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信徒在中國 鄧小平請回了企業家

亞當-斯密

一個常識必須提及，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征象之一，就是競爭。晚清最後幾十年的商業發展，競爭已然成為一種常態，推動著一個古老的國家漸漸向市場化和近代化轉型。

大致的描述是這樣的：1860年之后，中國沿海的出口、進口和航運貿易等領域競爭迅速加劇，不僅是一批在華外國商業企業之間的競爭，中國本土商人迅速成為一只不可忽視的力量，加入到火熱的商業競爭之中。

競爭之所以來臨，除了中國沿海一帶商業經濟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之外，更加重要的因素則是，與交通、通信有關的現代技術開始影響中國。依然是一個常識，是技術的進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看上去激烈的競爭只有在交通和通信成本根本改變之后才成為可能，它重新確立了中國和西方商業經營的模式和方向。這是郝延平先生在考證之后得出的觀點。[1]

事實上正是如此。到1860年，輪船技術可謂日新月異，帆船時代已告結束，具有更大推動力，更加現代化的機械式輪船，讓地球變得更小。而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這使得歐洲和中國的航程一下子縮短了一半。作為一個最新的通信手段，電報通過直布羅陀海峽的里雅思德，轉送到中國，使得電報第一次從英國發往到了中國。正是這種新技術的延伸，對與中國有關的各種貿易活動，代理業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漸漸興起的新技術，剛開始可能只是外國商人的一些業余喜好，因為沒有大面積使用，而且由於中國人向來保守，可能還對這些新技術抱有一種本能的抵制，但商業競爭的加劇，卻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新技術的使用，明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大面積提高競爭能力。因此，幾乎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那種在過去交通、通信以月份來計算的緩慢的流通形式和商業活動迅速退出歷史舞臺，一種依賴新技術、並可以在全球范圍之內往來的商業局面大面積形成。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緩慢、悠閑的商業交換終於被一種緊張、快速，邊際效益最大化的商業競爭取代。[2]

某種意義上，競爭一旦展開，就是一種全方位的格局。首先當然是在華外國商業企業之間的競爭，兩家最大的英國代理行，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之間，兩家最著名的美國商行旗昌洋行和同孚洋行之間，展開了激烈又持久的商業競爭。更有意思的是，1857年設立的麥加利銀行和1864年設立的匯豐銀行，也在這種競爭格局下發力，為大量在華中小商業機構尤其是華人主辦的商業機構提供了大量貸款，新的小洋行可謂雨后春筍，布滿了中國沿海城市的大街小巷。

正是在這種市場容量增長，競爭力量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國本土商人迅速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力量。聰明的中國人利用代理行所提供的各種輔助性服務，比如銀行、航運和保險服務，在實際操作的層面加入到了對外貿易競爭的各個領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他們通過共同集資切入各個行業，因為熟悉市場的行情和各地的風土人情，因為又以比較少的管理費用從事經營，對各個外資商業機構高額的管理成本形成了最有利的競爭。

到60年代后期，幾乎在沿海各大口岸，尤其是在上海和香港，一個興旺而且富有的中國商界事實上已經形成。許多人的經營規模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超過了西方的商人，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擁有了自己的商業網點。

不過，有一個更加重要的現象，在這個時候也開始凸現。西方的商人本著貿易至上的觀點，信奉一種市場層面的放任主義，提倡而且歡迎一種商業層面的自由競爭。怡和洋行的創始人馬地臣在1836年談到對華的貿易時，就這么寫道：“瑞士法學家滑達爾證明，自然規律迫使所有民族自由結合，而自由貿易將使得人人受益，給全體帶來繁榮”[3]。他們非常熟悉歐洲早期的國家重商主義思想，因此看到了國家主義重商主義的弊病，也看到了貿易壟斷的結果，一定是最終摧毀貿易，因此，在來到中國之后，有意識地將一種自由經濟的元素帶到中國，並努力想成為一種商業的傳統，而這個傳統的核心精神，就是競爭。

值得注意的一個證據是，大多數外資商業集團，並沒有抱著賺一把就走的短期心態，而是參與到了中國沿海城市的基礎建設之中。今天，我們在大連、青島、上海、廣州這樣的沿海城市還能找到當年建設的影子，外資商行紛紛參與城市街道、排水、地鐵、防洪堤的修建，有些則集中精力修建醫院、學校和碼頭。他們的本意或許是希望長期維護一種競爭的精神，希望在傳統的農業中國，大面積構建新的商業格局。

可以說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時期之內，市場經濟的自由精神並不鐘情於中國人。作為西方自由商人的的競爭對手，中國的商人們卻不這么思考。對商業競爭和自由貿易的理解上，中西商人之間的落差巨大，存在著驚人的理念鴻溝。大部分意義上，中國商人的行為邏輯很快就走向了經濟民族主義，商人們希望在貿易、航運和信貸方面迅速積累實力，用以抗衡西方的商業集團，並最終把西方人趕出中國。

