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這么多國家領導人喜歡咨詢基辛格

尼爾·弗格森/著 洪姆/譯

為什么這么多的世界領導人——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不停地找在將近四十年前就辭去美國國務卿職位的亨利·基辛格咨詢問題，此間的理由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基辛格長壽。在這方面，巴拉克·奧巴馬是不同尋常的。他是自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起，第一個不尋求基辛格建議的美國總統。周期性地，評論者們總會敦促奧巴馬變得更“基辛格”一些。其他人則論證說，他在實踐上是基辛格那樣的人，盡管在修辭上不是。但具體說來，基辛格這個術語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常規的回答把基辛格等同於現實主義，一種以從嚴酷的國家自利的角度來冷靜地評估外交政策為特征的哲學，或者，用記者安東尼·劉易斯的話來說，現實主義是“以犧牲人性為代價，對秩序和權力的癡迷”。早在1983年，基辛格之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就把基辛格描繪成一個“信奉國家的保全……需要以犧牲內外對手為代價的無情與欺騙”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許多作家也單純地認定，基辛格是根據他可猜測的英雄，即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以及普魯士領袖俾斯麥——古典歐洲的現實政治的旗手——來塑造自己的。

然而，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他是一名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對基辛格有過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描述，認為他，和奧德修斯一樣，是“多面的”。比如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當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支援南越政府這個令人痛苦的問題出現的時候，基辛格起初是相信，南越的自決權是值得美國以生命的代價來維護的。而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摩根索，則極不同意。

“對於基辛格本人的智識能力，研究還不夠。”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基辛格確實寫過梅特涅和俾斯麥。但只有沒讀過（或有意誤讀）他寫的東西的人才會嚴肅地論證說，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復制他們的外交政策進路了。基辛格遠非一名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自從業之始就是一名理想主義者（注：注意這個詞在哲學語境下也指唯心主義者、觀念論者，這里我統譯為理想主義者，下不贅述）——至少在這個詞的三個意義上說。

首先，即便基辛格絕非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他試圖通過國際法和集體安全來維護世界和平）那一脈傳統中的理想主義者，他也不是一名現實主義者。基辛格拒斥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因為他覺得，這種理想主義之高尚，是一個（會導致）政策無力的處方。正如他在1956年對他的朋友歷史學家斯蒂芬·格勞巴德所說的那樣，“堅持純粹的道德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態度”，因為它經常導致無為。但基辛格知道，現實主義也可能會導致無力。作為從希特勒的德意志逃出，又在1944年身穿美國制服回到德國，在納粹最終的失敗中扮演起其角色的難民，基辛格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外交失敗付出了個人的代價。然而，正如他在1957年的一次訪談中指出的那樣，英國綏靖政策的締造者，斯坦利·鮑德溫和內維爾·張伯倫也“認為自己是強硬的現實主義者”。

其次，在哈佛的本科時代沉浸於伊曼努埃爾·康德著作的基辛格，是一名哲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不曾發表過的學士論文，《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就是對康德歷史哲學的一個敬慕的批判。基辛格的核心論證是“自由是……一種內在的生命體驗，而生命則是一個對有意義的選項做出選擇的過程”。“永久和平”也許確實像康德論證的那樣，是歷史的終極的、必然的目標，但從個體的視點來看，那種必然，並不構成對自由的限制。正如基辛格在其論文中寫到的那樣，“無論一個人如何構想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發生的時刻，它們的必然性也不能提供任何行動的指導……無論我們時候如何解釋當時的行動，這些行動，也終究是伴隨著（我們對我們）內在選擇的堅信完成的。”

