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釗韜對近30年中國人類學影響深遠

與歷史學社會學等“顯學”相比，人類學堪稱邊緣，以至於給不甚了解的人最直觀的印象是：人類學家們扎根原始部落，為了解讀圖騰崇拜的意義；或是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只是為了探尋一種近乎跡的儀式……他們孤獨而執地尋找遠古文明的蛛絲馬跡。

這樣一個與現世關係並不明顯的學科到底有何意義？對於梁釗韜這一輩的人類學者來說，捫心自問這個問題顯得更加重要。他們是完整親歷人類學中國化過程的一代，既見證了解放前人類學風起雲湧的熱潮，也見證了文化人類學被列為“資階級科學”而被打倒，在這個大起大落的過程中，許多學者被迫選擇了放棄，甚至退而質疑中國不需要人類學。

梁釗韜是堅持者，也是實踐者。1981年，他復辦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為人類學在中國的學科地位正名，而且沒有採用當時更為流行的蘇聯模式，而是堅持按照更利於學科發展的美國模式來辦學，使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成為許多外國學者眼中“真正的人類學系”。南方日報記者特別專訪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黃淑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建民，以及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周大鳴，請他們解讀梁釗韜對這30年人類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學術評價

復辦人類學系奠定了30年人類學的繁榮

南方日報：復辦人類學系當屬梁釗韜被后世銘記最多的貢獻，這個過程其實也反映了人類學在中國的幾度沉浮。放在中國人類學發展這個大框架下，如何評價梁釗韜復辦人類學系的貢獻？

黃淑娉：梁釗韜復辦人類學系，不僅因為白手起家、艱苦創業為人們所稱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辦人類學系的指導思想和專業設置及課程結構都自成新的體系和新的特點。梁先生全面分析了國內外人類學的情況，總結了國內解放前后開辦人類學專業的經驗，借鑒了國外一些國家的經驗，並征詢有關專家、學者意見，提出與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四個學科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系的主張。

誕生在西方的人類學是在20世紀初傳入我國，至40年代末，有了初步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曲折的道路，從受壓抑到復甦走向振興。經梁釗韜先生的奮力籌劃，中大人類學系在被撤銷了31年后，在1981年復辦起來。后來，廈門大學、雲南大學等相繼重建人類學系。可以說，梁先生對中國人類學學科的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沒有他的努力，很難有后來這三十年中國人類學研究的繁榮。

王建民：中山大學是中國人類學發展得比較早的一個地方。早在1927年，中山大學成立了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籌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也設在中山大學，當時由傅斯年任所長，所裡第七組叫“民物學與人類學組”，楊成志作為助理跟白俄人類學家史祿國到雲南去做民族調查，史祿國因為擔心匪亂放棄了去滇東考察，楊成志獨自一人前往，在那裏做了田野調查，在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人類學研究傳統就在中山大學開展起來，招收碩士研究生。[NT:PAGE=$]

抗戰勝利之后，楊成志先生倡導在中山大學創建人類學系，將人類學教育從研究生擴展到本科，1948年就正式建立了人類學系。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政治變動的關係，人類學系停辦，人類學這個學科被批評為資階級學科，因為研究文化涉及到信仰、觀念，而被判定為唯心主義的，在當時受到了批判，人類學專業在全國範圍內被取消。因為當時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背景，人類學只保留了對生物、古人類、古生物方面的研究，跟考古學相關聯。但是社會文化這一塊兒基本上停滯了。當時也有一些人類學家去從事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當時梁釗韜先生做的重點就是關於考古和少數民族的研究。直到改革開放后，通過撥亂反正，才有了一個環境得以重新發展人類學的研究，重新認識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學術地位及貢獻。梁釗韜先生就是在這時率先復辦人類學系。文革以后中國大陸第一個人類學系就是在他的倡導下成立起來，這個對於中國人類學科的重建，人類學學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發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南方日報：除了在創辦人類學繫上的貢獻，如何評價梁釗韜先生在自己研究領域的貢獻？

黃淑娉：梁先生對百越民族研究得很早。他是第一任百越民族史研究會會長。他撰寫的關於百越民族史的文章，對於我國百越民族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關於馬壩人頭骨的發現，曾昭璇先生作了肯定。他認為“最先發現馬壩人的，應該是梁先生”。