這就是被很多優秀的學者總結過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或者說是“自強壓倒自由”。一直到今天為止，這種意識形態仍然是這個國家的集體意識和主流價值觀。如馬地臣這樣的商業冒險家，長期以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都將他們解讀為殖民者，是他們將中國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是他們讓中國人在進入近代以后喪權辱國，倍受欺凌。這種記憶在通用的主流教材里反復陳述，終於固定為一個后發國家的歷史傷痛，一種民族的自卑與自尊。但在西方經濟學語境下，尤其是在國際貿易的語境下，馬地臣和他同時代來到中國從事商業冒險的金融家、貿易家和生意人，卻被解讀為“亞當斯密名副其實的信徒”[4]，所有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被認為是世界主義者。

1869年，美國商人旗昌洋行的金能亨曾致信英國怡和洋行的中國代表f•b•約翰遜：

“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正如在這個部門、尤其是在貨物航運方面，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並沒有爭斗。例如我們旗昌洋行，就總的情況來說，美國化不見得就超過英國化多少。在英國國內和國外，有許多英國人和我們一樣思考所有的問題，正如美國人和我們一樣思考問題。我們事實上也許比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更是世界主義者”。[5]

這一段信函至少透露出兩個意義，在進入70年代之后，在中國沿海城市興起的商業競爭，可能更多的是中國民族主義商業力量和外國商業力量的競爭，這種競爭被鍍上了一層濃厚的國家救亡色彩，由此導致，第一，基於純粹市場層面的競爭正在退縮，民族主義的情緒、救亡圖存的思維方式正在大面積遮蔽市場經濟的方式；第二，外國商業力量之間的競爭程度也在大面積降低；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於民族主義高漲，國內商業力量之間的競爭一直沒有展開，或者說競爭力度不夠，在短暫的競爭之后，各路商業力量迅速被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官僚勢力整編，商業的元素，市場的格局開始囊括在國家主義的名義之下，官商結合主導的經濟發展，因此成為一種必然。

需要指出來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大批外國商業力量並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們一定會遇到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國內商業力量的競爭。從1862年到1864年大約3年的時間內，外購洋行為大量中國本地的商人提供了無遮擋的貿易信貸，促使本土的航運力量快速發展起來，這幾乎就是外國商業勢力用他們自己的資本力量培養了與自己競爭的中國商業階層。有意思的人，外國人似乎對此表示歡迎，一名英國領事在自己的報告中寫道，“他們由於勤奮和對本國特別了解，已經成為外國商人在經營中必須對付的最大的競爭者”[6]。但是，基於對自由貿易絕對利益和長期利益原則的信奉，這名領事得出的結論是：“由於上述獲許的辦法是與自由貿易原則一致的，它最終會對有關各方產生有利的結果”。[7]

從經濟學史的維度上看，這樣的歷史局面值得后人總結。

歐洲人在17世紀到18世紀，經歷過長達200多年的重商主義經濟學階段，諸如貿易保護等明顯具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一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英國、法國、西班牙、荷蘭等重要的國家十分關注貿易收支與國際收支的意義，這些政策后來被經濟學界界定為貿易順差論，或者被稱為勞動盈余論。重商主義的最重要的邏輯就在這里，這是一種致力於使一個國家如何變得更加富有，如何使得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榮耀。[8]

這可以說是前亞當斯密時代人類社會最醒目的經濟學風景，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這種國家主義層面的重商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巨大的懷疑與挑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得以誕生，一種致力於個人私有產權，致力於更大范圍之內的自由貿易的經濟學，顯然比一國范圍之內由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學，更加靠近市場經濟的本質。

大量的西方商人就是抱著這樣的經濟學理念來到古老的中國！中西商人之間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上的落差，顯然是巨大的。至少在接下來的100年時間之內，在中國，重商主義、國家主義、計劃經濟幾乎完全主導了中國經濟的走向，亞當斯密的信徒們在中國節節敗退，與之相適應的，是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也在這樣的歷史里節節敗退，一直到1978年，鄧小平把外國資本和中國企業家請回來。[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郝延平著作，加州大學出版社，第183頁。

[2] 怡和洋行和瓊記檔案都有記載，1860年以后針對中國的國際化貿易業務，明顯增多。英國領事的記錄顯示，在英國官方通信中存在著類似的趨勢，中國大量國際化生意，都是從上海這樣的城市發出。可參見英國外交檔案，fo228第310卷。

[3] 《英國對華貿易的現狀與前景》，倫敦，1836年，第1頁。

[4] 《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郝延平著作，第184頁。

[5] 上海，致約翰遜，1869年5月31日，怡和洋行檔案。

[6] 英國議會檔案，《英國駐華領事報告•1864年》第71卷，第50頁。

[7] 同上。

[8] 《重商主義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第3頁。

[9] 《鄧小平做對了什么》周其仁著作，北京大學出版社，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