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忠：展都遠勝遷都 北京應縮減非首都核心功能

金融界網站訊 2014年財經年會於2014年11月26日在北京中國大飯店正式召開。2014年，全球經濟仍處於危機后的溫和復甦期，新一輪經濟周期起點已經來臨。難題諸多，然再一次有望進入螺旋式緩慢上升階段。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局勢和格局，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多。如何未雨綢繆，既著眼於大局又盡早防范各類風險隱患成為關鍵。本屆年會主題為“2015：預測與戰略”。 夜話三：京津冀愿景與現實，北京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出席了會議並做了主題演講。

他表示：習主席說，堅持或首都核心功能，縮減非首都核心功能。習主席回答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學術的爭論問題。我自己的感覺，2000年左右以來，隨著北京的發展出現一些大城市病，一種觀點提出來要遷都，當然另外一種觀點是堅決反對遷都，包括我自己在內，因為把首都定在北京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除了軍事、國防方面的意義以外，就是平衡南北方。因為北方總體來說，發展條件不如南方。當然還有生態建設的需要，在這兒黨和國家領導能深刻的感受到中國的生態危機。所以，這是我為什么不主張遷都的。我們主張展都。這次習主席強調堅持或加強首都核心功能，調整或縮減首都非核心功能，我認為就是否定了遷都一說，我們應該是展都的概念。

北京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歡迎本節夜話的嘉賓入場。

蘇琦：大家晚上好，先請嘉賓就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研究部部長李善同、北京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天津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申小林、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杜立群。

這一節不是太好聊，真實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一定能敞開了說。我們盡量撿大家感興趣的問題，希望進行一些深入的探討。京津冀一體化的話題看起來很枯燥，沒想到像我兒子初二的孩子還對京津冀一體化感興趣。我兒子問什么叫京津冀一體化？我說反正我們的空氣達到了京津冀一體化。周邊不治理，光北京治理也沒有用。光周邊治理，北京不治理，也不行。所以，從空氣的角度，他理解了什么叫京津冀一體化。

整個京津冀一體化包含的內涵比較多，我們接下來還是根據舊有的慣例，每個人聊上10分鐘。比較感興趣的關於京津冀有關的什么都可以聊，但是我們希望聽到關於京津冀一體化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解決的方向。

李善同：京津冀一體化，今年說的不是京津冀一體化，我們叫協同發展。這跟一體化不太一樣，一體化是協同發展的內容，目標。因為要實現協同發展，必須得實現幾個一體化，比如機制和政策協調的一體化，基礎設施的一體化，要素和產品市場的一體化，包括生態環境的一體化。但這次，我們不叫一體化，從一開始就叫協同。我特意查了一下“協同”，過去我們經常講區域協調發展，協同比協調還近一步，這幾個地方不光注意協調，實際上大家還要齊心合力，得有動作。所以，協同跟協調不一樣，協同有新意的地方，更強調這幾個地區共同努力，去實現很多一體化。可能一體化是最後考核我們是不是協同發展的一個目標。所以，我覺得這次大家都非常期待。

談京津冀的發展有十多年了，在河北開過，在天津也開過，在北京也開過。我們今年再談這個問題，高度比過去要更高了。過去都是在各個省、各個市的層次來談，但這次上升到中央的戰略來談，所以，這次的高度很高，大家也很重視。

我先說這么點，因為下面還有很多機會再說。我知道楊開忠做了很多很深入的研究，聽他講更好一些。

楊開忠：這給我很大的壓力。我們最近在做兩個項目：第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應急項目，就是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政策研究。第二，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界都各自有一個聯合會，他們聯合制作的一個重大項目，就是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調整與縮減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兩個課題，我都是首席專家，我是首席專家組的組長。

我講講我們自己應該明確的基本問題。第一，一體化確實是有著豐富的內容，但我自己覺得，我們可能最主要推進五個共同：一是要有共同的區域核心價值，這個大家要取得一定的共識。現在地區差異很大，共識要取得也很難，如果沒有一定的共識和區域共同的核心價值理念，我們要成為一個圈子的人就難了。二是要有共同的區域制度。包括區域的社會制度，共同的區域政府制度，共同的區域市場制度。三是共同的區域基礎設施。四是共同的區域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基本的公共服務。

圍繞著這四大共同，這里面有幾個問題要解決：京津冀協同發展，或者一體化發展，在國家戰略里面到底怎么定位？這可能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我記得國務院第二次領導小組特別討論這個問題。根據我們的研究，能夠在這次戰略規劃或戰略思路里面明確以下幾個方面就感覺比較科學合理了：（1）這個區域應該與我們國家崛起相適應，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首都圈。這是總書記講的四個需要里的第一個需要。（2）這個區域應該打造成為我們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集合。具體來說，就是平衡南北方，帶動北方地區發展，平衡南北方的這么一個集合。（3）能不能把這個區域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中心區。（4）能不能把這個區域打造成為國家區域治理現代化的首善區。這是我們首都所在的地方，也是習主席特別關心的。我們國家大，區域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當然，我們還可以從生態文明這個地方有一個定位，這都沒有問題。但我自己特別想強調這四個方面。

第二，習主席說，堅持或首都核心功能，縮減非首都核心功能。習主席回答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學術的爭論問題。我自己的感覺，2000年左右以來，隨著北京的發展出現一些大城市病，一種觀點提出來要遷都，當然另外一種觀點是堅決反對遷都，包括我自己在內，因為把首都定在北京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除了軍事、國防方面的意義以外，就是平衡南北方。因為北方總體來說，發展條件不如南方。當然還有生態建設的需要，在這兒黨和國家領導能深刻的感受到中國的生態危機。所以，這是我為什么不主張遷都的。我們主張展都。這次習主席強調堅持或加強首都核心功能，調整或縮減首都非核心功能，我認為就是否定了遷都一說，我們應該是展都的概念。

