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為什么突然轉變態度想要修復中日關系

安倍為什么突然轉變態度想要修復中日關係

安倍最近不斷表示愿意同中國恢復關係。筆者近來訪問日本期間，有關人士在交談中反復提到安倍自許要做“日本的尼克松”——要效仿當年尼克松訪華，一舉恢復同中國的關係。筆者坦誠相告日本友人，安倍要當日本的尼克松，只是一廂情愿而已。一方面，作為受制於美國的盟友，很難想象安倍能夠在沒有美國允許的情況下扮演尼克松的角色，而華盛頓決不會放任“日本的尼克松”為自身的利益，而減損美國對華討價還價的籌碼以致傷及美國對華利益。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一改其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表示要同中國恢復“良好關係” 。接著，安倍以首相之尊，同來訪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女士一起觀看了中國舞劇，席間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盡快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而日本媒體也跟著爆料，證實安倍心腹、日本新任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前不久同前首相福田康夫一起，參見了習近平，為安倍求見習近平投石探路。

向來對華高調強硬，誓言要“抵抗中國擴張”的安倍，為什么突然轉變態度，要求與習近平見面、恢復中日兩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呢？

其根本原因，是國際局勢和日本內政都沒有按照安倍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內外交困下的安倍，不得不改弦易轍，試圖以修復中日關係作為擺脫困境的出路。

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臺前后，中美兩國政府都通過相關渠道知會安倍，希望他能像在2006年第一次就任首相時，打破其前任——在政治上與安倍格格不入的野田佳彥——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群島）爭議中面臨的僵局，穩定中日關係。而安倍上臺后，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在中日領土爭端上更加強硬，而且以突然拜訪靖國神社、高調抨擊中國在亞太地區采取擴張政策、游說各國建立反華同盟等一系列行為來挑戰中國、加劇了中日緊張關係。

其根本目的，是要借美國“戰略再平衡”之機，實現其“一石三鳥”的謀略：其一，通過制造中日衝突來充分暴露、激化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矛盾，以此阻礙中美關係的向前發展；其二，用中日對抗設局，逼迫美國在中日之間做出戰略選擇；其三，利用中日緊張局面為其安全解禁、進而全面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制造民意基礎。這一點，筆者已在《中日之爭與美國的戰略兩難》（《聯合早報》2014年6月11日言論版）一文中有所詳述。

然而，近來日本內外局勢的發展打破了安倍的如意算盤。首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采取了強硬政策。而安倍上臺以來與普京頻頻會面，並且不顧美歐等國的禁令，執意出席了俄國舉辦的索契冬奧會。此外，安倍政府還恢復了與俄羅斯的和平條約談判，並與俄羅斯舉行了“2+2”（雙方外長和防長）會談。所有這些“出格”舉動，顯然使美國十分不快。

烏克蘭危機后，作為七國集團成員之一的日本，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參與對俄制裁。此舉不僅葬送了安倍企圖拉攏普京制衡中國的所有努力和投資，而且再次證實了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沒有自身立場的根本面目，日本也因此受到俄羅斯反復斥責，並以大規模軍演等行動對日本進行報復性施壓。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未見具體成效、反而深陷伊斯蘭國和烏克蘭危機雙重陷阱的形勢下，日本在亞太地區同時遭受中俄兩個大國的壓力，實在是日本難以面對的戰略噩夢。

其次，盡管2011年以來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為安倍政府對華強硬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戰略支撐，但美國的戰略決策層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同時對中國和俄羅斯用強的政策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最大的戰略紅利，就是尼克松（尼遜）訪華之后將中國拉到了在冷戰中與蘇東集團相對抗的美國一邊。

美中蘇戰略大三角的形成，為美國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地緣政治構架，也為冷戰結束后美國稱霸世界提供了寶貴的戰略資源。然而，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以及對俄羅斯的強硬態度，在客觀上擴大並強化了中俄的共同戰略利益，導致中俄兩國在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外交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呼應與合作。

