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新加坡思路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趙磊撰文指出，東南亞的諸多問題被貼上政治化的標簽，相關國家成為地緣博弈的棋子，且大家開始盤算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最終結果，亞太以及東南亞的經濟動力減弱、心理距離疏遠，“一帶一路”就是要重新回歸主題，讓合作與發展、穩定與繁榮成為這一區域的優先話語。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在國際社會，很多國家沒有說建設“一帶一路”，但他們實際做的就是這類事情，即用產品和文化贏得尊重、征服人心。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進程中，要善於學習，要善於從別人的有益經驗中獲取完善自身的知識、視角和思路。曾經有人不以為然地對我說，新加坡、瑞士的經驗對中國毫無借鑒意義可言，因為他們太小了；美國、加拿大的經驗對中國也毫無借鑒意義，因為他們的歷史還沒有中國的一個朝代長。如果按照上述邏輯，全世界豈不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被中國學習，因為全球比中國面積大、比中國歷史上的國家還真是沒有。因此，中國要想贏得尊重、征服人心，必須要謙虛學習，要善於發現每一個國家身上的優點，雖然經驗不能簡單復制，但有益的知識、視角和思路可以助益成長中的中國。新加坡雖小，但這個“老師”值得中國認真品讀。

“一帶一路”依然有粗放慣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自2013年9月提出“一帶一路”至今已有兩年，有很多人問我“陸絲”和“海絲”何者優先，其實二者應該兼顧而不分孰輕孰重。其中，中國的東南沿海省份以及東南亞國家，即東盟十國是“海絲”的核心；“陸絲”的核心為中國西北五省以及中亞五國，兩翼是活躍的東北亞以及發達的歐洲經濟體。新加坡雖然作為東南亞國家，但絕不是只限於做“海絲”。在江蘇，新加坡建設蘇州工業園區，在直轄市天津，該國建設濱海生態城，這是“海絲”路徑。但可以預見，新加坡會到中國西北省份去做“陸絲”的標志性項目。該國不會因為自己的海港國家定位，就只做沿海地區和海洋經濟，而是中國需要什么就推銷什么，要找準中國的“痛點”。

所謂痛點經濟學，就是人們體驗中的痛點，就是市場的盈利點以及體制機制的完善點。而中國目前的狀況是，西北省份依然慣性地專注於中亞五國，內蒙古一談合作就想到外蒙古和俄羅斯遠東，云南的發力點便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這種思路可以概括為“地緣上挨著誰，就跟誰合作”，但這不是開放的“一帶一路”思維。

真正的“一帶一路”思維是互聯互通，不僅是物理屬性上的，更是主觀心理層面上的，即“沿線國需要什么，我們就提供什么；我們需要什么，就找準沿線國合作”。例如，內蒙古的發展需求可能是外蒙古和俄羅斯遠東滿足不了的，要找到真正能夠滿足內蒙古需求的國家和地區，如現代產業突出的韓國、文化旅遊業發達的法國、社會治理先進的新加坡等。

換句話說，西北省份要“反向學習”新加坡，以中亞五國的陸絲平臺為基礎，但要逐漸擴展到東南亞等海絲市場，增強開放意識、服務意識、商業意識，甚至是探險精神。具體來說，“一帶一路”的推進不能只按照地域、區域劃分，而要按照需求劃分，就好比作為西北省份的寧夏，他的主要合作國家是22個阿拉伯國家，而阿拉伯國家基本全是“海絲”國家。因此，需要細致分析沿線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它們究竟有哪些優勢，要讓沿線國家與中國的相關省份充分互動起來。