再次，從其職業的早期階段開始，基辛格就是一名堅定的反唯物主義者了，他對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決定論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均抱有敵意。他在他的學士論文中論證道，允許”關於民主的論證變成關於經濟體系的效率的討論“是危險的，“后一個問題是在客觀必然性上說的，因此也就是可辯論的“。相反，”人們內心的自由之直覺……將拒斥極權主義，哪怕它在經濟上更有效率。“這個態度與他的同時代人，比如說，經濟和政治理論家瓦爾特·羅斯托構成了驚人的反差，對后者來說，只要資本主義的增長速率高於共產主義，冷戰就能贏。“除非我們能夠使自由的概念和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對新的民族國家來說有意義”，基辛格在《選擇的必然性》中寫道，“否則，人們大肆吹噓的，我們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經濟競爭……就是無意義的。”換言之，必須為自由民主的理想本身而保衛這些理想，不能依靠資本主義在物質上的成功來為它們辯護。這是基辛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作為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和文膽使反復提到的一個主題，而洛克菲勒三次不成功地謀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舉措，也都得到了基辛格的支援。

在2010年11月美國總逃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的討論《戰略武器削減條約》的會議上，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

“從領袖到講技藝的政治家。”

總的來說，居高位的時期會損耗一個人智識能力；身居高位並不會創造智識能力。由於幾乎學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辛格在任的那段時間，他自己的智識能力——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之間在哈佛，在外交關係協會，和為洛克菲勒闡發的那些觀念——得到的研究並不充分。我們應該正確地把他的觀念理解為一種對現實政治的創新性的批判——他的觀念提供了外交政策方面的至少四大洞見，我建議，奧巴馬，更不用說他的繼任者了，都該好好學學這些東西：那就是，1)歷史是理解敵友的關鍵；2)必須直面猜測問題，及其不對稱的回報；3)許多外交決策是諸惡之間的選擇；4)領袖應該擔心道德真空的現實主義的危害。

歷史是國家的回憶

在理想主義的哲學之后，基辛格在哈佛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歷史是理解國家安全問題的關鍵。“在對外交事務的研究——對作為行動單位的國家的研究——中，對歷史語境沒有意識的話，是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的”，基辛格在他的博士論文，后來於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國家的回憶，是對其政策之真的測試。經驗越簡單，它對一國用過去來進行的，對當下的闡釋的影響也就更深刻。”最後，基辛格問道，“誰會跟一個民族對它的過去的闡釋爭論呢？那只是它面對未來的手段罷了，而‘真正’發生過的事情，經常是不如被認為發生過的事情那么重要的。”對政治學家來說，國家“看起來……可能是安全安排中的因素。”對律師來說，它們看起來像是在一場永無止盡的國際訴訟過程中不斷互換位置的各方。事實上，基辛格寫道，所有國家都“認為它們自己是歷史趨力的表達。它們關心的不是均衡而是結果……是實現它們的歷史熱望的手段。”

在基辛格早年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典型的美國決策者在歷史方面的無知。他在1968年評論說，律師是“政府中最重要的一個群體，但他們確有這個缺點——那就是，在歷史方面不足。”對基辛格來說，歷史無疑是重要的：作為啟迪類比的光源，和民族自我理解的決定因素。美國人會懷疑歷史的重要性，但是，就像基辛格寫到的那樣，“生活在一個被廢墟（這些廢墟是人類先見之易錯的證明）覆蓋的大陸上的歐洲人，骨子里就會覺得歷史比系統分析要復雜得多。”

未知的未知項

和大多數學院派不一樣，基辛格很早就注意到，高風險的決策經常必須在把所有事實納入考慮范圍內之前就下判斷。“政策間選擇的關鍵……不在於‘事實’，而在於對它們的闡釋”，他在《重建的世界》中如此論證道。“它涉及一個本質上是道德的行動：一個有效性取決於對目標的構想，和對可用材料的理解的評估。”

這就是后來基辛格表述為“外交政策中的猜測問題”的那個想法。他在1963年的一次講座中論證道，決策要求向未知投射的能力。當一個人涉足新領域，然后遇到除他自身的信念外幾乎沒有什么可以指導決策者的困境的時候……每個政治家都必須在某個時候在他是否希冀確定性或他是否希望以來他對情況的評估上作出選擇……如果你想要可展示的證據的話，那么，在某種意義上你就成了事件的囚徒。

