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北京太冷了 我指人！堅守或逃離成北上廣青年選擇題

90後周晨陽在北京工作了3個月，就「逃」回老家浙江台州。他說：「北京太冷了！」之後他補上一句：「我指人！」。堅守還是逃離？正成為越來越多在「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打拼的年輕人面臨的一道選擇題。

中新網引述《中國青年報》報導，周晨陽在北京做了3個月的房屋仲介，唯一介紹成功的那位客戶評價他說，「跟油嘴滑舌的其他仲介比，周晨陽很書生氣」。他剛走出校園，從麗水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後，周晨陽來到了北京，直接走進一家仲介公司。

他的月薪1500元(人民幣，下同)(約7237元新台幣)，加上仲介費裏12%的提成。他在北京工作這3個月的全部收入是4500元的底薪，和唯一一單2000元仲介費的12%，也就是240元。這4740元，並不足夠支付周晨陽在北京3個月的全部開銷。

「房租每月700元，一天吃飯要30元，一個月就要花費900元，3個月光房租和飯費就要4800元。」因為做房屋仲介，周晨陽更能深切地體會到北京房租的上漲。去年7月他初到北京，上班第一天看的房源就是東直門民安小區的一套兩居室，他記得當時的租金是每月6000元。今年3月，已經回到家的周晨陽跟同事通電話，得知那套兩居室已經漲到每月7000多元。

談起在北京的工作，周晨陽很失落。唯一一次成功的業務，他總共帶著客戶看了3次房子。看的第一套房子，因為沒找到鑰匙，進不去，看第二套房子快拆遷了，第三次看房終於做成了他3個月以來的第一單。

周晨陽說，這位客戶人很好，好溝通，沒架子，每次叫出來看房子也都很禮貌、很含蓄。但是很多客戶不是這樣，他們會擺架子，也不在乎你的感受。

之前，周晨陽有一個馬上就要成交的客戶，對方是餐飲集團的老總，叫他的員工幫他找房子。那位員工年齡不大，好溝通，所以但凡有房源，周晨陽都會帶他去看，看了一個星期的房子，範圍越來越大，最終在國家展覽館附近找好了一套。員工電話通知老總，老總當時口頭承諾，員工說可以就沒問題。「我很開心，我想我可以開單了！」

但是第二天，老總一看那房子，就說不滿意。「當時業主也在場，老總沒說什麼難聽的，但是一回到他車裏，就開罵了。意思就是我把房間吹得很好，害得他上當。但我是和他的員工一起看的房呀，他員工是看到房子並且滿意了。因為是坐在他的車裏，我沒有回擊他。我也不善於與人針鋒相對，只是覺得很可氣，也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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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晨陽說，在北京，最大的沮喪就是看不到未來，沒有歸屬感，沒有安全感，沒有人幫你，沒有人真心把你當朋友。最孤獨的時候，是坐地鐵的時候，雖然車廂裏都是人，但都是不相干的人。

「有一次，在地鐵裏碰到一個同事，我沒看見她，她拉了我一下，和我打招呼，我回頭那一刻，覺得特別親切，是意外的驚喜。」

早上高峰最擁擠的地鐵車廂裏往往很安靜。人們低著頭，戴著耳機，車載電視裏發出清晰的聲音。人與人之間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詢問擋在前面的人：「下車嗎？」

地鐵駛進站臺，趕著上班的人們從車門下來，像一個個黑色的點，迅速凝聚在有限的幾個出口前，變成一塊越來越濃郁和雜亂的黑色，緩慢地向前移動。

年輕的周晨陽受夠了這種生活，現在他回家開起了網店，和在北京的冷遇相比，周晨陽覺得現在在家的生活很自在。衣食無憂，有三五好友隨時傾訴聊天。

周晨陽最後總結了自己的人生哲學：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靠自己硬拼，選擇一個親人、朋友、同學都能使上勁兒的環境，一路互相扶持著走來，其實也是很溫馨的。一個人在北京，看似了不起，甚至有點悲壯，實際上是不會做人，跟自己較勁。

