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改戰略：對內優化功能 對外發揮杠桿

金融創新是健全金融市場功能的重要一環，金融機構則是推動金融創新責無旁貸的主體。以“盤活存量、用好增量”為指引，金融機構應當在資產證券化，尤其是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上開拓創新，實現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融資方式和降低金融機構資本金壓力的雙重目標。金融被廣泛視為大國主導全球經濟的重要杠桿，要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

賴小民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蘊含了豐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導向，需要我們不斷地深入學習領悟和貫徹執行。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即將開展的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提出一些自己的認識和理解。

十八屆三中全會全力構建改革戰略支點

——正視市場經濟的地位

《決定》三次強調35年來的改革開放之路，是對打破體制機制約束、解放活躍生產力的充分肯定，凸顯了改革對於當代中國的時代意義和關鍵地位。“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當前國內外環境都在發生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矛盾和挑戰，一些因為種種原因而留存的障礙也在不斷地顯現和演變，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是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進入到攻堅克難的重要階段，這也是整個三中全會的基調。在《決定》全文的15項改革任務中，經濟改革占了6項，而經濟領域的所有改革都“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也是整個經濟改革戰略的最大支點。回首歷屆三中全會對於市場經濟地位的認識，從十四大的“基礎”到十八大的“決定”，市場經濟地位的重要性獲得了明顯的質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特地將這一“決定性作用”作為第一個重大事項進行解釋和闡述，從側面反映出中央領導集體希望通過完善與發展市場經濟來實現對改革的引領，進一步加快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

要突出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地位，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明確指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設定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這也是整個經濟改革順利推進的重要切入點。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調整，本質上是使微觀層面的簡政放權和在宏觀層面的強化控制相互結合，我們要構建的既不是過去陳舊僵化的全能政府，也不是西方自由放任的有限政府，而是一個讓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互為補充的大市場和強政府的有機結合。《決定》第一次把“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寫入檔案，意味著簡政放權、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將是未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這勢必需要重新調整目前政府干預經濟形成的利益格局，進一步細化干預管理邊界，審慎考慮政府替代市場的范圍、可行性和風險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積極挖掘經濟增長潛力

——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

《決定》首次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置於平等地位，無論是在功能定位、產權保護還是政策待遇上，都明確提出要實現各種所有制的公平對待。“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一項重要突破，打破了非公有制在與公有制經濟競爭過程中最大的“玻璃門”和“天花板”。當然，公平對待各種所有制經濟並不意味著國退民進，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政策核心仍然沒有改變。《決定》用較大的篇幅對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了改革要求，實質還是要繼續保持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而“混合所有制”概念的重啟，也明確指向了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維護和建設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決定》多次強調了公有制經濟的社會屬性，既要實現經濟資源高效率設定，又要履行對公共服務、戰略產業引導、環境保護、科技進步、國家安全以及保障民生等社會責任，但是如何實現兩者的平衡，顯然還需要在國有企業現代化管理制度和政府有效監管等方面進行深層次的探索和改革。

除此之外，《決定》對市場的準入、監管到退出都提出了統一要求，更加注重對管理實質和細節方面的把握，如明確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便利投融資渠道的審批和管理、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等，在擴大市場經濟的參與主體范圍的同時，將爭取大大降低整個市場的交易成本。

十八屆三中全會重點強化制度體系建設

——優化市場競爭的環境

一般來說，導致競爭環境惡化、資源設定失調的扭曲因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干預失當、職能定位錯誤，由於存在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制度偏向，導致宏觀調控缺少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裁判員充當了運動員；二是市場運行的失靈，在市場規則不完善的情況下，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到位，所有權人權益不落實，導致生態和環境成本沒有納入企業的生產成本，短視和投機行為取代了正常的資源設定。

對於第一個問題，《決定》明確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兩大措施，通過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簡政放權、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等改革方案，推動投資性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型，真正落實量入為出的財政收支平衡制度。

對於第二個問題，《決定》按照現代產權制度的核心要求,在積極構建各參與主體完整、平等的產權模式的同時，改變了在生態保護和資源使用方面簡單的“限、堵、罰”的管理模式，提出“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充制度”，通過完善碳排放權、排污權和水權交易制度，將資源使用和環境成本納入到市場經濟的范疇，實現外部成本的內化。這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思路，盡管還面臨著大量的資源產權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工作，但是未來粗放式經濟增長將越來越難以獲得發展空間。

十八屆三中全會戰略版面金融市場改革

——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基礎

金融市場體系是市場發揮資源設定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之一，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決定》的重點改革任務中，涉及金融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都已經啟動，可以預見，全會之后金融改革將在近年來逐步推進的基礎上加快步伐。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單一銀行，到現在我國已經擁有相當完備的多層次、多功能金融體系。金融體系的發展與改革對支援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按照羅伯特·麥金農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國金融抑制的現象還較為普遍。我國過去的金融制度改革重點是建立金融體系框架和發展金融規模，而《決定》則指明了我國金融縱深化的改革方向。

應當認識到，經過近年來信貸擴張，我國社會融資結構迫切需要“去杠桿”。《決定》以解決高負債率問題為契機，提出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和多渠道股權融資，將豐富我國金融市場的層次和產品，提高直接融資比率，有利於打造穩健的社會融資結構。另外，優化金融功能的核心任務是提高金融效率。《決定》提出繼續推進金融領域的價格改革，即利率市場化，這對長期以來受利率管制保護的傳統金融機構來講意味著挑戰，但也是改變思路向真正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轉型的歷史機遇。可以預見，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進一步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收益的平衡和協調發展。

金融創新是健全金融市場功能的重要一環，金融機構則是推動金融創新責無旁貸的主體。以“盤活存量、用好增量”為指引，金融機構應當在資產證券化，尤其是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上開拓創新，實現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融資方式和降低金融機構資本金壓力的雙重目標。另外，金融創新要充分考慮技術創新的大背景。近年來，互聯網的發展給金融機構和乃至互聯網企業進行金融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以西方自2005年興起的P2P借貸（又稱“人人貸”）為例，其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將民間借貸透明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對傳統商業銀行貸款業務的極大補充，當然，也形成了一定挑戰。在《決定》消除歧視、打破壟斷原則的指引下，現有金融機構應當以加速金融創新的方式積極應對擁有巨大能量的互聯網金融發展趨勢。

金融被廣泛視為大國主導全球經濟的重要杠桿。我國在當前國際貨幣與金融格局中的實際地位與經濟實力明顯不相稱。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戰略舉措已經開始實施，《決定》則再次肯定了金融開放的方向，顯示了全會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地位的決心。

自2009年7月我國啟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即“貿易結算化”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重大突破，另外，人民幣在國際投資中作為投資貨幣也就是國際化的第二步，也已經起步。以儲備貨幣功能為例，已有若干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從經濟規模、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和經濟競爭力等指標看，我國完全有條件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決定》則將成為這一歷史性進程中極為重要的檔案。

在戰術層面，《決定》提出提高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比例並促成外國企業在A股市場上市，這為我國金融機構發揮中介服務功能並打造國際競爭力創造了巨大空間。金融機構應當堅定“走出去”的信念，在國際化路徑、業務和人才戰略上取得深層次突破。

應當說，《決定》出臺是基於最大的社會共識，大部分的改革方案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趨於成熟。中央新領導集體之所以在多個領域開始推進改革，就是看到了各項改革的關聯性和系統性。當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也不意味著劇烈的制度突變，“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是需要逐步實現的過程。《決定》提出的改革路線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穩增長仍然是首要目標。對於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勢必還要有一系列的研究和論證，充分考慮地區差異和環境約束，或者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先行完善，對此我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