如果說，民主國家在1936年就反對納粹的話，那么，基辛格論證說，“我們就不會知道希特勒是不是一個被誤解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目標是不是有限的，或他事實上是不是一個狂人了。民主國家得知他確實是一個狂人。他們獲得了確定性，但他們也不得不為此而付出幾百萬人的生命。”

這一洞見，對核時代——在這個時代，世界大戰可能造成的傷亡人數將數以億計——來說有著深刻的意義。也是在1963年，在一篇未發表的，題為《核世界中的決策》的文章中，基辛格總結了他所謂的，冷戰決策者面臨的“恐怖困境”：

每一個政治領袖都有做最不費力的評估或做更費力的評估的選擇。如果他做最不費力的評估的話，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可能證明他是錯誤的，因此他將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如果他基於猜測行動的話，那么他將永遠不能證明他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他能夠讓自己在以后免受大量的悲傷……如果他行動得早的話，那么他就不可能知道那是否必要了。如果他等候，那他可能是幸運的，也可能是不幸運的。

關於猜測問題的關鍵點在於，回報的不對稱。成功的先手行動並不會帶來相應的好處因為，正如基辛格寫道的那樣，“成功的政策的本質在於，后輩們忘記了，事情很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的了。”喜歡先發制人的政治家更可能因為先手行動帶來的明顯代價而遭到譴責，而非為避開災難而受人贊美。與此相對照，拖延時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綏靖政策的本質就在於此——也不一定就會導致災難。而做最少的努力通常也是最少遭到國內抵抗的路線。

諸害相權取其輕

“世上不只對或錯，還有二者之間的無數道灰”，1948年，年輕的基辛格在一封給他父母的，具有啟發性的信中寫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劇，不是對錯之間的選擇”，他論證說，因為“只有最冷漠的人會選擇他們知道是錯的東西……真正的困境是靈魂的種種艱難，這艱難引起痛苦。”但簡單地，在外交政策領域，最難的選擇肯定是在諸惡之間做出的，因此，真正道德的行動，是選擇更少的惡（即便這個選擇在政治上更加困難）。

舉個例子，1957年，在《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中，基辛格論證說，在冷戰期間，維持某種權力的均衡，就要求這樣艱難的選擇：

我們肯定會面臨極不明確的情景，如內戰或政變……無疑，我們應該力圖預見這些事件。但它們一旦發生，我們就必須找到行動的意志，並在一個只允許在諸惡間做出一個選擇的情景中冒險了。盡管我們應該堅持我們的原則，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除非首先幸存下來，否則我們是不可能堅持我們的原則的。

這本書的哲學基礎是，一個像一場有限核戰那樣令人討厭的東西，也可能是更小的惡，如果替代（它）的選擇是投降或殲滅的話。在最後一章里，基辛格清楚地說明了一種關於更小的惡的普遍理論，這個理論課讀作某種信條：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行動限於這樣的情景——其中，我們的道德、法律和軍事立場是完全和諧的，且在那里，合法性與幸存的要求在最大程度上互相符合——的話，那就令人安慰了。但作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我們很可能是再也做不起那我們在我們更加安全的過去堅持的那種，單純道德的選擇了……與如此不明確的問題打交道首先要預設一種道德的行動：一種在不完整的知識的基礎上，為了不那么完美地應用一個人的原則而去冒險。堅持絕對……就是在限制自己，使自己不行動。

后來，在1966年，基辛格又在越南問題上做了一個類似的論證：“我們沒有決定只去面對那些最迎合我們的道德成見的挑戰的特權。”但到那個時候，他已經意識到，對北越的戰爭不可能通過談判來結束了。他已經親眼看到，美國“缺乏任何指導針對游擊隊的軍事行動、和建設一個國家的總體構想。”它那老一套的充裕資源和復雜官僚的處方不合適。而與匆忙地放棄南越或進一步使美國對北越的軍事行動升級相比，通過談判謀和平是更小的惡。

