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屢遭爭議 死后為何好評如潮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3-12-23 09:04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屢遭同僚抵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師對他言事無忌也頗多爭議。他入官的推薦人晏殊就曾責備他“好奇邀名”;當朝另一位宰相呂夷簡也說他“務名無實”。但是,他死后的千百年來,士大夫和老百姓卻給了他昭若日月的評價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劉漫塘說“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清代袁枚稱其“黃閣風裁第一清”。范仲淹生前有褒揚有指責,有賢名有譏諷,所謂毀譽參半,但在死后卻好評如潮,甚至成為了士大夫的精神領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劃粥斷齏與少年志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誕生於河北成德軍(今河北省正定縣)節度掌書記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軍、武信軍(今四川遂寧市)、武寧軍(今江蘇徐州市)掌書記。范仲淹兩歲喪父,家道中落,當時母親謝氏還十分年輕,母寡兒孤,貧無所依,便帶著兒子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縣)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為朱說,並在朱家長大成人。朱文翰做過地方小官吏,對繼子並未冷眼看待,“既加養育,復勤訓導”,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今湖南安鄉縣)度過了他的少年時光,接受了啟蒙教育。
范仲淹一生讀書不輟,特別是多次遷居的青少年時代,每遷一地,都留下了讀書的遺跡,也留下了許多讓人感動的苦讀故事。在安鄉時,范仲淹曾讀書於當地太平興國觀,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張明先詩言:“荒臺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書臺夜雨”這清寂而優美的詩意,概括了范仲淹這段少年攻讀生活。
隨著學識的增加,范仲淹開始由要我讀書變成了我要讀書,雖然常常忍饑挨餓,但他不以為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后,范仲淹隨繼父生母回到繼父的故鄉淄州長山,讀書於長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飲食僅僅一碗稀粥,先冷卻,然后分成四塊,早晚各兩塊,再配以鹽拌韭菜末,“劃粥斷齏”成了他勵志苦讀的深刻寫照。
如果說長白山醴泉寺讀書是他自覺讀書的表現,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應天書院求學,則是為自立而讀書了。幼年喪父乃人生大痛,當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時,不異於當頭棒喝。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朱氏兄弟奢華浪費而不知節儉,范仲淹曾多次勸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勸說得不勝其煩,便脫口而出說,我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他聽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孫嗎?疑駭之下他四處打聽自己的身世之謎,最後才知道自己是姑蘇范氏之子。范仲淹是個烈性漢子,他毅然決定自立門戶,並立即離開朱家,負琴攜劍,求學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發奮讀書、學成迎母。這時,他二十三歲。
在應天書院求學,由於與朱姓決裂,生活一度沒了著落,有一頓沒一頓的,異常艱難。《范文正公年譜》上說他“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還說“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孜孜求學,倦怠時以涼水澆臉,饑餓時以稀粥為食,日夜與詩書相擁,五年未解衣就枕。南京留守的兒子與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讀情況告訴了自己的父親。留守很受感動,讓兒子送些美食給他,但范仲淹婉然拒絕了,說不是不感謝你的深情厚誼,但自己喝粥習慣了,也不覺得苦,一旦享受豐盛的飲食,以后喝粥就索然無味了,表達出清貧自甘、清苦亦樂的豁達。還有一次,宋真宗幸臨南京,南京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有人回來后問他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見其抱負的遠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經之旨”。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即奉母侍養,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個理想,也開始了他偃蹇動盪、赤心報國的仕宦生涯。進士后,他在《寄鄉人》詩中說“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對自己的苦讀生活也僅只淡淡地一筆帶過。[NT:PAGE=$]
先憂后樂與忠君、愛國、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御邊,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事復燃,范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市),后遷龍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今陜西延安)。御邊的過程中,范仲淹在戰略上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采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積極整頓軍備,堅持以守為攻,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時,范仲淹的御夏方針,為許多朝臣和將帥所不理解,一時被譏為怯懦。仁宗急於求成,采用了主動出擊的建議,結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戰中損兵折將,大敗虧輸。痛定思痛,仁宗才決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實證明,范仲淹堅持的戰略是著眼現實和長遠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韓琦的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陜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初步構筑完成,戰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當時民謠可以為證:“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此后,宋夏於慶歷四年(1044)和議,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范仲淹穩妥積極的防御戰略取得實效。
宋仁宗趙禎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於好大喜功、急於求成、善始不終。與西夏的戰爭久不能勝,使他認為強內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這也並非不正確,只是時機把握不準。當戰事稍停,他不顧西線戰略功虧一簣的危險,於慶歷三年(1043)四月,緊急調任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擇官長、厚農桑、修武備”等十項改革措施,拉開了“慶歷新政”的序幕。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余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這也確是給內外交困的宋王朝對症下藥、正本清源。但“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加上仁宗的有始無終,朝廷大臣的瞻前顧后,守舊勢力的頑固阻撓,使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慶歷新政”以失敗告終。
范仲淹的施政抱負雖然受到阻撓,但他憂國憂民的精神是一貫的,他為民務實的奮斗是持之以恒的。任職泰州(今江蘇泰州市)時,由於捍海堤年久失修,每當海潮泛濫,往往農田洗蕩,牲畜無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斷上書建議修復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終得到了朝廷的支援。經過官民三年艱苦卓絕的奮戰,在天聖二年(1024),一條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終於橫亙在洪水猛獸面前,外逃居民紛紛重返故園,生產迅速得以恢復。通州(今江蘇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一帶從此水旱無憂,當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績,將捍海堤取名“范公堤”。
寧死不默與不以利害為趨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辟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他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早在天聖三年(1025),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學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天聖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加上這之前他還諫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反映了他寧死不默的一貫精神。[NT:PAGE=$]
明道二年(1033),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今河南淮陽縣)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后不可廢,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復勸說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進京。歸來后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制成《百官圖》上呈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當,以權謀私。這把位居人臣之極的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的堅持,源於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於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於他許國忘身的精神。
近名與氣節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正賦》中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聖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守樸忠,外修景行”,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於他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注定了他無論是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來,馮道、范質之輩充斥於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操、曲學阿世者遍布朝野。范仲淹作為位起於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執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他誓言“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云龍道不孤”。正因為名節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於潔行而不耽於憂戚,見於大節而不屈於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於朝廷,“三黜專城”依然救民於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長遠,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勸仁宗:“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還對“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深感憂慮,對自己“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深表遺憾,至於自己身后之事,卻只字未提,表現出他一生堅守的大忠和大節。范仲淹經天緯地之才用之未盡,憂國憂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遺憾是泣血的遺憾,正如韓琦在《范文正公奏議序》中感嘆:“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 掌握全球財經資訊點我下載APP
文章標籤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