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為何在「吃光主義」道路上漸行漸遠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撰文指出，英國脫歐公投，舉世錯諤，脫歐派戰勝留歐派的結果，讓英國人自己、歐洲大陸都難以接受，幾乎可以認為，這乃是冷戰結束以來的一次標志性事件，其象征意義和長遠影響，有可能超過2001年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這可能和英國甚至整個西方長期以來的「吃光主義」道路有關。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英國人當前的舉動，是一時心血來潮，還是久有成因？背後又在反映什麼樣的事實？和將預告什麼樣的前景？

這可以從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徐復觀先生的幾篇文章說起。

上世紀60年代末，徐復觀先生從台灣東海大學退休，在移居香港後，撰寫過一大批國際問題評論，其中一些關於歐洲問題的評論，至今讀來仍振聾發聵，就如是在談論眼前現實。

茲舉涉及英國的幾篇文章為例。1972年11月11日載於《華僑日報》題為《一個民族的衰老》的文章中， 徐先生談起一件事情：他到陽明台看望孫哲生（孫科），孫先生問他「你認為英國為什麼現在不行了？」，徐先生舉了若干理由，但孫先生都覺得不是主要原因，而在他看來，肇因在於英國工黨的過分福利政策，養成了英國人民的惰性。

徐先生當時並沒有接受這種看法，但後來卻轉為贊同，在1974年2月12日刊於《華僑日報》的另一篇文章《英國在向「吃光」主義邁進》中，他說今天的英國人之所以過得悠閒而安定，一是吃帝國時代存下來的老本，二是吃國家供應的各種福利金與福利設施，不奮斗還能活得好，英國人不知不覺已走上了一條好吃懶做的道路，英國工人在國家經濟困難時，也只想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而不顧及其他。

關鍵是，英國政治家們為此提供了條件，他們為了爭取選票，一味迎合選民心理，提出許多福利諾言，把對工人、對國民的賄賂塗上福利的美麗外衣，以作為爭取勝利的手段。民主政治在英國的發展，使政治家不斷向民眾的過度要求臣服，這終將使英國人有一天會吃光老本。

徐先生的那些話，是在40多年前說的，當時一些睿智的歐洲政治家，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撒切爾夫人在上世紀70年代時，就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喜歡工人，但這是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懶惰的工人。」她主張要恢復英國的傳統價值，要求英國人民奮發獨立、自助而不是倚賴國家；個人向自己的命運挑戰，自己創造自己的地位與財富。

但撒切爾的擔心和忠告，在當時的歐洲並沒有形成廣泛共識，而在西方世界之外，那些相對貧困的後發國家，羨慕歐美日都來不及，更是不可能覺得西方有什麼「制度危機」。

2008年發生的歐美金融危機，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轉變，把歐洲和西方作為一種問題來談的人越來越多。德國《時代》周刊時事評論員約瑟夫·約費指出，福利國家和民主制度已使歐洲各國政府與民眾形成「毒販和癮君子」那樣的、但卻完全合法的共同體，政府為了贏得選舉發放福利「毒品」，民眾上癮後希望得到的越來越多。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則指出，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際契約，將高額的債務轉嫁到後世子子孫孫。

那麼，這個「毒販」與「癮君子」的同盟機制，背後的哲學又是什麼呢？徐先生在《一個民族的衰老》文章中，指出乃是個人主義。很多人可能認為，英國和西方社會近代以來的偉大活力，是與個人主義在這些地方的興起密切相關的。徐先生承認這一點，他說個人主義的權利與義務的互相制約，曾經由一雙看不見的手，把英國人團結在一起，渡過了許多難關。

同樣是個人主義，為什麼現在不行了呢？乃是因為個人主義走向極端了。徐先生注意到，除了個人當下要求增加收入以外，作為一個國家的全般痛癢，英國人已經漠不關心了。這種過分的個人自私， 已使英國民族由壯而老。

長久以來，非西方人看西方，認為其制度具優勢，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西方社會的契約精神。然而，在1975年2月26日刊於《華僑日報》的《英國撒切爾夫的的旋風和迷惘》一文中，徐先生則指出，由於個人主義的過度化，社會契約的契約性已經非常薄弱，一個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狀態已被打破。

在民意政治的壓力下，今天有哪位發達國家的政治家，敢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那樣，理直氣壯告訴他的同胞「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削減社會福利、要求民眾忍受困難，這些做法別說實行，就是從理念的層面提出來，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因此感嘆：「我們這一代的領導人從不敢提『犧牲』二字。所有解決方法都必須是無痛的。」

徐復觀的那幾篇文章，都寫於差不多半世紀前，今天重新來讀，不難體會到，當前由英國脫歐公投而引發的西方世界的危機，實際上是其來有自、醞釀已久。（文章來源：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