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之所以北京這么擁擠，有城市發展內在的經濟規律起作用，也與我們的市場不完善有關係，比如土地價格的扭曲，還包括水電氣熱的價格扭曲，應該完善市場機制，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樣有一部分功能就會縮減需求。加強政府的規劃和政策的引導。在政府的規劃和政策引導方面，我自己研究，根據國際上的一些大都市，特別是綜合型的首都的縮減的經驗，一個非常重要的辦法，就是建設副都，我是主張叫國家行政文化新城。國家應該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認真地研究在北京周邊地區縮減首都非核心功能，什么地方搞一個國家行政文化新城。現在有不同的討論，一個觀點是北京向南延，一個觀點是主張秦皇島，各有利弊，我更傾向於秦皇島。

第三，我們這個地區的發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怎么跟習主席提出來的“一帶一路”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從絲綢之路經濟帶來看，主要有三大方向，中、蒙、俄，它的起點就是北京跟天津。還有亞歐新大陸(行情,問診)橋。再就是南部的以云南為起點到新加坡、到印度，這樣不同的經濟走廊組成的三大戰略方向。目前只有中、蒙、俄跟北京掛鉤，新亞歐大陸橋方向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叫做打造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新頻道，這個新頻道在哪兒呢？從河北的黃花崗到石家莊，再到寧夏，一直到新疆。這么走比從連云港(行情,問診)走近500公里。如果從石家莊來算比從鄭州來算近100公里。這樣來做意義非常重大，豐富和完善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之路，而且可以更好的實現習主席講的促進這個地方優勢互補，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習主席講了四個需要，第四個需要就是這個。所以，我特別建議，要把石家莊到黃花崗的這條線上升到戰略高度，目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覺得應該從國家戰略全域的高度要高度重視這個東西。再就是，把滄州建設成為地區非常有影響力的區域中心城市。我特別主張把石家莊的功能經濟調整，大力加強石家莊的商貿功能。

蘇琦：聽了楊老師的建議，我也感到很受鼓舞。但我也想提個醒，從01年以來，我聽到的類似鼓舞人心的建議很多，這次是不是借著戰略的春風使勁往上提一提，提到一定高度還得落下來，我們還得觀察。下面申總的想法，據我了解，濱海新區本身一體化也扯了半天。另外，怎么樣發揮企業的作用？

申小林：其實研究京津冀一體化的問題，我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樣本，作為一個在京津冀周邊活動的人，每一周我要穿行在北京和天津的動車路上。作為一個企業的負責人，參與了京津冀最近六、七年的快速發展的時期的一些工作。因為原來在北京工作，現在在天津工作。對京津冀一體化的問題，也有自己的感受。我發現今天來的年輕人比較多，可能更多的還是關心京津冀一體化給我們帶來一些什么影響？我們會有哪些挑戰？我們要尋找什么機會？剛才兩位老師是從國家的高度去講國家區域發展的戰略，還要保證中央和地方的區域的管理怎么協調。從我們企業來講，它是一個中觀的層面，因為是一個大型的國企，資產也很大了，涉及的領域也非常多。這六、七年的時間，我的感受是，京津冀的這個課題隨著我們邊干邊學邊思考，內涵也在不斷完善。因為霧霾這個事，北京和天津、河北，最起碼叫同呼吸共命運。我做過一個小的比較，北京的霧霾是400的話，天津濱海新區大概是300多，小於100大於50的這么個差。我有一項工作是非常公司的安排和節能減排。我感覺通過六、七年的工作，最新的一個體會是中央非常重視，省市也都非常重視，但是角度不一樣，很多的東西從理論到實踐，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差距。同樣落實到企業和個人，差異特別大。對企業來講，有些企業可能面臨著很多的機會。比如說，蘇老師講的很多的重要的基礎設施。大家知道，濱海新區在2010年的1月份成立的時候，就搞了一個十大戰役，我們公司參與了其中的六個戰役，很多項目，我們公司是作為主力軍參與進去。還有很多服務類的項目，包括我們一些金融企業的發展，金融實際上是個服務，包括酒店、航母。

通過這些年的工作，有一個很大的體會，這個問題已經變成我們生活中繞不開的一個問題。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越好，可能對大家的積極性的促進作用越大。同時，每個人對這個問題抓的越緊，從省市到公司，到個人，不同的層面上都會發現這個國家的戰略對我們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我打個比方，我每周在北京和天津之間走，交通問題在08年就基本上解決了，08年通的動車。08年的第二條高速公路，也是在我們開完奧運會之后通的。剛開始通的時候，08年金融危機，我印象特別深，有時候晚上我開著車走，就感覺這條路就像我的專用車道一樣，08年下半年，整個天津港(行情,問診)船的進出寥寥，現在再去看，我們的二線車已經很繁忙了，動車使用的非常頻繁了，經常兩地跑的人可能都有一張卡，可以方便的上車。這些東西的改變，的的確確是從國家的戰略高度，中央的最高領導人，這么多年陸陸續續去了不下十次，通過開達沃斯，包括視察，有發表了很多京津冀發展的指示。所有的這些落實到每個人，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學習。二是工作。三是生活。所以，我覺得要把最好的戰略藍圖畫好，最好的戰略制定好，最後落實到每個人，都應該在我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有不同的收獲。這樣的話，我們一個好的藍圖就會慢慢的落實。當然要落實這個很好的藍圖，要求提的是非常高的。比如對我們天津，叫宜居，現在碰到的挑戰是巨大的。我們有時候有一種感覺干不完的活，有很大的壓力。比如這次開APEC會議，國家的環保部門，安全部門，到我分管的企業去檢查空氣污染的問題，排放的問題，前前后后也不下十次。所以，我感覺需要多方面的去思考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需要各個省市的積極性發揮出來。這里要解決很多外部性問題和互補的問題，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是這兩個。為什么要搞京津冀一體化，其實要解決一個互補問題和外部性的問題，像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問題。要解決外部性的問題，大家只有凝成一股繩，大家要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像我們做貿易一樣，就因為比價優勢，互相比較。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可能以人為本的京津冀一體化能夠實現，叫樂得其所，生活的好，有一份好的工作，在京津冀的更高層面的人員的交流和人才的交流里頭，得到思想上的收獲。