現實主義的幻覺

在他關於梅特涅和俾斯麥的著作——在他專論后者的那部未完成的書稿中表現得最明確——中，基辛格明確指出，他認為在外交政策領域，純粹的現實主義可能是有害的。“社會沒有犬儒主義的勇氣”，他在一個未刊的，關於俾斯麥的章節中寫道。“對人是原子、社會是力的堅持會巧妙地侵蝕一切自制。因為社會是根依近似來運轉的，也因為它們沒有做出細微區分的能力，一種把權力作為手段的學說，可能以使權力成為目的而告終。”

當然，基辛格是很欣賞俾斯麥的戰略的。也正是通過研究俾斯麥，他才看到了使對手互相爭斗的極端重要性。根據基辛格，在德國統一后，俾斯麥的新歐洲秩序靠的是他“操縱其他列強的承諾，以使得普魯士永遠比競爭的雙方更接近彼此”的能力。特別地，基辛格也很欣賞俾斯麥1887年《再保險條約》的含糊——這個秘密條約規定，德國和俄國中的任何一方，在對方卷入與第三國的戰爭時嚴守中立，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俾斯麥的繼承者放棄了這個條約，這就給歐洲外交引入了一種致命的剛性。然而，在他的論文《白色革命者》中，基辛格又論證說，對國際關係持本質上是達爾文式的看法，認為國際關係是一場為生存而進行的非道德斗爭的俾斯麥，是注定不能使他的地緣政治成果制度化的。

奧托·馮·俾斯麥和他的狗們，1891年。

在基辛格看來，民主時代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於人民傾向於偏好魅力型的領袖，而非有技藝的政治家。“先知的主張”，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寫道，“是完美的勸誡……[但]烏托邦除通過一個校平、錯位的過程外是不會實現的，而這個過程又必然侵蝕所有樣式的義務……[而]完全依賴個體道德的純粹性，就是放棄限制的可能性。”與先知相反，基辛格站在政治家這邊，政治家“必然永遠對這些努力持懷疑態度，不因為他享受卑鄙的操控，而是因為他必須為最糟糕的偶然做好準備。”政治家的悲劇，部分就在於他必須永遠是少數，因為“啟發人的不是平衡而是普世，不是安全而是非道德”。

那場七十年代秀

基辛格在政府的經驗也從許多方面很好地說明了最後這點。盡管一開始被媒體大肆宣傳為“超級k”，但他后來還是變成了左派和右派的尖刻攻擊的目標，左派譴責他在第三世界犯下戰爭罪行，右派則譴責他對克里姆林宮惟命是從。也許，如今鮮有證據表明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洞見被制度化甚或被人們記住這一事實本身就是這些攻擊造成的結果。

“不存在像美國外交政策那樣的東西”，基辛格在196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這樣寫道。只存在“一系列帶來特定后果的舉措”，這些后果“可能是計劃外的”，“國外的或國內的研究和情報機構卻要試圖給”這些后果“一種它們根本就沒有的合理性和連貫性”。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一樣可以這么說。基辛格對戰略一貫性之缺乏的解釋來自現代民主的病理學。他解釋說，和十九世紀的領袖不一樣，“現代管理社會的典型的政治領袖是一個有強意志、高能力——這個強意志和高能力使他當選——卻對他入職時要做什么沒有很大想法的人”。再一次地，在今天，我們一樣可以這么說。

奧巴馬和他的顧問們並沒有歷史方面的傾向。在2012年總統競選活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俏皮話之一，是奧巴馬對他的共和黨對手羅姆尼的嘲諷：“八十年代（的人）正要求把他們的外交政策給弄回來，因為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年了。”他是在嘲弄羅姆尼對俄國的描述，后者認為俄國是“我們的頭號地緣政治大敵。”然而不過十七個月之后，俄國就吞並了克里米亞，公然藐視國際法。奧巴馬2014年1月關於他“現在真的都不需要喬治·凱南”的夸口不久之后也成了一句空話。（喬治·凱南，美國前外交官、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戰略家，發明了針對蘇聯的“遏制”政策。——思想潮注）

