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iPhone在美國組裝

王恆利

[ 假如iPhone在加利福尼亞組裝，假設在蘋果工廠的周圍也出現了供應鏈，會出現什麼情況？工廠確實解決了就業，周圍也確實有可能形成繁榮的社區，但美國能否提供上百萬的熟練業工人？蘋果公司在支付足夠高的薪酬后，還能給股東多少回報？這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

利偉誠(Andrew N.Liveris)的《美國製造》是一本有趣的小書。這本書從美國的立場和視角出發(雖然作者的原籍是澳大利亞)，探討“製造業衰落”對美國就業、社區的種種影響，以及“復興製造業”可能性的作。

雖然談不上是一本嚴謹的科研作，但由於利偉誠是陶氏化學公司現任主席兼CEO，該書對業變遷的思考要比美國政界人物競選時的口號深刻得多。

利偉誠在書中不乏擔憂地認為，美國已經拋棄了製造業，這極大損害了美國的競爭力，工人們也失去了就業機會；製造業關乎未來，美國應該像德國一樣，動用國家的力量復甦製造業部門；進而，利偉誠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復甦“美國製造業”的若幹議程。

老問題：“製造業外遷”誰受傷？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美國失業率高企，這種觀點在美國頗為流行。几乎每年，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都會針對“製造業迴流”提出計劃與設想，作為對總統號召的回應，也確實有一些美國“離岸”公司將部分生回遷到了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是蘋果公司。去年年底，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表示，將投資1億美元，把設在中國的部分Mac計算機生轉移回美國本土。

談及“美國製造”及“中國製造”，蘋果公司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蘋果公司在其品的后上寫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加利福尼亞的蘋果公司設計，中國組裝)的字樣，利偉誠提出了一個假設，“蘋果手機后面寫‘加利福尼亞設計與組裝’會如何呢？這對美國經濟會有怎樣的不同？”，他進一步寫道：“如果蘋果公司把他們的工廠開在硅谷的研發基地旁，而不是在深圳，這將在加利福尼亞為整個供應鏈創造就業。”這家工廠變成新的經濟引擎，工廠中幾百人的就業就意味工廠外幾千人的就業。

對於蘋果公司這種全球分工協作的模式，中美兩國似乎都在抱怨。中國的媒體及網絡上充斥了如下聲音：蘋果公司站在業鏈的最高端；營業利潤達到30%，而富士康等代工企業每生一部iPhone純利不超過1美元。言外之意是，蘋果公司攫取了利潤的大頭，在“剝削”中國的勞工。

美國人的不滿則體現在：“若在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開工廠，所有的就業、所有的機遇和繁榮都消失了。新的就業和新的供應鏈在中國工廠的周邊出現，本應增加到我們經濟中的財富增加到他們的經濟中。蘋果公司的股東仍舊有收益，加利福尼亞的工程師依舊獲得支票。但是，他們的勞動果實在各地增長。事實上，每一個美國蘋果公司的工人就對應中國的十個蘋果工人。”

在抱怨中，雙方都忽略了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基本上都是在各說各話。不妨把富士康想象成一艘巨船，雖然利潤微薄，但卻有上百萬人在這艘船上工作，依靠它養家糊口；同樣，蘋果公司在美國本土未能提供生線上的業工人，可一方面公司豐厚的利潤回饋了美國投資者，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工程師、程序開發者等高薪崗位，要知道，科技在摧毀舊崗位的同時也創造了新崗位。

假如iPhone在加利福尼亞組裝，假設在蘋果工廠的周圍也出現了供應鏈，會出現什麼情況？工廠確實解決了就業，周圍也確實有可能形成繁榮的社區，但美國能否提供上百萬的熟練業工人？蘋果公司在支付足夠高的薪酬后，還能給股東多少回報？這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更重要的是，當三星等競爭對手在全球尋找生要素的窪地，想方設法降低成本的同時，僅勞動力成本這一項，已經置蘋果公司在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這會損害蘋果公司的競爭力。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工廠將不得不大量採用機器人(在中國，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富士康也在加大採用機器人)，這對就業同樣沒有裨益。經濟學家羅伯特·賴克——曾擔任過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勞工秘書——就曾說過：“即使美國閉關，禁止來自國外的製造業商品，我們仍舊會失去製造業工作，那主要是因為技術。”

新理由：貼近消費者

“美國製造”的黃金時代是在二戰結束后，1953年，僅通用汽車一家公司就創造了美國國內生總值的3%。在戰后的30年中，美國經歷了由製造業推動的繁榮。

1975年是個轉折點，此后美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製造業開始大規模轉移，但這之后美國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失業率也保持在相對穩定的區間，可見，業轉移與失業率並沒有相關性，美國的經濟轉型是成功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元氣大傷，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最高達到10.10%(2009年10月份)，現在是7.5%左右，失業率的元兇是金融危機，而非製造業外遷。

如果說十年前，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生，可能更看中的是廉價的生力，那麼現在，隨中國城鎮化建設的加速，跨國公司將製造基地留在中國，甚至加碼中國的理由又多了一條，在一個潛力不斷被發掘的市場裡，洞悉及貼近消費者是無比重要的。事實上，無數跨國企業也正在這樣做。

不妨來看看電視機業。世界上第一台電視機誕生在美國，這個業在輝煌年代曾僱用了很多業工人，后來生重心從美國轉移到了歐洲，接下來是韓國、日本和中國的公司主導了全球彩電格局。

我認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的觀點，他在《離岸的美國就業機會》(Offshoring of American Jobs)的書中寫道：“現在，在美國製造的電視機的數量為零。這是一種失敗嗎？不，這是一種成功。”

自大衛·李嘉圖時代起，企業家已經意識到要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比較優勢，合理配置資源。上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拉坦·弗農提出了“業梯度轉移”理論，隨原材料、人力等生成本過高，從業人數減少，企業因邊際效益遞減而無利可圖，不願意追加投資，或陸續停止生該品，最終造成資本外流，業正是由此從高梯度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低梯度國家和地區。

跨國公司的成功是托全球經濟一體化之福，得以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如果iPhone只是在加利福尼亞設計與組裝，那麼無論喬布斯有多麼聰明、多麼善於營銷，品設計得多麼完美，蘋果公司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功。

(作者為本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