蘇琦：申總以人為本總結的很好，楊老師、李老師都是從高空往下看，這時候我們看看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享受到哪些京津冀一體化的好處。話說回來，以人為本是一個觀察的角度，但是真正干活還是以干部為本。我以前看過媒體報導，燕郊出了20多萬人，把青春獻給了大北京。燕郊本身是河北的，交通方面之類的，你說以人為本吧，燕京的干部真比不上北京的干部層次高。

請問杜立群院長，北京也沒有一體化，跟周邊的最簡單的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好像還再扯皮。

杜立群：我是來自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叫杜立群，記者說我來算救場。今天有機會有這個機會跟各位探討一下京津冀協同發展。我主要講兩方面的情況：第一，我們做過的一些工作。第二，我自己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個人的認識。

今年習總書記2月份到北京來視察，完了以后開了一個座談會，座談會的第一部分是對北京的城市發展未來做了七項指示。另外，又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了五項要求。在習總書記來之前，我們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會同天津市規劃院、河北省規劃院做了一個京津冀城鎮群規劃要點，為什么講這個事情呢？這個要點，我們把從80年代以來，對於京津冀所有的城鎮發展當中的問題和規劃里面的一些情況梳理清楚。另外，能夠在三地的至少在城市規劃系統形成共識的部分都提煉出來。我們也提出了對於京津冀一體化，習總書記講的是協同發展，這樣一個內容提出了我們三家的共同的看法。實際上這是我們要點的工作。這些要點，我們在習總書記來之前一周，已經遞交給中央的相關部門，據說都分送到總書記和來北京調研的總理的人手上，應該說他們都看到了。所以，有習總書記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五項要求。

我們現在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規劃。原來國家發改委叫首都經濟圈的規劃，河北省也做過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的規劃等等，最後統一名稱叫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現在正在進行。國家發改委牽頭給各部委提出了九個專題的調研。我們這家單位是中央單位，把要點工作遞交給編制發展行動規劃的部門作為參考。中國工程院做了一個專家咨詢的意見，我們也把我們做的要點提供給中國工程院作為專家決策的參考。

最近北京在做城市總體規劃的修改，北京市是一個地方，在做總體規劃的時候，郭書記對總體規劃有一個新的要求，就是要把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改的一個新的戰略。所以，我們現在也在積極的落實。

這是我們現在進行當中和以前做的工作。

第二，我自己也有一些體會，京津冀協同發展，我總結了幾點：一是加強頂層設計。二是三地之間，包括中央在內，要凝聚一個在這個地區發展的共識。必須把這個地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個地區整體應該形成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城市群，而不是說這個地區只是和長三角、珠三角比較。我覺得這個地區更多的是參與國際上的一些競爭的群體。所以，對於凝聚共識，我覺得非常重要。三是這個地區現在迫切的問題可能是生態環境。這個地區可能要有一個生態優先的理念，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要以生態優先作為整個地區發展的前提。四是這個地區可能要加強整個制度的設計。五是京津冀地區非常廣闊，周圍之間的邊界交叉也比較復雜，我個人覺得，應該要突出重點。應該在一些重點的地區和重點的領域進行突破，把政策的整合用好，在整個京津冀地區才能共同推進這項工作。

蘇琦：針對杜院長談到的一些問題，我來問李老師。兩個問題我比較感興趣，關於首都經濟圈和關於城市群。首都經濟圈是從首都出發做的一個經濟圈，環首都經濟圈是從河北出發做的一個經濟圈，其實兩個經濟圈高度重合，但是不同的規劃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你會發現一個想往外拉，一個想往外拽，長三角、珠三角是不是匹配的更好一點，京津冀一體化是不是人為的因素更多一點？第二個問題，各個國家發展比較好的經濟帶、經濟區，都是以城市群為載體的，恰恰這一點，京津冀不太理想，除了北京和天津這兩個大城市之外，能想得出來的能夠匹配的城市一下子落差就下去了，城市群之間的配合也不是太好。您怎么看？

李善同：京津冀的研究做了很多，比較知名的搞城市規劃的專家們，也都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清華的吳良鏞先生，中科院也做過，發改委也做過。但是，究竟叫什么，現在我看他們一些研究的結果，好像沒有叫首都圈，也沒有叫環首都圈。我最近參加過中科院陸大道先生所做的一些研究，叫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這樣比那個環圈和首都圈更好，因為它特別強調這個地方有世界級影響的。因為中國在世界上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什么時候超過美國說法不一樣，但是肯定很快，肯定在2030年之前。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地方，特別是北京，現在已經成為各種流，比如說資訊流、技術流、人才流動、物的流動的核心，在中國來講是核心，在世界上，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講，北京、天津、河北，從產業上講是有很多互補的地方，而且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都存在的。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更好一點。包括把中國今後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說進去了，這個可能更好，更能反映現在這種國家的地位，包括地方的定位。

其實很多研究都說了，長三角那塊，上海以外有19個國家百強縣，出去北京以后，是20個國家貧困區，這種斷崖式的落差，跟長三角、珠三角都很不一樣。但這並不是北京的原因，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原因。我們到長三角去看，很多小的城市的中間，這么多年出了不少院士，有的地方出好幾十個院士，所以，不可能在短期解決這個問題。這可能是有歷史的原因，當然也有河北省的一些原因。當時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山東壽光剛開始種蔬菜的時候，北京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河北省離北京那么近，它並沒有把北京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河北省很多縣不如壽光的市場意識好。所以，形成這樣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

