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塞：歐盟經濟為何久治不愈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邁克爾-斯賓塞

在美國，盡管增長仍顯著低於潛在水平，但數據表明大約一半的增長復甦是由資本和勞動力向經濟的可貿易端轉移實現的，其中頁岩氣提供了巨大的提振作用。而這在南歐經濟體要麼不存在，要麼進展極為緩慢。

7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第六期經濟、社會和領土凝聚力(這個詞可以大致解讀為平等性和包容性)報告。報告列出了一個巨大的2014—2020年投資計劃——從歐盟三大基金籌資4,500億歐元。考慮到如今的經濟和財政條件，公共部門投資極有可能在國家預算中被擠出，該計劃代表了增長導向型公共部門投資的重大承諾。

歐盟的凝聚力戰略值得追求，也十分明智。在過去，大量類似的投資被投入到實體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設施——而如今，該日程已轉變為更加平衡的目標組合，包括人力資本、就業、經濟的知識和技術基礎、信息技術、低碳增長以及治理等。

因此，我們要問，這些投資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如何。誠然，維持高增長率需要維持高公共投資水平，這樣才能增加私人投資(以及公共投資本身)的回報，反過來提振出和就業。但公共投資只是成功的增長戰略的一部分。不論何種情形，公共投資都能帶來一些好處，但如果能解決掉其他約束條件，它的影響將遠遠不止於短期。

三個補充性問題十分關鍵。第一個問題主要與歐洲央行有關，包括價格穩定和歐元的價值。第二個問題是財政問題。第三個問題是結構性問題。

如今，通貨膨脹率遠遠低於歐洲央行2%的年度目標，處於通縮危險區間。由於通縮會抬高主權債務(debt)和養老金等非債務責任(liability)的真實負擔，它的出現將破壞許多國家已經相當脆弱的公共財政狀況並扼殺增長。

危機以來，其他發達國家紛紛採取了積極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央行積極性不足的政策(因其權力受限更大)已經導致了匯率過高，危害了競爭力，也制約了許多歐元區經濟體可貿易部門的增長潛力。這一點十分關鍵，因為大部分經濟體危機前的增長模式都有一個特徵：總內需達到了不可持續的高水平。因此，再平衡需要向可貿易部門和外需的轉變。貶值的歐元將有所助益。

歐洲央行知道這一點，盡管沒有明，也正在擴張其資購買計劃以推高通脹、拉低歐元。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一直清楚，重塑目標通脹和貶值貨幣不是增長戰略。需要艱難的改革才能讓多國家的財政恢復秩序並增加它們的結構靈活度。歐洲央行無法獨力實現這一目標。

在財政方面，主權債務水平已經過高並且仍在增長。但更大的挑戰是資金不足的非債務責任，如養老金和社會保障體系，據估計，它們的規模是主權債務的四倍或以上。顯然，實施阻止這些責任增加的可信計劃是必不可少的。

但這些責任還必須下降，因為它們已經為財政造成了不堪承受的負擔，主要原因在於快速的老齡化(其中壽命延長是主要推動力)。美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盡管沒有歐洲那麼緊迫。最新分析表明，美國福利計劃的責任將在大約十年后達到與公共預算持平的水平。相反，在(比如)人口結構更加不利義大利，福利計劃責任現在就達到了與公共預算持平的水平。

增長能減輕這一負擔，但短期和中期增長是很有問題的。通脹將減少債務和其他非指數化非債務責任的真實價值。但即使是有控制的更高通脹水平也已被排除；現在的風險是通縮。

政府可以用增稅來覆蓋所需支出的更大比例。但這無助於增長，並且會給工作人口和試圖找到工作的年輕人帶來負擔，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會囿於一地，可以選擇一走了之。類似地，發行更多債務覆蓋需要支出的責任只能改變責任的性質，而不能降低責任。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直接降低。對主權債務來，這意味違約，只能在極端條件下發生；對非債務責任來，這意味改變系統參數——比如增加退休年齡，會在政治上生爭議，極難推行。

第三個欠缺的成分是結構靈活度，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大部分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失衡增長模式，從而導致了2008年全球危機。重塑增長需要結構性變化。

在美國，盡管增長仍顯著低於潛在水平，但數據表明大約一半的增長復甦是由資本和勞動力向經濟的可貿易端轉移實現的，其中頁岩氣提供了巨大的提振作用。而這在南歐經濟體要麼不存在，要麼進展極為緩慢。南歐的勞動力和服務市場的僵化結構必須改變。西班牙是個例外，它在2012年啟動了勞動力市場改革。也許隨這些改革效果的日益顯現，其他國家的改革動力也會增長。

即使沒有與危機相關的失衡，所有經濟體也都需要結構靈活度以適應全球化以及隨數字資本價值崛起而興起的勞動力節約和技能偏向性技術變遷所帶來的變化。在過去3年中，全球經濟在發展中國家增加了15億個連接在一起的工人(connected worker)，更帶來了三十億新消費者。

數字技術帶走了數百萬個傳統白領和藍領崗位，我們正在快速進入基於認知(cognitive-based)的就業領域。如果人力資本投資要想跟上就業性質的變化，就需要有結構靈活度。

歐洲有切實的機會達成交易：成員國實施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換取財政約束的短期放鬆——責任不再增加，而是專注於增長導向型投資以啟動持續復甦。私人投資者將引起注意，加速復甦進程。現在的挑戰是抓住這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