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官軍軍紀如何敗壞：動輒搶劫商賈 奸淫婦女

明末官軍戰斗力的脆弱，無論在對滿洲貴族的戰爭中，還是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都可以舉出大量的例證，這里就不細說。只附帶談一下家丁和親軍的問題。明后期，將領克扣士卒糧餉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65）。

他們用脧削所得，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且向兵部官員、監視太監和紀功御史等人行賄，營求升遷或開脫罪責（66）。這就決定了他們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時摩擦甚多，戰時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齊心。將領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養家丁的辦法。他們把克扣來的錢財拿出一部分，豢養一小批經過挑選的士兵，給予較好的生活待遇和馬匹器械等裝備。將領即便革職離任，家丁也依舊由他們帶回原籍供養（67）。

這樣，到了關鍵時刻，家丁就成了將領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戴笠曾經指出，明朝邊將“一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際、自給、養家丁之用。沿襲既久，惟仗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棄物。棄物多而家丁少，終不能以御敵。”（68）可見，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軍政敗壞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畸形產物，它標志著官軍逐漸由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統治的力量，蛻變成為將領們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69）。

正是由於存在著這種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們在論述明末官軍時，既要看到它在總體上十分虛弱，又要看到那些軍閥們在個別場合，還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來孤注一擲。

明末的兵變是統治集團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歷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嘩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后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嘩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

崇禎年間，情況更為嚴重，以至於“饑軍嘩逃，報無虛日。”（70）如元年七月，遼東寧遠官軍缺餉四個月，士卒們枵腹難忍，群起嘩變。遼東巡撫畢自肅、寧遠總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擊交下”，畢自肅慚憤自盡。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嘩於近畿，甘肅勤王兵嘩於安定；崇禎八年，川軍嘩變，總兵鄧玘被火焚死；崇禎九年，寧夏饑卒因缺餉而嘩變，巡撫王揖被殺（71）。這僅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

嘩變的兵丁有一部分參加了農民起義，由於他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於提高農民軍的作戰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軍紀律的敗壞，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說，“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72）崇禎八年，戶部尚書侯恂給陜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信里說：“賊來兵去，兵去賊來。賊掠於前，兵掠於后。賊掠如梳，兵掠如剃。總督之令不能行於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濟！”（73）

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所謂“殺良冒功”。明朝廷為了鼓舞士氣，立下了賞格，規定斬首一級賞銀三兩，后來又增加到五兩；將校也以獲級多寡論功行賞。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如天啟四年，薊遼經略孫承宗在談到遼東官軍濫殺無辜時指出：“甚至喑啞孤兒，立殺受賞。”（74）崇禎四年，陜西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報斬賊五十級、而婦孺之首三十有五。”（75）五年，山西兵追剿起義軍進入河南，“其將使縣令報功。令曰：’無首級何以報？‘將曰：’易耳！‘少頃，進千級，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76）

崇禎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輔，退出后，明總兵王樸縱兵斬居民首冒功。時人錢天錫作《哀慶都歌》云：“各攜利刃爭相逐，函首忙報將與督。哄然攘臂受賜金，屠盡一家與九屬。”（77）在河南商邱，甚至出現官軍追殺平民，口稱“借腦袋獻功”（78）。官軍的紀律敗壞不僅給廣大群眾帶來極大的災難，就連地主、官紳之家也往往受到他們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會輿論以至奏章中，’賊梳兵篦“之類的說法屢見不鮮。這正是后來李自成起義軍提出”剿兵安民“口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