與此同時，美國與其盟友，尤其是歐洲盟友卻因為在烏克蘭問題上產生實質性分歧，貌合神離。如果任由這一局面持續，美國的戰略利益及其世界領導地位必將受到巨大損害。因此， 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兩任前國防部長蓋茨和帕內塔在內的美國戰略精英，都對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嚴厲批評，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見的。

奧巴馬對華政策的微妙轉變

在如此的壓力之下，不難理解奧巴馬政府近來為穩定中美關係的各種努力：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訪問北京達三天之久而置東京於不顧；盡管面臨各種壓力，奧巴馬政府卻在香港學生占中示威中刻意保持低調，不愿意像往常一樣對中國進行公開批評。凡此種種，說明奧巴馬對華政策有了非常微妙的轉變。

聯想到奧巴馬在訪日期間，一面公開承諾美國對釣魚島的協防義務，一面明確表示美國在領土主權爭議中“不持立場”，更反復強調中日之間必須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進一步說明了美國不愿意因為安倍對華的強硬政策埋單。在這樣的情勢下，安倍政府應該看到一旦中美關係好轉，日本只會面臨雞飛蛋打，兩頭不討好的被動局面。

再次，盡管安倍在亞太國家中頻繁出訪、反復游說，大把撒錢，試圖拉幫結派對抗中國，但收效甚微。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亞太國家愿意公開站在一邊日本對抗中國。安倍挑釁中國、制造中日對抗、妄圖在亞太拉起反華同盟的努力，實際上卻凸顯了“孤獨的日本”，置日本於不利的國際戰略環境之中。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形勢的發展，也非安倍所愿。“安倍經濟學”並沒有解脫從根本上為日本經濟解困，反而呈現出再次陷入低迷的趨勢。安倍大力推動的修憲、重新武裝日本並在亞太安全問題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行動也在國內遭受巨大反彈，導致其支援率明顯下滑。

在這樣的局勢下，安倍最近不斷表示愿意同中國恢復關係。筆者近來訪問日本期間，有關人士在交談中反復提到安倍自許要做“日本的尼克松”——要效仿當年尼克松訪華，一舉恢復同中國的關係。筆者坦誠相告日本友人，安倍要當日本的尼克松，只是一廂情愿而已。一方面，作為受制於美國的盟友，很難想象安倍能夠在沒有美國允許的情況下扮演尼克松的角色，而華盛頓決不會放任“日本的尼克松”為自身的利益，而減損美國對華討價還價的籌碼以致傷及美國對華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努力同美國共建“新型大國關係”， 因而也不會為了滿足安倍做“日本尼克松”的愿望而損害中美關係。事實上，在對日關係問題上，中美一直保持磋商，安倍要在中美之間玩“尾巴搖狗”的遊戲，最終被搖倒的只能是自己。

客觀而言，安倍想要修復中日關係，是件值得期許的好事。但中國必定要求安倍在一些關鍵性的原則，特別是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做出明確表示。安倍在2006年訪華前，曾私下表示在其任內，不會像他的前任以及精神導師小泉那樣參拜靖國神社，因此受到北京的歡迎。

對於中國而言，釣魚島之爭是兩國之間的領土爭議，因而有妥協的空間。但是靖國神社問題涉及到歷史和亞太戰后秩序，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中國的立場絕不會有絲毫動搖。如果安倍在此問題上不做出明確表示，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很難改變。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人民有和平相處的愿望，兩國關係也必然有柳暗花明的愿景和可能。但如果安倍一意孤行，無視歷史進程，堅持右翼立場，那么在其執政期間，中日關係的前景將仍然渺茫。

“安倍經濟學” 並沒有解脫從根本上為日本經濟解困，反而呈現出再次陷入低迷的趨勢。安倍大力推動的修憲、重新武裝日本並在亞太安全問題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行動也在國內遭受巨大反彈，導致其支援率明顯下滑。(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