扶貧貸款，八九成都貸給了盈利性項目，大量用于建機場和高速公路。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勞動經濟學者蔡昉的觀點。他基于實證研究指出，既然農村低保制度已建立起來，既然實踐證明，“開發式扶貧”成效并不理想，而且效率低下，為何不把每年數百億的財政扶貧資金直接發給貧困戶？要真這樣做，農村或許就沒貧困人口了。

當然，這并不能為國務院扶貧辦接受，而且也不能為當權者接受。或正因此，在過去投入了2000多億元后，2011年，中國又頒布了新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并明確今后10年，財政扶貧投入還會穩步增加。如此看來，湖南新邵縣父母官真是應該為帶上“貧困帽”而慶功了。（財新網）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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