除了北京和周邊差距比較大以外，作為城市群來講，跟長三角是不一樣的，長三角是無縫連接的。但是到北京往出走，一大片農村。所以，各種城市的配搭不如長三角那么好。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石家莊的問題。我們也做了很多研究，我自己65年的時候在那兒待了一年，過去人家說石家莊是世界上最大的莊，因為它的成立比正定還要晚一些。石家莊市的GDP在全省GDP中間的比重，整個大石家莊的比重在全國排第20多位，當然有些西部地區，比如西寧在青海占的比重就比較高。如果把市轄區算進來，它排倒數第一。石家莊的發展，作為一個省會城市對整個省的帶動力是不太夠的。我們想一下，以河北省命名的大學有很多，一個是在天津，還有一些在保定，在石家莊的都是后來成立的。所以，要想把整個京津冀地區搞好，石家莊這個城市需要進一步發展。曾經我們也參加過一個石家莊北跨，在正定那個地方把功能進一步擴展，最近這些年沒聽到了。作為一個城市集群來講，河北省，特別是石家莊，怎么提升它的功能，對河北省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蘇琦：下面問楊老師一個問題。剛才您觸及到一個大家特別津津樂道的話題，就是首都副中心，還是副都，您是一桿子打到秦皇島去了，之前我們沒敢想那么遠，比如通州、保定、廊坊、武清。這里有一個問題，您設想弄到秦皇島是歸誰管呢？最後不管怎么掰扯，說到底京津冀一體化就是一個利益的重組。比如秦皇島歸為副都的話，是河北跟北京共管，還是中央直接就直轄了？

楊開忠：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假如要放在秦皇島，還有一個前提，就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區域治理的體制。剛才大家講到珠三角，我可以說一個概念，比如廣東省跟京津冀的人口基本上一樣，國土面積基本上面積，京津冀略大一點點。GDP也基本一樣。但是，另外一個就不一樣了，廣東是一個省下管三個一樣的東西，這邊是三個省市來管同樣的東西。再加上首都在這兒。所以，這個地方相對來講，區域治理更加碎片化。這樣的話，就有很多問題，比如提供一些區域性的基礎設施，提供區域性的公共服務。比如申總講到的外部性問題，天津跟唐山、跟秦皇島、跟承德，在一定程度上要共用南河水，上面多用一點下面就沒有水用了。在這個地區，要實現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必須在區域體制機制，或者區域治理結構上取得重大突破。

怎么來突破呢？有不同層次，站在省級區劃的高度來看，合並肯定是不行的，沒有照顧到多樣性，很多問題也很難解決，不太現實。但是在上面加一層進行區域性事務的協調，可能還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建議要做一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委員會，委員會由三地和中央一塊琢磨區域性事務。另外，落實下一步思路和規劃的時候，要考慮這個地方的省際行政區劃如何優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至少要解決兩個半問題，第一是解決流域流到不同地區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像南河流域，能夠放到一個地方。這是解決了外部性問題。流域的、環境的、生態的，特別是生態跟流域方面。第二是北京和天津交通擁擠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喜歡開會，經常要往石家莊跑，這樣就會給北京帶來交通的問題。通過省際行政區域的調整，來避免這樣的問題。假如秦皇島作為一個新城怎么管理，也許用天津的方法。但是，如果做這個事，應該有一個特別的制度安排。這種特別的制度安排留給大家去想象。

蘇琦：你說加一層我腦子就瘋狂的轉圈，是不是添了多少部級的崗位。

楊開忠：肯定是要有一定級別的，沒級別協調不同。但是，它不是一級很正規的行政區劃，而是一個協調機構，它的規模不宜過大。三個省市應該讓渡一部分權限給它，同時中央也下放一點點審批權，否則沒法辦。

蘇琦：講到京津冀一體化，我發現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為政府太弱，不夠強。這樣一個行政化的區域，拍桌子拍的還不夠響。另一種觀點是市場太弱，根本沒有發揮基礎的設定作用。還有一種觀點，該強的地方不強，該弱的地方不弱。申總怎么看這個問題？

申小林：在我的腦子里，我們的政府在推動一些重大的任務完成，推動自個兒家里頭的一些重點的問題解決方面，沒有第二個可以替代政府的作用的。包括做很多種長期的事情，地方政府說出去的話，也比老百姓在底下講的管用。所以，我們的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大家都講企業，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客觀講，國有企業更多扮演的是政府的兒子，干活的職能。現在京津冀有別於長三角、珠三角，和其他任何一個能夠建城市群的地方。我覺得民營企業現在發揮的還不太充分，沒有很好的民營企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是首都，河北和天津也是跟在首都的邊上有關係。大家過多的目光投向了政府和官，這種文化決定了我們的市場發展還不夠。實際上推動京津冀的一體化發展，我認為兩方面都要動的，政府要動，但不能亂動。底下的市場主體要動，但不能瞎動，而且動作需要大的時候它沒有力氣動，為什么？它發育的不完善。政府想動的時候，它有很龐大的體系和架構。我個人覺得兩方面都要去做。

比如治理霧霾，這是我們搞京津冀協同的底線，這種底線要守住的話，需要巨大成本的支出。大家注意到沒有，前一段時間北京講治理霧霾，大氣污染，數量級我是知道的，報的數字不一定是很準確的，因為都是測算，未來四五年時間大概7000個億。這么龐大的支出，靠公共的財政支出嗎，還是用市場的辦法，讓搞環保的企業替政府完成這個很繁重的任務。這個問題提出來一定要解決，不解決的話，我們在這兒談都是空談。怎么去解決？我覺得兩只手都不能太軟。政府方面，碰到問題不能躲，該抓什么抓什么。另外，市場的力量能成長起來。所以，這里頭有文化的問題，也有體制的問題。還有很多年積攢下來的一畝三分地的文化，領導可能要求他們不要一畝三分地，但這里頭生活了一億多人口，誰不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呢。所以，解決動力和機制問題，又不可能不考慮人的需求。所以，我講的比較實在，企業也要考慮企業的需求，人要考慮人的需求。所以，我們考慮所有問題的時候，要留下一個空間，讓人在這個空間里得到發展，這個事才可能做成。市場和政府是一樣的，政府也是由很多官員組成的。

