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詢：中國改革的最終出路還是在市場化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在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着重談到了民間投資乏力的問題，要求進一步放寬准入，打造公平營商環境，並提出要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應該說，「民營經濟營商環境不好」不是新話題了，此次總理拿出很多時間再次討論這個問題並派出督查組，說明問題的嚴峻程度要求我們必須拿出更多的實際舉措了。今年一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5.7%，比去年同期降低了3%，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62.0%）也比2015年全年降低了2.2%。

李克強總理列舉了民營企業在地方受到不公對待的一些現象，其中包括：央企國企負責人前來投資、合作，當地會大力宣傳，但民營企業來談合作，政府負責人卻不敢和他們「打交道」，有些地方負責人見一下民營企業家還「偷偷摸摸」的；一些地方政府當前對民營企業不聽電話、不接材料、不予辦事，屬於典型的「不作為」。

李克強總理表示，盡管中央已經出台了一系列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但這些政策沒有完全落到實處，一些民營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玻璃門』、『彈簧門』，而是『沒門』。他強調各地要進一步放開市場准入同時優化服務，金融機構要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各項政策對國企和民企要「一視同仁」，並要求國務院督查組盡快拿出針對民間資本投資的修改意見，形成積極引導信心和預期、推動經濟向好的政策硬舉措。

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無論是在促進GDP增長方面、還是創造就業崗位以至增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民營經濟的貢獻度早已大大超過了央企國企，它們是整體經濟和社會保持活力與增長的根本，這點早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了。但在歷史和現實中，國企一直享有國家「親兒子」的地位，不論是其手中掌握的資源和權利，還是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他們都一直牢牢占據着絕對優勢，至今這點也沒有什麼改變。

而民企在現實的營商環境中則處處受限，國家在制定很多大的戰略、規劃時，根本沒有考慮民企，幾乎所有重大項目的設立、資金支持以及配套政策，也都是圍繞國企來做的。即便政府是發自內心想支持民企並在輿論上給予支持，但如果市場化改革不能落到實處，民營企業對未來的信心以及投資動力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依靠民營經濟的活力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設想也無從實現。

我們認為，民企和國企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只有「國退」才能「民進」，要解決民企生存環境的問題，首先就要大刀闊斧的推進國企改革，落實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國企從管企業轉向管資產。安邦很早以前就提出通過設立共同基金方式，將國企轉化為資本形式，通過資本投資來維持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同時又能充分以市場化的方式運作。我們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後來中央改革文件中提出國企改革要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就是改革思路轉變的反映。但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實際進展非常有限，市場上並沒有看到有哪些央企國企真正開出優惠條件向有實力的民企敞開大門。

其次，國家的法律法規應該減少對民企的各類歧視。政府的大量法規政策不僅對民營企業的各類產權缺乏法律保護，而且往往對民營企業的市場進入和市場機會構成壁壘，民營企業被禁止進入很多基礎性和關鍵性行業，被擠壓在那些競爭性行業；基礎性和關鍵性行業被行政壟斷企業把持。這些企業往往占據對民營企業和消費者掐脖子的位置。地方政府公權力還經常為國企「站隊」，導致非公平競爭的現象，加多寶與廣藥的紛爭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另外，不少央企國企可以少支付或不支付資源和土地費用，並享受政府高額補貼。可以說，如果沒有公平的法律法規環境，如果不能平等地對待各種市場主體，民營經濟要崛起就無從談起。

第三，銀行業應減少對國企的過度支持。國企往往可以從銀行拿到利率很低的貸款，而且因為是國家的買賣，搞砸了有國家買單，因此企業粗放經營、亂上項目，經營效益明顯低於民營經濟。一旦還不了貸款，要麼借新還舊，要麼債務展期，實在不行還有債轉股。國有商業銀行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時，相關經辦人員也往往不需要承擔額外的風險，只要這筆業務經過正常的風險控制，即便無法追回貸款也無需承擔額外的責任。但向民營企業發放貸款時，商業銀行為了規避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道德風險，降低了給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積極性，導致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此外，很多官員往往把民營企業視作惟利是圖、不關注大局之輩，雖然從GDP和就業等角度歡迎民營經濟，卻在內心深處抵制民營經濟，在他們看來，這些民營經濟很多時候並不如國有企業那麼聽話。我們的政府官員，如果不真正轉變對民企的看法，各類支持民企的政策恐怕也很難得到有效落實。

民營投資低迷，除了整體經濟下滑的因素外，民企整體地位不高、營商環境不佳是主要原因。政府只有切實推進市場化改革和簡政放權，並加快建立公平合理的法律環境和市場競爭秩序，民企的市場活力才能真正被激發出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國經濟改革的最終出路，還是在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