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出洋考察立憲結論：仿照日本推行憲政

摘自《1911年：中國大革命》 作者：馬勇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國內政治壓力下，於1905年10月17日宣布承認俄羅斯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人身自由和參政的權利，同意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制定憲法，擴大選舉范圍，召開國家杜馬，上下一心，講求自立之策。

俄國的訊息深刻影響了清廷決策者。10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面諭軍機大臣時強調，派員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是當務之急，決不會因為反對勢力阻撓而終止，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克服困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憲。兩天后，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諸大臣電商袁世凱、張之洞、周馥，擬聯銜奏請朝廷明降御旨，宣布立憲。袁世凱當即電復同意。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

俄國這一系列重要政治舉措為清政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喚起清政府后來居上急起直追的信心和勇氣。11月18日，清廷諭令政務處王大臣籌定憲法大綱，這一方面是先前立憲主義者一直強調的重要政治舉措，一方面顯然來自俄國政府宣布立憲的刺激。

中國國情還是與俄國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說，俄國比鄰歐洲，對於立憲政治不是不知，而是不為；而對中國來說，幾千年的政治傳統中，似乎根本沒有近代立憲政治的根基和因子，所以中國要想走上立憲道路，就只有向西方學習這一條路。11月25日，清廷諭令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人才，斟酌選擇各國政治與中國體制相宜者變通損益，纂定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

作為立憲政治的總設計機關，考察政治館兩年后改組為憲政編查館，直接歸軍機處王大臣管理，除了繼續關注外國政治有益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容外，兼管調查中國各省政治，下設庶務處、編制局、統計局、官報局等，在整個立憲運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資訊搜集分析和制度設計方面，發揮了不可取代的功能。

清廷正式宣布考察政治的決定后，獲得了國內外社會各界廣泛認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朝廷對立憲政治認識的大轉變，不管這種轉變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不管這個壓力是來自俄國的憲政改革，還是國內的立憲呼聲，或是革命流亡者的暴力威脅。輿論認為，派遣王公大臣到東西洋考察立憲政治，勢必改變中國人的政治常識，提振臣民對朝廷的信心信任和信賴，一旦中國踏上立憲政治坦途，中國的政治面貌、國人精神，都勢必有一番新氣象。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真誠歡迎和支援朝廷這一重大轉變。列強也對清廷的這個重要宣示表示歡迎，以為清政府在經歷了無數挫折磨難之后終於如大夢方醒，東方這條睡龍終於在日俄戰爭的促動下發生了改變。

走向君主立憲畢竟是中國歷史的大轉變，決非像許多革命者所揭露的那樣是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延緩革命阻撓革命的兒戲，清廷對這前無古人的重大轉變始終抱著謹慎態度，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始終不愿以個人情感好惡去左右著這個運動的進程。清廷之所以耗費巨資委派王公大臣前往東西洋各國實地考察，其實就是要取得直觀經驗以為佐證，然后再決定如何進行。

吳樾的炸彈沒有阻止住清廷立憲的步伐，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這一運動的加快進行，只是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清廷的規劃略有調整，且不再像先前那樣大事張揚。10月8日，清政府為了加強京師乃至全國的社會治安，仿照東西洋各國盛行已久的警察制度，創設巡警部，任命徐世昌為巡警部首任尚書。這樣，徐世昌出洋考察政治的任務自然無法繼續。至於五大臣中的紹英，由於傷勢過重，恢復緩慢，自然也不宜繼續遠涉重洋，考察憲政。幾經調整，10月26日，清廷決定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經過一番調整和慎重準備，考察政治五大臣重新出發，只是鑒於前次教訓，五大臣離開京師時，分兩撥進行，分期啟程，不坐專車，也不再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

12月7日，由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率領的出洋考察政治代表團第一路四十余人仍由正陽門火車站上車，至秦皇島轉兵輪“海圻”號前往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國太平洋(行情,問診)郵船公司巨型油輪“西伯利亞”號向日本駛去。這個考察團的隨員中還有各省派來隨行考察的官員，此外還順帶前往美國留學的八名學生，其中就有后來成大名的陳煥章。

戴鴻慈、端方這一隊在經過日本時稍事停留，參觀訪問，翌年1月5日抵達美國。2月16日離開美國，取道英、法，轉赴德國。3月24日，戴鴻慈、端方受到德國皇帝的接見。德皇在談到中國變法時，強烈建議中國要以練兵為先，至於政治措施，宜自審國勢，各當事機，貴有獨具之精神，不在徒摹形式。德皇的建議給考察團留下了深刻印象。接著，戴鴻慈、端方一行又考察了奧地利、俄國、意大利，並游歷了丹麥、瑞典、挪威、荷蘭及瑞士等。

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的另一個考察團於1905年12月11日自北京出發，翌年1月14日從上海乘法國輪船“克利刀連”號揚帆啟程。這個考察團也是先到日本，然后再轉赴歐洲英、法、比利時諸國。一路上也是前呼后擁，浩浩蕩蕩。[NT:PAGE=$]