蘇琦：楊老師沒有敞開談，老是繞來繞去行政之類的，我感覺中國一體化做的比較好的，要么像廣東一樣的，就是一個省，怎么談都好談。要么像成都、重慶，我就是老大，你底下的縣市不是我的想進來就可以，我幫你把福利配備好，你把地讓出來。包括我們老家安徽也是這樣，讓他一夜之間投靠南京，他也愿意，投靠不了把底下的先收拾了。恰恰是京津冀之間這個事不太好作，您認為從城市規劃的角度，除了河北不愿意之外，固安、燕郊這些巴不得第二天到首都這個碗里來。我們能不能換個思路。

杜立群：行政區劃調整事權不在北京市地方政府，應該是在中央政府。我剛才沒展開說加強頂層設計里面要采取的具體方式。我個人覺得，現在大家談的都是京津冀三地之間的關係。從我自己的研究和認識來看，這里面更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四方面的關係。三地之上有一個中央，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最首位的關係。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習總書記的措詞，他第一個提的是首都的非核心職能，不是說北京的非核心職能，這里面第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央在里面要起到多大的作用，是這個地區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習總書記對京津冀協同發展里面，包括對北京工作的要求當中，把首都的工作變成了一個國家治理的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國家治理是什么，不是這三地之間的治理，更多的是中央怎么指導和領導地區的發展。所以，頂層設計重要的是要處理好這四方面的關係。而不是這三地之間行政區劃調整。如果處理好這四者之間的關係，能夠把個地區的核心職能，首都的核心職能發揮好，也未見得簡單的用主持人說的去調整這個行政區劃。如果處理不好，去調整行政區劃，恐怕也不一定起到多大的作用。

蘇琦：還有一個問題，無論中央怎么協調地方，中央是從地方來的干部組成的，天津別看排在后面，天津書記分分鐘當常委，北京書記都是政治局委員，河北更不用說了，這么多年都沒有出來一位。李老師提出要以首都為中心進行協調，這里面有兩層，一層按照市場經濟來說，北京就是各種流的天然的中心，當然石家莊也可以分流一部分。從經濟上來說，所有的城市是有政治級別的，所有的資源是按照政治級別來匹配的，我是政治局委員，多一層就不好弄了，我給你一個委員會，你去協調的時候，面對兩個政治局委員和未來的政治局常委，天平往哪邊不是很明顯嗎。

李善同：很多事很難從行政上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我們單位是只研究經濟問題，原來叫經濟社會發展中心。我覺得那些大的事不是我們考慮的，我們在這兒設計好多事，沒站在那個高度，有時候不知道那個矛盾在哪兒。我們只是在咱們這個屋里頭看好多事，但實際上可能要考慮各方面。

我覺得這里頭有很多是需要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事的，岳澤明曾經參與過日本東京的規劃，他說有些行政的東西，不符合經濟規律沒有用，因為他們那時候搞了工業限制法，要把工業從東京弄出去，還有大學限制法。實際上市場的力量，是更加集聚的，這是政府想擋都擋不住的。最後這兩個發展沒有用，設立了以后也不起作用。過了多少年以后就廢止了。當然政治體制的設計，有些搞政治學的人可以去研究，但我們現在更多的，還是從經濟規律來看，比如經濟聚集是一個市場的力量，聚集到什么程度，有很多規律性的東西，我覺得更多的研究這樣的問題。包括現在有很多事，比如我們跟歐洲的朋友在一起做一些研究時，巴黎市區的人有40%的人不開車上班，因為養車成本太高，不如租一輛車，因為他每天停在自己的樓下要花很多錢，很不劃算的。雖然我們現在用單雙號，但實際上還是止不住，大家還是要買車。因為我們沒有完全按經濟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北京地價這么高，停車占的地也要付成本。所以，現在有很多東西，應該認識到用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比用行政規定的東西可能會更好。所以，我們在整個研究中間，更多偏重於按經濟的手段解決很多的問題。當然體制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症結，體制機制是不能協調的，就會造成很多壁壘的問題。所以，我們這兩個方向都要解決，但是頂層的設計，還不是我們在今天這個房間里所討論的。

蘇琦：順著您的思路也能打開一條通路，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我們能把不符合經濟規律的東西慢慢去掉，這樣更有針對性。而不是在一張藍圖上畫來畫去，不行了再改。楊老師，我們現在老提新常態，既然這樣的話，是不是可以從GDP情結上走出一條稍微好一點的路，因為大家以前互相拽著不松手，就是因為我高風格，到最後GDP下來了，從政績上不好看。如果從考核標準上淡化一下GDP，通過一些另外的東西進行考核，會不會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更有促進作用？

楊開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確實我們在考慮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時候，一定要站在新常態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去考慮。新常態，習主席講了幾個方面的特點，從體制機制來看，新常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逐步走向法制化。你剛剛給李老師提的問題跟人治有關，我們這個區域恰恰要走向法制，一定是良法，既然是良法，就要有道，就要研究區域經濟或政治運行發揮作用的規律，只有把握了這種規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制定的法律才會是一種良法，我們的治理才會是一種良治。所以，我特別建議京津冀頂層設計里要提出來法治首都圈，或者法治京津冀，要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法，或者首都圈法。我相信，這是我們走進新常態，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向所在。這是第一。

第二，新常態從動力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要創新。我們過去都是靠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甚至把企業規模做大，靠規模經濟來驅動。今後的經濟發展要靠創新來驅動，習主席2月26號在北京考察時候強調，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和創新驅動，所以，把創新驅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這個地區是我們國家創新人才、創新資源、創新能力最強的，特別是在知識的創新能力方面是最強的。所以，這次頂層設計，怎么千方百計的在創新驅動或者創新體系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前面講了這個區域的定位，應該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創新中心區。沒有這樣一個創新的體制機制的大突破，是沒法達到的。

