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良幣怎樣驅逐劣幣的

摘自《讀懂中國金融》 作者：曾康霖 張小軍 馬玥 出版社：化學工業出版社

貨幣的本質是一種信用，那麼，美元信任度降低，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本質上就是良幣驅逐劣幣。

如果說貨幣是一種信任感，就仿佛國家必須要對貨幣負責任，負責任的表現就是貨幣不貶值，但如今美元貶值，世界人民對此反對，最後會有一種貨幣代替它，這涉及的是貨幣流通的本質問題。

用我國的實踐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我國經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的時候，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出現了兩種或多種貨幣同時流通的局面。那時，曾康霖教授進行系統研究後提出了很多適用至今的論斷。

我們看雙幣流通或多幣流通，這種過程中，非常容易產生貨幣替代問題。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情況下，貨幣替代問題是一種市場自由選擇問題，是一種市場行為，但是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貨幣替代問題則會影響到貨幣發行自主權以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曾康霖教授對貨幣替代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認為，在金屬貨幣流通的條件下，因為劣幣是實際價值低於名義價值的貨幣，良幣是實際價值高於名義價值的貨幣。在市場交換中，「實際價值通過市場反映出來，名義價值通過規定的兩種貨幣的兌換比例體現出來」。這樣，如果這種貨幣幣材的市場價的比價大於這種貨幣規定的兌換比例，就是良幣；相反，則是劣幣。此時貨幣替代問題即表現為劣幣驅逐良幣。

然而，曾康霖教授通過系統考察我國深圳特區的雙幣流通狀況後，指出在紙幣和信用貨幣流通的條件下，貨幣替代問題則表現為良幣驅逐劣幣。他說，「在我國深圳特區人民幣與港幣曾混合流通，存在過港幣排斥人民幣流通的現象，這是由於人民幣與港幣兌換的官價與在自由市場上的兌換存在差距，同時由於存在着按自由市場上人民幣與港幣的兌換比率確定商品標價。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按官價取得港幣購買商品不容易，於是有的人在自由市場上去兌換港幣。如果在自由市場上兌換比率與商品標價的比率完全等同，則用港幣去購買與用人民幣去購買無所謂劃算不劃算」，「但事情還不僅於此。如在市場上有的商品能夠用港幣購買而不能用人民幣買，說明在紙幣和銀行信用貨幣流通條件下，如果兩種貨幣的購買力有差異，人們樂於使用購買力高的貨幣，而不樂於使用購買力低的貨幣。如果這也是個規律，則不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是良幣驅逐劣幣，即購買力高的貨幣排斥購買力低的貨幣。」但是，曾康霖教授同時指出，良幣驅逐劣幣也是有條件和前提的，有些條件是人為的，不是絕對的。

所以說，貨幣流通是商品流通賦予的貨幣的運動，商品流通是貨幣流通的前提。貨幣流通是一個涉及面廣、牽連因素多的問題。曾康霖教授在這個問題上也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

人民幣的信用貨幣流通規律

以銀行券和支票存款為代表的銀行信用貨幣為例，曾康霖教授提出，銀行信用貨幣既能夠在銀行體系內流通，也能在銀行體系外流通。

我們來看銀行券，它與紙幣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從發展歷程來看，銀行券以信用和黃金作為保證的，銀行券最初可以隨意兌換黃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黃金儲備大相徑庭，由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塌，金本位淪陷，銀行券不能自由兌換黃金了，逐漸演變成了類似於紙幣的東西。

可見，像銀行券這種信用貨幣的流通，本質就是信用的流通。

信用制度發達的條件下，貨幣流通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被信用經營所代替，即非現金結算，「信用貨幣在信用關系中產生，並以商品流通為基礎，銀行在提供貨幣的同時，伴生一種信用關系。這種信用關系反映在中央銀行與存款貨幣銀行之間，是中央銀行先授予存款貨幣銀行的信用，然後才是存款貨幣銀行授予顧客的信用。」

銀行信用貨幣量決定於銀行信用的規模和其他信用發展程度。推理可知，人民幣作為信用貨幣，其流通也是以商品流通為基礎，其流通規律受信用貨幣流通規律以及價值符號流通規律的制約。

貨幣收支不限於商品流通

根據馬克思貨幣理論，我們看到，商品流通決定貨幣流通，是貨幣流通的前提和基礎，商品形態的變化必須借助於貨幣運動。但是，曾康霖教授認為，貨幣收支即貨幣流通卻不能僅限於商品流通領域，因為貨幣流通不僅僅在商品交換領域發生。