經過兩天航行，載澤一行於1906年1月16日抵達日本神戶。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日本朝野確實期待中國的政治發展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朝野各界對中國憲政考察團的到來給予真誠歡迎，竭誠期待中國的覺醒，期待通過政治改革的中國能夠與日本攜手共進。1月22日，代表團抵達東京。25日，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覲見日本天皇，這是代表團在日本受到的最高規格禮遇。在此前后，代表團與日本政府現職各大員、故臣元老以及有關專家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則，政治沿革和損益等，相互交流，從容討論。

參與日本政治變革全程的老一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既向載澤等人詳細講解日本憲法，又對考察大臣所提出的一些疑問給予詳盡解釋，諸如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官吏任免、軍隊統領以及宣戰、媾和、簽約、發布指令等等權限究竟應該規範等。此外，伊藤博文根據日本經驗，反復提醒載澤等人，中國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無論如何不要讓君權旁落，君主立憲的要旨不僅是用憲法約束君主至上的無限權力，而且要通過憲法授予君主必要的權責，成功的君主立憲國必須做到主權集中於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於臣民。伊藤博文的這個告誡給載澤留下深刻的印象。

日本的經驗和熱誠贏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從兩國國情上說，日本的國情及其維新舉措確實要比歐美諸國更合乎中國的需求。所以，載澤等人對日本的經驗和制度格外推崇，他們將仿照日本推行憲政列為考察歐美日諸國的最終結論和優先選項。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標就是憲政，所以考察團每到一國，對於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變成了首要任務。久之，考察團成員對於日本和西方諸國議會制度有了新的認識，但其重點似乎還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維新為范本進行政治改革。

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的這個考察團在結束了對日本憲政的考察后，於2月13日離開橫濱赴美國。但鑒於考察團對日本經驗的高度重視，他們決定將隨員錢恂留在日本繼續考察，系統總結歸納日本立憲經驗，以便中國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參考。

5月8日，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抵達英國。5月15日，抵達法國。最後到達比利時。6月6日，長達半年的考察宣告結束，李盛鐸因為被任命為駐比利時大臣，不再隨團回國，就地上任。

經過漫長的考察游歷，考察各國政治大臣載澤、尚其亨以及其他隨員於1906年7月12日回到上海。7月23日返回北京。

另一路的戴鴻慈、端方等於7月21日返回上海。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等江浙地區絕對的立憲主義者先后四次與考察團會面，建議考察團速奏清廷盡快立憲，不可推宕。端方、戴鴻慈也真的在上海致電各省督撫，征求他們對立憲特別是立憲期限的意見。8月6日，戴鴻慈、端方一行抵達天津，又在那里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討論預備立憲及官制改革諸問題。天津學生八萬多人集體上書端方、戴鴻慈，請他們速奏朝廷宣布立憲，頒布憲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8月10日，端方、戴鴻慈離開天津回京復命。

在考察期間，五大臣中的李盛鐸出任駐比利時公使，端方於1906年1月5日由湖南巡撫晉升為閩浙總督，戴鴻慈則於1906年2月18日由戶部侍郎晉升為禮部尚書。這多少也說明清廷對考察團的肯定和重視。

兩個考察團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游歷了十四個國家，他們調查考察的范圍非常廣泛，所到之處自然首先參觀東西洋各國的新政設施，諸如議院、行政機關、學校、警察、監獄、工廠、農場、銀行、商會、郵局，以及博物院、戲院、浴池、教會、動植物園等，都是他們參觀考察的對象，由此獲取直觀經驗。在理念和理論上，考察團所到之處，不厭其煩地聽取各國政治家、學者等詳細講解各國憲政原理及其與他國的不同點，調查收集各國各種語言的憲政資料、法律制度，盡可能多地帶回國內，以便將來在實踐中參考。

五大臣出洋考察對后來的政治變遷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不要說他們幾個人在西方現實的熏染下，思想發生重要轉變，不再將立憲看成那么可怕的事情，而且在他們的影響下，慈禧太后、光緒帝的思想也有很大改變，確實意識到了中國的未來大概只能走上世界一體化的道路，即便是為了皇權永固，萬世一系，也必須有所改革有所進步，不可繼續抱殘守缺，食古不化，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尊己卑人，堅守君主專制體制，而必須像東西洋各國那樣，創建適合自己國情的新制度，以制度創新應對日新月異的新世界(行情,問診)，以內政革新創新去化解外交上的新問題新矛盾，只要國內政治上有辦法，外交上就有辦法。而內政上之有辦法，就是其政體能不能跟上世界形勢的變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東西洋各國之所以在過去若干年超越中國而前進，日趨強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動力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普遍采用了立憲政體；而中國之所以在過去的若干年里一敗再敗，日趨衰落，任人欺凌，主要的或者說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國依然固守專制政體。所以他們的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目前“霸國主義時代”，中國要想生存，要想發展，要想富國強兵，除了與世界同步，采用立憲政體外，別無他途他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