1958年，梁先生對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引起國內外考古學界的矚目。他的這一發現，為西樵山石器時代的研究開闢了道路。梁釗韜先生在考古學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的就是他對馬壩人頭骨化石的鑒定。后來，經過有關部門復查確證為距今十三萬年前的早期人類頭骨化石。這是華南地區最早的發現，也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現的最重要的人類化石。馬壩人的發現，是梁先生的一大功績，在學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意義，它對我國乃至世界的古人類研究都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為這一發現填補了從猿到新人的中間環節，對了解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過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周大鳴：首先他的一些研究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比如他對百越民族的研究就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下只能做原始社會史的研究。這也是當時他主要集中在滇西和原始社會，把現在的少數民族看成原始社會的遺存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百越民族作為原始社會史的一部分，他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會把各種學科的資料融合在一起，就會提出一些觀點，有新意；比如文革時期他在北大做講座的時候就把少數民族部落和炎黃部落相比較，把各種各樣的動物看作是圖騰，這些都不是純歷史學，而是傾向於人類學，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類學和歷史學結合來研究早期的中國曆史和原始社會史。

此外，馬壩人等考古發現也是具有唯一性的。在推動學科發展上還應該看到，雖然當時粱釗韜先生的許多研究沒有能夠發表出來，但是他在學校任教期間曾經為學生編寫過不少教材，這些資料他也傳給了此后的不少老師，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大人類的一些課程都是使用他編寫的教材，而這些材料確實是先進並且照顧到了國內外的資料信息。

治學理念

多學科融合是他突出的治學特點

南方日報：后來的學者將人類學分為南北兩派。作為繼承楊成志南派的代表，梁釗韜跟他的老師相比，兩人的學術傾向和研究方向有什麼異同？如何看待南派和北派的分野？[NT:PAGE=$]

黃淑娉：楊成志是中國人類學的先驅。梁釗韜是他的學生。楊先生在解放前做了不少田野調查，尤其是1928年在族地區的田野調查，影響非常大。而從后期來看，梁先生做田野調查的深度和廣度可以說超越了他的老師，因此在考古學方面有很多建樹。

早期的中國人類學的特點，歸結起來，一是表現了理論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二是學者們共同探索人類學中國化。由於研究的主題和理論方法上的不盡相同，新中國建立前的中國人類學研究表現出兩種類型，研究者稱之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南方一些大學的人類學家們為代表，接受了早期進化學派的一些觀點，但更多地受后來的美國曆史學派的影響，並與我國傳統的歷史考據方法相結合；相對來說不大注重理論，而偏向材料的搜集和解釋。“北派”，以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為基礎，以吳文藻為首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們為代表。他們講理論、重應用，明確提出人類學中國化的學術思想。

無論南派還是北派，以及其他人類學者，都在尋求人類學中國化的發展道路。只是北派注重理論，提出一些比較系統的見解，更強調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南派則注重歷史研究，力圖以人類學的理論方法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並給國內各民族以系統的分類。

王建民：我不是特別同意南北兩派的說法。它是人們飯后聊的一種說法，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流派。嚴格的學術理論流派是有許多界定的。可能在學術傾向上，以中山大學楊成志先生這樣一個傳承來說，他們有自己的學術傾向研究上的特點。我認為呢，在20世紀前半期，有三種學術傾向，在那個時候，實際上還沒有形成真正的流派，只能說有了一些學術發展傾向。一個是中國功能主義學派，一個是中國曆史學派，還有一個是中國文化學派，當然那時學派還沒有真正建立，我說的是形成了這樣三種學術流派的傾向。那麼楊成志和梁釗韜比較偏向於歷史文化這邊。我個人覺得其實談論學派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做出扎紮實實的研究。

與楊成志先生相比，梁釗韜先生在人類學與考古學、民族學等的融合方面比楊先生要做了更多的實踐。楊成志先生雖然也有提倡，但在付諸實踐上面，還是梁釗韜先生做得更多些。相對來說，楊成志先生的研究主要還是對每個地方的民族學田野研究作為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梁釗韜先生在對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等方面的融合方面的研究作了更多的貢獻。