在實踐中，“一帶一路”必須要摒棄四個字：過剩、不足。現在很多中國專家一說到該戰略，就認為它是要轉移過剩產能、彌補能源資源的不足，這本身是對該倡議的誤解。以往中國在沿線國家修建公路、鐵路、大壩、電站、港口、運河等，這些重資產項目必然要穿越一些敏感區域，必然涉及到原住民以及生態移民等復雜問題，當地非政府組織就會持強烈反對態度，對華不友好的組織就會借題發揮。但目前，中國基本上是“重裝出行”，如瓜達爾港、尼加拉瓜運河、科倫坡港、中巴經濟走廊、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中緬油氣管道項目等，不論我們怎么低調描述這些項目，別人都不會小視的，都會聯想到中國的地緣戰略意圖，項目除商業風險之外附帶了諸多的政治風險。因此，“一帶一路”需要一些如絲般輕盈的輕資產項目，需要一些能載入史冊的標志性項目。

學習新加坡的“輕巧精準”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要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該戰略要聯動、聯通，要出重拳，但更要配合輕拳，不能亂出拳，要精準有效。

第一，項目要盡可能不留後遺症，且附加值高。目前，中國有好多如中鐵、中鐵建、中建、中電建、中交建等基建企業上路，但海外好建的路，基本都建了。此外，基建項目利潤率低（大概1.5%左右），且負債率高。中長期內，“一帶一路”的發力點應該從基建項目轉變為運營項目或高階服務項目。就像新加坡在海外基本不建港口，因為港口建設不是新加坡的優勢，但港口管理與運營是其長項，因此新加坡不僅獲得了高附加值的利潤，更贏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二，“一帶一路”不回避競爭、不排斥競爭。就像中日在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高鐵競爭，一個說價格低，一個說質量好，會有競爭，但最終會促進中日各自改進技術與競爭規則，提供更加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最終受益的是當事國。

第三，“一帶一路”不僅是要做項目、做園區，更重要的是做理念。中國和新加坡要在理念塑造上加強合作。因為“一帶一路”的成功在於形成共識，所以要加強政策溝通，特別是關鍵國家之間要建立聯系。但現狀是沿線國家多在猜忌，連基本共識都沒有，又怎么談深度合作？從本質而言，“一帶一路”是共同現代化，是專業化合作，需要統籌，需要有優先順序，更需要有標志性項目落地。

只有在經濟、文化上實現雙收益的項目才能叫標志性的“一帶一路”項目。該項目不是中國一廂情愿建的，而是對方真正需要的。就像在歐洲，中英合作較為順暢，原因是中國可以提升英國的港口、生產線等硬體，而英國可以助力中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種合作是兩廂情愿、一拍即合。

新加坡很會發力，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新加坡在中國修建了一個標志性的園區——蘇州工業園區。此前新加坡媒體對於本國政府在蘇州工業園區的表現評價一直很低，覺得新加坡當年做了一單虧本買賣，是“叫好不叫座”。但是近來新加坡媒體的評價逐漸有了轉變。2009年3月的《聯合早報》稱：“新加坡雖然沒有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上賺到錢，但園區為新加坡贏得政治上的無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記錄和聲譽，這些優勢讓我國（新加坡）在中國爭取到天津生態城和廣州知識城的合作開發權。”

新加坡很善於找中國的痛點，要解決中國在轉折時期的關鍵性問題。具體來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立的蘇州工業園區主要處理中國產業升級的問題，要解決引進技術、吸引外資、解決就業、地方財政等“硬問題”。中新天津生態城要處理中國城鎮化發展遇到的生態瓶頸問題，要解決等人與自然關係緊張、人與人關係緊張等“硬約束”。中新廣州知識城，同樣是按照新加坡“產業園區化、園區城市化”的模式，規劃知識產權綜合聚集區、騰飛科技園、高階智慧裝備和智慧科技園等10個知識型的專業功能園區，該城的發力點在“智慧城市”方面。

其中，中新天津生態城是國務院批復的第一個國家綠色發展示范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間合作開發的生態城區。天津生態城位於一片鹽堿荒灘上，先天條件惡劣，改造難度大，是由1/3的鹽堿荒灘、1/3的廢棄鹽田，還有1/3被污染的水面構成的。中新合作就是要在污染土地上建一座能夠體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和生態文明理念的新城，對中國乃至類似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的示范意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項目，是樹口碑、贏人心的項目。同時，新加坡在華園區建設要努力推動新加坡企業走出去，而且是被中國政府請進去。所以，新加坡有關清潔技術、生態科技、資訊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等類型的企業“組團入園”。