過去創新體系建設里，比較重視創新的技術服務體系，創新的金融服務體系，創新的法律服務體系，特別是前面兩個體系的建設，也比較重視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這些都是對的。但是，現在看來，恐怕要考慮再造創新的非常重要的基礎骨干，就是大學和研究院所這個微觀基礎。如果我們的大學和國家隊的研究院所，在體制機制方面沒有重大的突破，不能再造具有合力的微觀基礎，我覺得會受到限制。另外，可能要研究考慮，這個地方國家級的研究院所跟政府之間的關係怎么處理。在長三角、珠三角，創新和當地經濟結合的很緊密，為什么呢？我想跟科研方向選擇有關係。但是，我覺得大學、國家級的研究院所跟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關係，在那些地區主要是屬地管理，我們這個京津冀地區不一樣，所以，值得探討。

蘇琦：申總講到基礎設施的時候，我特別有感觸。這么多年京津冀一體化，只有一個抓手做的特別好，就是高鐵一體化。說了這么多一體化，高鐵開到的地方迅速分流出去，而且當地的房地產也會漲錢。基礎設施一體化是可以先行的，而且我發現只要是政府花錢的事，一體化起來都比掙錢的時候好弄一點。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如何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比如中央做好頂層規劃，然后交給市場去做，申總有什么好的想法？

申小林：我也沒有更多、更好的想法，據我了解北京到天津修的這條路，也是幾個國有企業持有不同的股份，形成一個公司，但本身也不賺錢。從理論上講，基礎設施投入有它的屬性很復雜，解決起來比較難。在我們過往發展的歷史里，在解決基礎設施投入方面，還是所在地的政府發揮了很強的職能。作為一個任務交給誰去做，完全靠著市場自己的機制發生作用，它是不一樣的。當然現在關於基礎設施的投入、產出問題比較敏感，而且在很多地方形成了很高的地方債。現在也在探索所謂PPP，BOT等新的融資和投入的模式，但萬變不離其宗，最後成本總是要由產出來償還，如果不夠的部分，要么政府從財政里拿。所以，基礎設施是解決城市讓人、讓物流動起來的一個前提條件。

我感覺在基礎設施投入方面，跟地方的積極性有關係，但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實力有關係。過去很多年的發展過來，我們觀察了天津的一些數字，這個數字是給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大的壓力。這個問題我來回答還回答不清楚。要解決這個問題，我的體會是，政府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要想政府繼續發揮更好的作用，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說地方發債，現在權力已經下放到省市級了，但是用市場的標準去判斷，即使把權力給了他，也沒辦法行使。所以，這個事情非常復雜。我感覺解決一體化的問題，還是要發揮一體化的各個主體，不同的省市自治區的積極性，首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最近幾年為什么大家還愿意到天津去，因為它的城市變得漂亮了，房子蓋的很好，而且交通方便。最關鍵的問題，到那里能找到可以談話的朋友，這跟它的經濟發展有緊密的聯系，所以，我感覺基礎投入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實際上軟件的投入也是要錢的，在某種程度上，軟件的投入也是一種基礎投入，比如提高所在地的人的文化教育水平，要辦大學，大學要實現遷移，蘊含了大量的投入問題。所以，要解決京津冀一體化的前提條件是解決基礎設施投入的問題，不管用什么辦法，不管用多長的時間，投入是肯定的，不投入永遠是在藍圖上。所以，我覺得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可能是保證一體化或者協調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家里太窮了，而且講話我也聽不懂，我憑什么跑那兒去。協同發展衡量的標準，人自由流動，物自由流動，思想自由流動，這也是和諧社會的標準。所以，投入問題，雖然很難，但是缺乏基礎設施投入，一切都是空談。

蘇琦：杜院長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光明的東西，您講到北京做了規劃，天津也做了規劃，河北也做了規劃，你們也達成了一些共識，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有哪些是可以落實的共識。

杜立群：我剛剛講了幾個觀點，要有一些重點突破。現在中央認識到這個問題，最近中央正式批準了北京新機場的建設，可能今年會開工。所以，以新機場為核心，我們原來做新機場規劃的時候提出一點，希望這個地區能夠形成一個區域合作的示范區。有一些政策，還有一些治理的理念，包括法制化的環境，能夠在這些重點地區有一個試點，我想對這個地區的發展應該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大家知道，新機場現在定下來，應該是一個面向區域的交通的基礎設施。我們現在也在跟民航部門、鐵路部門和交通部門，以及當地的各級政府協調，積極的推進整個地區系統之間的，希望能有一些高鐵和航空之間的共用的樞紐，這樣能帶來這個地區更大的集聚的效應。

另外，還有一些公路，地方的道路，包括北京的軌道交通的建設，可能都需要在這個地區集聚。我們希望這個地區能夠形成一個綜合性的交通中心。

新機場在北京的正南方，它可能會對於天津港口之間的物流關係比較密切，也在考慮跟天津港之間，包括濱海新區、天津產業區，能夠形成相應的方便的物流體系。我們想能夠在機場周圍，也形成一個綜合的物流的體系。我自己是這樣看，因為機場的規模很大，貨運量也很大，再加上鐵路、公路的這些方便的交通，這個地區將來能夠形成區域合作，或者經濟增長一個很好的基礎。如果是協同發展的好，這個地區也能夠形成相應的都市群。這個地區有一定的基礎設施條件，主持人講這個地區的發展，對於北京來講，有利於協調城市南北之間的不平衡問題。

楊開忠：交通非常重要。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幾個方面需要值得注意：第一，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將會形成一小時的交通圈。這個交通圈對北京來說，河北跟北京交界的一些地方，有可能跟北京形成一個就業集聚的共同圈，這樣年輕人買房子就可以過北京的邊界線，早買早得益。天津也是這樣，可能北京周邊是最明顯的。第二，這個地區是放射性的，今後由放射性的形成網絡狀的交通體系，這樣城市之間來往方便了。我相信，將來會有公交一卡通，旅遊一卡通，社保一卡通。