他說，「貨幣作為價值形式的運動，它不僅能夠由商品交換引起，而且能夠由非商品交換引起，即由價值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引起」，因此，「流通中的貨幣需要量，就不僅取決於商品交換的價格總額，而且還要取決於價值分配和再分配的周轉總額」。

而我國的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相當數量的由價值分配、再分配而引起的貨幣收支，不是在價值實現之後，而是在價值實現之前」，「這種在價值實現之前而進行的貨幣收支，不是對已實現的商品價值形式的分配，而是對銀行新創造的流通工具的運用，其需要的貨幣流通量不可能包括在已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中。」

曾康霖教授認為應該辯證、實事求是地看待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因為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公式是從「復雜的貨幣收支現象中抽象出來的」，具有普遍性。但是只能確定為實現商品流通而需要的貨幣總量，不可能包括一切貨幣收支而需要的貨幣量，這些包括為支付勞動報酬而進行的貨幣收支，為履行財政義務而進行的貨幣收支，為貨幣借貸關系的建立和銷售而進行的貨幣收支等。因此，在分析貨幣收支時，應當從「商品交換與價值分配這兩方面考慮」，誠然，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增加社會中的貨幣總量，但信用關系的發展也會增加社會中的貨幣總量。

勞務就是商品

勞務是不是商品？以曾康霖教授的觀點，勞務是商品。「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務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勞務的價值還有它的貨幣表現即價格，這說明勞務仍然具有商品的性質」，從理論上確認了勞務是商品的觀點。

他說：「人們在生活中不僅要消費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商品，而且要消費以勞務形式存在的商品。勞務是以服務的形式提供給人們消費，消費勞務的過程也就是提供服務與享受服務的過程。人們消費勞務以後要提供等價物，也就是要以貨幣形式支付勞務費用。貨幣代表勞動者為社會提供勞動以後得到的報酬，它表明能夠從社會產品中領取的份額，享受勞務後用貨幣支付勞務費用，也就是把一部分對社會產品的領取權轉移給提供了勞務的單位和個人。所以，提供勞務與享受勞務也是一種勞務交換，用貨幣支付勞務費用，也是一種貨幣流通。」

不但勞務屬於商品范疇，而且，「精神產品的生產和轉移也需要貨幣流通，流通中有為精神財富的生產和轉移而存在的貨幣，而且從發展趨勢看，作用於這方面的貨幣與貨幣流通，將逐步增大」，將精神產品也納入了商品的范疇。此時，曾康霖教授開始跳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尊重經典卻又不迷信經典，已經潛意識地開始將勞動初步劃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並將這兩種勞動形式均納入到商品的分析范疇內，為我國後期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和調整奠定了理論基礎。

什麼是商品購買力

什麼叫人民幣的商品購買力？什麼又是物價指數？我們先來看貨幣購買力，按照曾康霖教授的扎實研究，它是從單位貨幣購買到的商品來說明貨幣的交換能力，而人民幣的商品購買力，就是指單位貨幣能夠購買商品的能力，它以購買到的商品數量表現出來。

物價指數所反映的貨幣購買力是名義購買力，在一定條件下，貨幣的名義購買力是按表明的商品價格量支付的貨幣所購買到的商品的能力。

曾康霖教授指出，「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社會購買力表現為貨幣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形成不完全是物質產品價值分配的結果，更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國家分配產品價值的結果。」

同樣，「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完全靠出售產品來滿足，更不是完全由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出售產品來滿足。因為產品的價值分配能形成支付能力，提供勞務也能形成支付能力，同樣，出售產品能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出售產品而只是提供勞務也能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滿足都借助於貨幣，表現為貨幣流通。既然它們總是在各單位和個人之間交錯發生，而且它們中的一部分與物質產品的生產、分配和交換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那麼，有一部分貨幣和貨幣流通也會與物質產品的生產、分配和交換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這就是說，為了媒介各單位、個人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滿足流通中除了物質產品的生產、分配和交換所需要的那部分貨幣外，還需要另外一部分貨幣。隨着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人們經濟文化生活的豐富，需要更多的貨幣媒介各方面關系的建立和消除，這就自然使得銀行的貨幣投放增加。銀行增加的貨幣投放是銀行的負債，負債是要償還的，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可以不償還，因為其中相當部分是長期負債，而且有增長的趨勢。即使要還，也不完全要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提供產品來償還，它能夠由非國營經濟的單位和個人提供產品和勞務來償還，因為增加投放的貨幣中有一部分是為它們的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滿足投放的。所以，在我國多種經濟成分存在的情況下，不能僅僅站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立場來看待貨幣流通，而要站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立場上來看待貨幣流通。我國銀行組織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貨幣流通，不是僅僅組織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貨幣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