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成功的獨特秘訣：拋開民主憲政另辟蹊徑

新加坡成功的獨特秘訣：拋開民主憲政另辟蹊徑

　　聯合早報網刊文指出，49年來的努力，新加坡能突圍而出，意味著這一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既是新加坡的社會資本，也是我們努力爭取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軟件建設。換言之，這一治理模式所塑造的新加坡，既是國家的無形資產，也是行動黨政府的優勢。國人有必要從現實政治和國家治理的難度去理解，才能從根本上掌控當下政治博弈的的維度。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近年來，當評論治國模式，認可西方民主憲政為最佳體制者，國民中不乏其人。撇開政治正確不談，探究成功治國的因素，或有助於對問題的思考。

　　人們應當捫心自問：新加坡的成功到底緣由何在？

　　從歷史看，工業革命后，兩百多年來西方世界的政治變遷，走過從資產階級民主向大眾民主過渡的漫長過程。由此締造的憲政民主體制，開創了政治博弈的新準繩。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以這一體制為傲，不遺余力加以宣導和推動，從而開啟了近現代政治史的規範版本。另一方面，近數十年的東亞國家，先從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的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卻展現了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通過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成功開創自己獨特的發展歷程。

　　這一現實，無疑深具歷史與現實意義。因為，學術和政治上，被賦予無可置疑地位的民主憲政體制，已受到現實政治無情的挑戰，折射出政治體制的不完美與相對性。這凸顯政治理念和體制需靠歲月沉淀，治國成效卻更考驗治國能耐與智慧。

　　同比過去50年，不同國家治理的歷史顯示：東西方曾在位的眾多政治領袖，不論他們是以何種政治信念從政，為了贏得政權，無不高喊國家利益為先。執政后，或許也曾努力過，現實的政治卻證明，只有為數不多的政治家能功成身退；大多數政治領袖都政績庸碌無為而終，不少人更淪為貪腐濫權的政客。由此說明，國家治理的成敗，現實上並不因具備特定的政治理念和體制，就能確保國家治理的成功。

　　之所以如此，就宏觀而言，一個國家的成敗，首先取決於自身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這可從兩方面評估：一是從自身歷史發展進程看；二是它與外在世界的處境與地位考量。治國的成敗，考驗治國者對世界的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演變的洞悉，只有那些有本事梳理出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治國方針、方案的治國者，才能成就大業。那些只會附和或追隨政治正確的治國者，庸碌無為也就無可避免。民粹主義投機政客的可悲下場，更是俯拾皆是。

　　就國家而言，治理的成敗，關鍵在於治國者的能力。這種能力又必須表現為：具有歷史使命感、政治誠信與擔當、高瞻遠矚的戰略規劃、運籌帷幄的規則運用、務實高效的社會政策取舍、出色的組織、動員與執行能力等等。執政黨和治國者一旦缺欠這些能耐，結局自明。

　　以此來審視新加坡的治國模式，就更能洞察政治的本質。當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以國家治理的獨特性需要為依據，因而形成以治理文化為特征的治國模式；另一種則以普世價值為依據，認為應形成以體制文化為特征的治理模式。前者表現為雖有民主憲政體制，三權分立的架構和機制，卻因國情的需要，在治國過程中，突出務實與績效，並以法治國，在漸進中建設國家；后者表現為國家的治理，應按照三權分立體制運作，人民應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讓政黨輪替體現體制文化。歷史的事實和教訓是：國家治理絕非有了體制或良好的從政意愿，就可以讓政治發展一步到位，成功垂手可得。

　　新加坡得以成為第一世界國家，國人得以享受高素質的生活水平和環境，說明治國者具備治國能耐，為人民造福祉，這是必須肯定且是主要的一面。至於國家建設中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則必須從體制缺陷、政策取舍、政策理念、宏觀調控等層面的不足加以探究和改進。當然，治國者的能耐和智慧是否保持一貫的高水準，也同樣值得關注。

　　49年來的努力，新加坡能突圍而出，意味著這一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既是新加坡的社會資本，也是我們努力爭取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軟件建設。換言之，這一治理模式所塑造的新加坡，既是國家的無形資產，也是行動黨政府的優勢。國人有必要從現實政治和國家治理的難度去理解，才能從根本上掌控當下政治博弈的的維度。

　　擺在眼前的問題是：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演變，應如何在兩種不同治理文化的碰撞中互動與過渡？就政治新常態以來的發展態勢看，不管喜歡與否，成功治國靠的不僅僅是正確的政治理念，和與之相適應的體制建設，關鍵還在於執政者是否具備應有的治國能耐。國人有必要在重視治理文化，與強調體制文化的較勁中，厘清治國的需要與政治發展需要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