申小林：我比較悲觀，我說需要一個天文的數字把基礎設施弄起來。其實在解決資金的問題，有一些辦法是可以考慮的。第一，我們國家處在這么一個階段，要有更加的勇氣更加開放，利用國際資本，用多種形式來補充我們基礎投入的不足，不要僅僅局限於我們的財政收入和地方發債，其實可以多種多樣。第二，涉及到多個地方共同我開發的地段，不能有斷頭路，在這方面更多的有股權方面的合作。大家知道北歐航空公司很好，他們公司的股權是北歐的幾個國家一起湊份子湊起來的。除了市場能解決的問題以外，應該還考慮形成股權在一起集合起來形成公司，作為承擔這些任務的主體，就可以解決我修的路跟你修的路的差別的問題。第三，基礎設施投入的問題，還要發揮民營的作用，因為資本是流動的，我們討論了京津冀的協調發展，但是全國有很多的民營企業，不是在這個范圍里頭的民營企業，實力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了，他們手上還是有很多錢的，怎么引導到基礎設施投入里頭來，解決這個天文數字的投入問題。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現在搞基礎設施投入，應該有一個觀念上的大的創新。

蘇琦：聽到最後心里暖和了起來，前一陣我們同事拉我去大興買房子，看來是可以干一票的。綜合體的發展，以后還是有很多升值潛力的。大家有沒有什么問題要問。

提問：今天霧霾特別重，APEC會議那幾天藍天那么藍，各位能不能會診一下，京津冀一體化先把GDP和霧霾和老百姓的生活，能真正實現宜居的環境？

楊開忠：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洛杉磯解決霧霾花了40年，我們有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想也得花上5—10年，才有轉折性的大變化。但是，大家要看到，習主席到北京的講話，非常強調處理好環境跟發展的關係，強調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提高到一個更加高的戰略高度上。一般經濟規律都有一個曲線，剛開始經濟發展的時候環境都會加重，慢慢的會降下來，我們現在希望這個拐點提前，我看中央有這個決心。從規劃，比如生態環境的建設，我們要考慮形成一個環首都的生態帶，或者說生態公園，有的人叫國家公園，同時對空氣污染，大力的推進聯防聯治，為了好環境，河北現在產業結構大幅度調整，鋼鐵大大壓縮。

同時，南水北調過來了，我們未來十來年之內，將會有一百億的長江水流到我們這兒，這樣我們就可以喝長江水，生活會變得更美好。同時，節省下來的水可以更好的用於生態建設，凈化環境。所以，我相信，有大家共同的這樣一種認識，其實就是一種動力。有中央的決策和基礎設施的支撐，5—10年之內，我們的環境應該能夠有一個大的轉折，我比較樂觀。謝謝！

申小林：我補充一句，還是要樂觀一點。你想我們國家的最高首長跟我們呼吸的是一樣的空氣。因為我的工作原因，接觸這個比較多。我比較樂觀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各級政府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現在對各級政府的一把手主要領導的考核，像管安全不出問題一樣進行考核，那就是最嚴厲的考慮。在中國行政力量動員起來也是蠻厲害的。第二，在各個地方都成立了相應的機構，也做了相應的預算，數字雖然很大，但對我們很強大的地方的經濟和國家的經濟來講，這個數字還不是一個天文數字。所以，有了這兩條，我不能預測多長時間能夠成為拐點，但是我是比較樂觀的。現在我們做預算都是按照本屆政府結束做工作安排。

提問：剛才楊教授已經提到了，有一個期望，期望實現京津冀一卡通，我是來自華夏銀行(行情,問診)的，我們已經出了京津冀協同卡，但這個是從個人的角度，相當於個人業務，可以在三地實現一個功能。我今天想問申總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基礎設施需要大力的投入，站在推動京津冀一體化進程加快的過程中，希望我們金融機構在哪個領域需要有一個保障或者支援。第二個問題，申總兩次提到了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參與到京津冀一體化的動力是什么？

申小林：我簡單點回答。第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本身公司也有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對待基礎設施投入，對待企業的貸款，最主要的企業的融資，銀行給他做服務，主要就是貸款。因為大家現在對負債率，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看得非常重，而且沒有現金流，只有進沒有出，或者出很少，算帳算不過來。現在是拿著報表進行服務，我們一筆生意也做不成。這個問題是普遍的。我感覺金融機構還是要把中國的問題想透，這種企業可能短時間賺不了錢，但是它風險是可控的，我們跟很多機構談，談到最後覺得這個事可以做，就是因為大家看問題的角度有了很大的變化。

第二個問題，民營企業投資肯定是要賺錢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的，一個是觀念要放開，要改變觀念，他的錢不來我的錢還真不夠，這個事怎么辦，肯定還是希望他來。來了要做兩條，一方面是產品設計，基礎設施融資方式上，要設計出相應的產品，讓它感覺到又保險又有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創造良好的信譽，不要對自己的國有企業和對外面的民營企業參與到這里面來區別對待，要有誠信。基礎設施投入，我覺得是挺合適的，從長遠來講，我們的資本收益都是在下降。中國現在有一些暴利的東西，都是不可持續的。從世界角度來講，因為資本的供給不是很緊張，民營企業也會意識到這一點。

提問：APEC期間，從北京去一趟河北、天津繞一圈，好多網友說難度不亞於去一趟歐洲，這也凸顯一個問題，京津冀一體化以后路網如何能快速一體化，比如一個北京的職工想去天津，他的社保和公積金能否快速用上，切實的一體化什么時候能快速的實現？另外，京津冀一體化之前，基本上是吃著河北的糧罵著河北的娘，高污染也是一個問題，當把這些停了以后，如何讓河北跟上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步伐？