除企業外，新加坡的優勢服務業如金融業也要入園。新加坡銀行機構已經開始在兩個園區開展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點，如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股權投資基金人民幣對外投資業務、個人對外直接投資跨境人民幣業務等。可見，中國政府高度認可新加坡的貢獻，在新加坡有為的基礎上給予新加坡更多的“特權”。早在2013年10月，中國和新加坡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舉行會議並簽署協議，中國給予新加坡500億元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額度，使其成為香港、倫敦之后，第三個獲批額度的地區。

中國目前也在學習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不再單純做項目，重點在自貿區、園區以及金融服務等高階業務上發力。我預測新加坡會深度介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一是從沿海到內陸，除了做“海絲”，新加坡也會發力“陸絲”，第四個園區很有可能落戶在中國的西部；二是新加坡一定要做中國目前最缺乏的標志性項目，第四個項目應該不是工業園區、不是生態園區，而是文化園區或治理現代化園區，最後的名稱很有可能超越園區這個傳統的概念，形成新的模式。在中國西部，普遍遭遇農業人口城鎮化問題以及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問題，這一地區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如民俗、古村落、旅遊資源等，但有資源不一定有市場、不一定有國際競爭力，這一地區整體治理能力較弱，存在諸多的不穩定因素，是中國安全利益核心區。新加坡很有可能要在文化和治理能力上發力，打造有新加坡印記的、能夠記得住鄉愁的中國城市。

簡單來說，新加坡園區建設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要找準中國需求。新加坡是小國，不能夠提供中國所需要的所有產品，但要提供中國在不同發展節點上最需要的產品。

其次，要具有示范效應，要能夠以小見大，最好不重復建設。新加坡側重於“共用經驗”（experience sharing），該國在身體力行地講授如何理性地管理社會、實現商業的可持續性。換句話中，它在拿中國做試驗，但這種試驗對雙方有利。

最後，要展現國際化理念。新加坡精英很清楚，新加坡是小國，它的要素很難完全國際化的，但其理念可以國際化。借助中國的聚光燈效應，有利於新加坡在國際社會贏得尊重。新加坡在講述一種理念：幫助中國就是幫助世界，就是幫助國際社會解決經濟動力以及生態瓶頸問題，當然最終提升了新加坡的國家和海外利益。

總之，從“園區”（industry park）到“城”（city），新加坡開始體面地行走在中國，甚至很多人開始期待新加坡的下一個作為。的確，新加坡在中國的項目很有特點：做經濟與文化的雙收益項目，且不是批次在做，而是要打造精致資源，要有示范效應。其結果是，不論中國怎么發展，人們會記住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等，塑造的不僅是產業、城市，更展現了新加坡的思路、魅力。

就未來而言，筆者希望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定位除了獲取商業利益之外，還要提供東南亞的文化與政治公共產品。在文化方面，中新要共同傳承與傳播東方文化與核心價值，讓“一帶一路”有文化吸引力和價值感召力。在政治方面，要扭轉東南亞以衝突、矛盾為導向的負面話語體。東盟國家之間差異很大，在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之后，一提到東南亞更多想到的是摩擦、衝突，如南海問題、馬六甲困局等，在這樣的話語影響下，東南亞內部的摩擦會放大，國家之間的互動不是良性的；與中國的互動，東南亞國家開始考慮“選邊站”的問題，如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依賴中國。東南亞國家逐漸形成一個判斷，與中國親近，不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東南亞的諸多問題被貼上政治化的標簽，相關國家成為地緣博弈的棋子，且大家開始盤算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最終結果，亞太以及東南亞的經濟動力減弱、心理距離疏遠，“一帶一路”就是要重新回歸主題，讓合作與發展、穩定與繁榮成為這一區域的優先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