周晨陽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當專家們還在從數據裏論證「逃離北上廣」是不是個偽命題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漲對他們發展空間的擠壓。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全國房租價格已連漲42個月，北京市房租價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來連續52個月上漲。9月，北京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同比上漲3.3%，其中房租同比上漲4.5%。

飛速上漲的房價，對許多打拼的年輕人來說，已經不是買不買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張床的問題。居住成本的持續上漲引發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漲，讓「堅守」更加艱難，也讓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越發遙遠。(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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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在「北上廣」的地下室裏苦守打拼，還是在家鄉的辦公室裏安穩地喝茶，兩種選擇，無所謂高低。然而「北上廣」這些一線城市，如何對待奮鬥中的年輕人，其意義卻不尋常。

最近，北京市啟動了7萬套自住商品房供應規劃，儘管其對房價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是從中卻可以見到，一座城市在與高房價博弈時屢敗屢戰的堅持。

雖然從數據上分析，由於地區差異，人口向一線城市聚集的趨勢短期內不會逆轉，但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輕心。毫無疑問，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奮鬥中的年輕人的一張床，那麼從長遠看，這座城市創新發展的動力勢必衰減，它的繁榮也難以走得更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楊舸說，從數據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廣」等大城市集中的趨勢。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記常住人口1961.2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萬人，增長44.5%。平均每年增加60.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8%。外來人口增長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京人員為704.5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來京人員增加447.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4.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0.6%。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這意味著，從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北京的外來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在今年初聯合發佈的數據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萬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來人口773.8萬人，增加31.6萬人。

「這是高於中小城市的增長水準的。由於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準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賴外來人口。」楊舸介紹。

楊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畢業後，她同樣面臨工作城市的選擇。「假設回到老家，只有省會的幾所高校可以任職；在北京，競爭多、機會多，有更多的科研機構、更好的職業發展平臺。」

毫無疑問，大城市能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就業崗位，也能開拓視野、增長知識。楊舸說：「從一個簡單的數字就能看到北京的優勢，北京有多少電影院，三線的小城市又有多少電影院？此外，在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方面，大城市與小城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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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一個社會都在加緊腳步前進時，也會有人想把腳步慢下來，因此有人選擇『逃離』北上廣。」楊舸認為，在一個陌生城市，外來人口容易被邊緣化，因此，人口的融合問題是研究的重點。我們應該構建社會的安全網路，這不僅包括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層面的。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完善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和條件，加強他們的社會參與，包括政治參與。

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角度來說，面對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發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他們的壓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導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進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騰籠換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

但是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不同層次的勞動力，人口不是「平白無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鄉結合部的零售業，並不需要太高端的勞動力，自然有適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兒，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這批人；又如北京的國貿，金融業發達，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進入。

在楊舸看來，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必然面臨著生活成本上升的問題，「說起來有些殘酷，但這就像物種進化一樣，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

楊舸說，由於房地產價格的高企，中國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處在同一發展時期的其他國家上升得更明顯。房地產泡沫讓物價水準一下子提高了許多。儘管人們寄希望於政府對樓市的調控，以期達到理性水準，但即便樓市不存在泡沫，房價的上漲也是趨勢。因為需求在增長，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廣」集中。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逃離北上廣」的現象不能被忽視。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

此前，由中宏保險與《理財週報》聯合發起的「中國中產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此次調查結果是通過對全國10個城市7萬餘名20~40歲中產收入人群發放問卷統計所得。

調查結果顯示，重慶、四川、江蘇、福建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

中國就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來，二三線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北上廣」自身的薪金等優勢正逐漸減弱。

葛玉好說，年輕人應該冷靜分析自己與「北上廣」等大城市之間的關係和問題，他們應該看到，除了「北上廣」開出的超出二三線城市的可觀薪金外，也應該考慮所付出的隱性成本，高房租、高物價、婚後孩子入學等問題，都需要納入考慮範疇。另外，與父母親人的分離，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這種心理成本因距離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往往比一線城市的大學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