李善同：我沒有體驗交通問題，但我覺得河北省的產業前一段太重了，當時我們還是很有看法的。現在河北省鋼鐵已經賣到白菜價了，再做下去的話，肯定不行了。我們現在考慮，中國產業升級，不是按照產業角度來說，發展高新產業，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我們現在更看重的應該是在整個全球價值鏈上提升自己。河北省有很多產業，比如藥的產業，石家莊藥發展的很好，但后來在整個制藥鏈條上，在全世界它是低階的。當時上了一個項目，覺得維生素很貴，等到它上了以后，整個價格就下來了。河北省現在不要去追那些所謂的高的產業，關鍵的是要把自己的產業，從全球產業鏈上提升。包括鋼鐵產業，我們現在做的都是一些高污染，或者高消耗、高耗能的環節，其實我們在鋼鐵產業中間，實際也有一個在全球價值鏈上提升的問題。所以，河北省今後面臨的是整個產業的升級要轉換一個觀念，不要光停留在產業層次，應該從垂直分工角度，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提升自己。現在我們跟河北省的交流過程中，這個意識可能要不斷地加深。

申小林：我感覺交通比前些年確實好了很多，首先我們要滿足。要開車的話，河北、山東、天津、北京ETC是通的。

提問：我的意思是他們分別限號。天津的牌照進北京還是要辦通行證的。

申小林：我特別能理解，因為我經常過來，這種問題短時間內不太好解決，但是該做的已經做的可以了。以后為了方便，可能需要買很多的卡，做動車的卡，ETC的卡，往后再發展，也正在醞釀，我們公司有一個一卡通的公司，這個卡將來在北京和天津一塊用，再發展到河北去完全是可能的。我覺得不斷的在做，符合條件的就推。現在大家坐飛機，從首都機場走，從南站到天津站，天津站的那條地鐵是我們修的，到開發區的，還有一條地鐵不流出，直接到航站樓。當然還有很多不滿意的，比如北唐收費站，一到節假日總是要等很長時間，有快通卡也不行。像這種問題，可能還需要時間。

提問：我有兩個問題，杜院長說北京的總規會考慮京津冀的問題，北京的總規里面可能會在哪些方面涉及到京津冀？剛才提到了石家莊的物流中心問題，因為現在鄭州、太原，都想做區域的物流中心，石家莊依靠京津冀有什么優勢？如何爭搶這個市場？

杜立群：因為這個工作在過程中，從考慮上來講，首先得落實中央做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的要求，這是我們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一個基本原則。現在這個規劃還沒有完全出臺，現在這塊工作具體落實可能還不是很清晰。現在能夠看到的，協同發展規劃里面要求三個先行：一是生態建設。剛才講了霧霾的問題，水資源問題，包括北部山區防護林的建設問題。這塊工作可能在區域當中會結合區域的生態紅線劃定，還有區域的國家公園體系的建設。二是交通基礎設施的共同建設。現在我了解的情況，是要建立一個軌道上的京津冀。剛才講了高鐵系統，現在我們也在積極的推進，鐵道部門也在積極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要求兩個地方之間就可以建地方鐵路，來形成地方的軌道的網絡。我們也希望利用這樣的一些中央的政策，能夠在軌道的建設上跟京津冀的協同發展結合在一起。像楊教授講的，能夠形成一小時的圈，兩小時的圈。三是產業。現在我了解的情況，北京市跟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都先后簽訂了產業協作的共同建設的協議，這可能還有待於在落地層面進一步加強，我覺得這塊工作可能會有一些共建的園區工作在進行。這三方面的內容，都會落實在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修改里面，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北京市總體規劃發展的一個新戰略。這確實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的看法，在中央層面，頂層設計層面，還要進一步落實下去，在京津冀當中怎么版面，在國家層面需要給地方的規劃一個指導。這個還不太清晰。

楊開忠：這個問題很重要，非常感謝你的觀點，而且希望你能夠推銷。這個地區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一個區三個世界，一個區是京津冀這個區，北京、天津、河北唐山，人均GDP已經超過了高速於國家或地區的門檻的水平，北京周邊有19個國家級貧困縣。如果考慮到河北省，省級貧困縣將近70個。第三世界在河北，河北的落后是北京擁堵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北京中心城區的三甲醫院以上的，22%的病人來自於河北，假如河北發達一點，北京是不是就沒有那么大的壓力。所以，讓河北發展的更快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讓它發展的快，產業結構調整，我們必須為河北創造新的機遇。從產業上來說，要把北京的汽車大力度的向河北轉移，主要向滄州轉移。北京的一些高階功能、高階產業，也應該跟河北共同來做。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案例，就是冬奧會，北京跟河北合作。從框架上來說，我特別建議，要把河北沿海充分重視起來，真正把渤海沿海地帶上升為國家級的戰略區域，從事考慮把曹妃甸上升為國家級的新曲。

怎么實現呢，第一步，通過大家的營銷能夠進入到國家的規劃。第二步，我們本身要做頂層設計，比如把石家莊做成商貿中心，做成國際鐵路運輸樞紐。現在我所掌握的資料，還沒有別的專家和政府官員提出這么一個設想。我大概是第一個提出來的。第三步，想辦法改善它的基礎設施，包括硬體。這個硬體也不限於石家莊，石家莊的優勢很好了，石家莊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北方的區域性的物流樞紐，這個優勢怎么發揮出來，要有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有很多方面，比如能不能才滄州開辟一條到東北營口的海上滾裝運輸。東北是這樣，取決於貿易定向國和地區，有些是要走西伯利亞的鐵路。另外是軟件基礎設施，從海關各個方面都要進行相應的配套。

所以，我想經過這些努力，從定位到規劃，到基礎設施的建設，我相信它能夠變成現實。那時候石家莊就能夠實現地位更高。

蘇琦：由於時間關係，今天這個環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