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扭曲論背後的現實情景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業務局局長黃育川撰文指出，北京方面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調整預算結構上。國家控制着幾乎所有最重要的資產；回報（以租金和利潤為形式）主要歸國家所有，而非直接歸屬於家庭。除非將這類資產的所有權私有化，否則對整體消費需求的支撐依賴於提高服務業的占比，以及通過財政體系轉移給家庭的福利。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各方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看法從未像現在這樣沒有把握。對於北京方面——以及人數越來越少的樂觀者——而言，中國在未來5年里可保持大約6%至7%的增長率。但在更頑固的悲觀者看來，中國的增速即將大幅放慢至3%至4%，甚至更低。

對於一個受到如此密切關注的國家，人們會認為各方將形成一個共識看法。然而，中國引起看法分歧的來源在於，雙方都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高度扭曲的經濟體。樂觀者認為，只要加以應對，那麼扭曲可以成為提高生產率的源泉；而悲觀者認為，扭曲將引發經濟衰亡。我們該如何理順這個矛盾？

悲觀者看到，在中國，過多政府干預導致了多重風險的顯現，從債務水平飆升至房地產市場失控。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困境就可以搞垮一個經濟體，應對多重困境似乎將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在樂觀主義者看來，潛在的破壞穩定因素被夸大了。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大幅上升，如今約250%的水平被認為過高。但是，中國的這個比例只是處在中游——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低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大致處在外界對中國的預期水平。

新增的槓杆大部分推高了資產價格，特別是，如今的房地產價格（以美元計）是十幾年前住房開始私有化時的8倍。債務助推的房地產價格飆升，構成了一種需要應對的風險；但這也是「金融深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一件好事，因為市場在尋求為一項低估的資產確立價值。然而，在最近的債務水平上升中，越來越多的資金被用於扶持僵屍行業並償還國有機構（包括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利息，這加重了風險。

中國樓市處於過度建設狀態，還需要一年左右才能完全吸收過剩庫存，尤其是在二線城市。因此GDP增長率短期反彈不太可能發生，但是經濟硬着陸也不太可能。從中期來看，中國仍然擁有其他大多數步履蹣跚的經濟體所不具備的一些選擇，能夠重新進入一條適度快速的增長軌道，而不必太依賴不加區別的信貸擴張。在持有這一更寬宏大量的觀點的人看來，中國已不斷地超越人們的預期，漸進而又堅定地應對很多突出的扭曲，這些扭曲妨礙了其向更高效率的增長過程轉型。

然而，當前的挑戰比十年前更為嚴峻，那時要做的事情幾乎都在等式的「供給」側：提高系統的生產力。如今，持續增長也意味着要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起因是全球市場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在降低，而中國國內的投資需求也萎靡不振。過去，北京方面成功地實施了提高生產率、從而解決供給問題的改革，尤其是采取了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貿易自由化措施，並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啟動了第一輪企業和銀行業改革。

在解決眼下的需求和供應問題方面，北京方面可以利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聲明，特別是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優先推行的改革包括開啟更高效率的城鎮化進程，通過消除在大城市定居的障礙，讓勞動力自由流向更具成效的就業崗位集中的地區。這將擴大對城市服務業和相關投資回報的需求。通過縮小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回報率差距，也可以大幅提高生產率。除了正在試點示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還需要采取更為激進的改革舉措，其中包括允許更多破產以釋放資源，以及開放教育、醫療、金融、電信和能源等行業的服務准入，讓私營企業參與競爭。

在解決需求問題上，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屬於結構性問題。由於家庭消費（扣除物價因素）以每年8%這一全球較高的速度連續增長了10年以上，單純鼓勵家庭增加消費已經無法解決需求問題。相反，北京方面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調整預算結構上。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國家控制着幾乎所有最重要的資產；回報（以租金和利潤為形式）主要歸國家所有，而非直接歸屬於家庭。除非將這類資產的所有權私有化，否則對整體消費需求的支撐依賴於提高服務業的占比，以及通過財政體系轉移給家庭的福利。

在歐盟和美國，人們可以合理質疑社會福利支出是否過度。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約為其他中高收入國家和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的一半。財政改革如果帶來更強勁的財政收入基礎，並提高社會和環保支出，就能抵消投資下滑，並解決需求問題。再加上與生產率相關的改革，中國可以實現6.5%的五年增長目標、拉近樂觀者和悲觀者在觀點上的差距。然而，中國政府是否會采取此類舉措仍是一個問題——即便在樂觀者當中也是如此。（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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