南方日報：梁釗韜先生一直強調東西方的融合和跨學科之間的融合，包括將民族學與考古學等學科之間進行融合，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從而對歷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說明。如何看待他的這一治學主張？

黃淑娉：梁先生是民族考古學的先導者。他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提出了“民族考古學”的新課題。1983年，他和張壽祺先生合寫的《論民族考古學》中，就認為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必須重視民族考古學，認為過去民族與考古兩門科學各搞各的，或“貌合神離”是不好的，應該合為一門科學。“‘民族考古學’之為‘民族考古學’乃在於科學不斷向前發展過程中，以‘民族學’的方法和資料，跟‘考古學’的方法和資料，與歷史學的文獻，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對於一些歷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說明”，並認為人類學、民族學和考古學都必須重視民族考古學。梁釗韜對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研究，是他對我國考古學的又一大貢獻。他在《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對遺址性質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說：“我們從上世紀50年代起，為了探討我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具體內容，用以追索古代百越歷史情況，曾將考古學、民族學、歷史文獻學加以結合作為印證和研究的途徑。后來我們將這種做法名之為‘民族考古’。”學者提出一個觀點是很不容易的，梁先生提出的這個觀點就是通過長期實踐得來的。[NT:PAGE=$]

總體來說，梁先生的學問很廣泛。這也跟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是受過多學科的訓練有關。他本科開始就讀的是廈門大學社會學系，受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鄭德坤教授和著名的人類學家林惠祥的影響下，使得他在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上都是有所涉獵，后來轉讀中山大學歷史系，指導他的老師有人類學家楊成志教授、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教授以及哲學史學家朱謙之等。后來，他進入中大研究生院深造，在導師楊成志教授和羅香林教授的精心指導下，除了繼續攻讀人類學、民族學外，還認真研究原始社會史及宗教學。

王建民：這個跟梁釗韜先生在中山大學接受的人類學訓練有關。他在中山大學接受的就是按照人類學的四分支(注：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來訓練的。在他的學術訓練裡，他就掌握了比較好的考古學方法和資料，同時因為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人類學受到限制，只能在考古學和民族學等領域做有限的研究，對少數民族的研究也是更多地強調歷史發展，所以，他在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機會去做更好的學術實踐。他原本的學術訓練，加上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實踐，使得他在考古學、民族史、歷史學這些方面就有了更多的體會和認識，可以把人類學和民族學、歷史學等很好地結合。

學術精神

人類學家是用兩條腿走出來的

南方日報：顧定國在《中國人類學逸史》中說“梁先生的一生是與他所倡導的學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經歷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沉浮，像楊成志、梁釗韜這一輩的學者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學術傳統和精神？

黃淑娉：楊成志先生說：“人類學家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而在科研中，梁先生堅持“不經自己核實的材料不能用，不經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不要寫”，他認為“作為人類學家，更要到現實中去尋找第一手資料，自己調查得到的材料，更為可貴。人類學的研究，既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又要有田野的實踐，光有空洞的理論是沒有說服力的。”可以看出，兩位先生都十分重視實踐和調查的作用。

中大的學術傳統保留得是比較好的。人類學研究一定要去親自調查才能有所發現。有的同學可能對於到偏遠地區做調查有顧慮。我們以前做調查，交通很不方便，就靠兩條腿，或騎馬、上山、下山，有時候下大雨都要騎馬，人很困倦，跌下馬醒來就發現自己躺在地上。現在各方麵條件都已經好很多。

王建民：人類學是一個非常重視應用的學科，因此扎紮實實、勤勤懇懇地去做田野調查，取得一手資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學術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就必須吃得起苦，必須要花大量時間，集中精力，腳踏實地地做研究。老一輩中國人類學家在這一方面是做出了楷模。

《中國人類學逸史》實際上是以梁釗韜作為一個焦點，來寫中國的人類學，梁釗韜這本書其實是想通過梁釗韜這個學者的經歷來看整個中國人類學科的一個發展，通過把歷史和個人聯繫起來，變得更生動具體。

南方日報記者 吳敏

實習生 梁小麗 高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