然而，也許，在呼喊的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七十年代。那時，和現在一樣，美國的經濟也經歷著嚴重的休克，留下了持久的影響。1973年的石油沖擊就像是2008年的銀行危機。和理查德·尼克松一樣，奧巴馬也接手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軍事上說沒有輸，但在國內已經極不遭人待見的戰爭。對我們這代人來說，伊拉克就是當年的越南，唯一的不同在於，托像大衛·彼特雷烏斯和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那樣的指揮官的福，奧巴馬在軍事上打贏了這場戰爭。

也和尼克松一樣，奧巴馬面對的，也是一個更多地是沒興趣、有時卻又假裝有興趣發展友好關係的俄國：人們很容易忘記，蘇聯領導人勃烈日涅夫，在盛年時，也是一個像普京那樣的人物，不僅意圖在俄國的后院，更意圖在全世界行使權力。也和尼克松一樣，奧巴馬發現他的歐洲和亞洲的盟友極難管控。就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而言，今天西歐花在防務上的錢甚至比七十年代花的還要少。它們還忘了基辛格的那句古老的格言，即“無論何時，只要和平——被設想為規避戰爭的和平——成為一國或一組國家的首要目標，國際體系就落在了國際共同體中最冷酷的那個成員手上。”同時，亞洲人也正在和美國背道而馳，他們為應對中國崛起而發展自己的軍事戰略——他們認為，奧巴馬所謂的“轉向”亞洲是在騙鬼。而今天的中東，至少和基辛格那個時候一樣，依然是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亨利·基辛格在白宮會見總統福特和副總統洛克菲勒，1975年4月。

關於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無論你做何論證，這點都是不可否認的：從他的事業的開始（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基辛格就至少已經發展出一個戰略框架，在這個戰略框架內應對美國面臨的挑戰了，這個戰略的成分，是建立在上述的四個原則之上的。

基辛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設計的戰略有三個獨特的部分。首先，他力圖復興與西歐的跨大西洋(600558,股吧)同盟。為抵制西歐整合和西德的東方政策強大而內向的力量，他試圖復活美國與三個歐洲大國：法德英的雙邊關係。其次，他力圖在不放棄必須抵抗蘇聯的擴張、必須遏制蘇聯的強權這個原則的情況下，通過為美蘇合作——尤其是在戰略軍控方面——尋找機會，來使緩和(detente)這個概念變得有血有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開始覺察到，盡管中國有明顯的革命性質，但它還是可以被拉進權力平衡中的，而且，通過把美國拉近對抗雙方中的每一方，使美國比對抗雙方更接近對方，中蘇對抗也是可以利用的。長期以來，基辛格的批評者們一直認為他在執行此戰略時所用的戰術是錯誤的。但他們迄今也不能否認在一個“戰略的”的概念。今天，我們看到了沒有這種概念的近七年的果實。

美國的決策者（不僅是當前政府中的那些）太過於長期地低估了歷史對民族的自我理解來說的重要性。在一次又一次的決策后，他們未能把握猜測意圖的意義；有時還錯誤估計了先發制人帶來的好處，有時又錯誤估計了不行動要付出的代價。他們回避在不相稱的諸惡之間做出選擇，並且，躲在浮夸的言論背后，踐行著一種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永遠缺乏合法性的，犬儒式的現實主義。出於所有這些原因，美國發現它處在一場幾乎和1968年末的那場混亂一樣巨大的戰略混亂之中。我們急需一種基辛格式的進路。但首先，決策者——和公眾——需要理解基辛格的意義。(本文中文版選自公眾號《思想潮》，譯者洪姆譯自《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5年9月/10月號。作者：尼爾·弗格森，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著有暢銷書《文明》、《虛擬的歷史》、《紙與鐵》、《金錢交易》、《巨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