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秘史——記被傳統歷史遺漏的關鍵人物

據譯言網訊息，1945年七月，萬尼瓦爾·布什首次在《大西洋報》上發表《誠如我們可想》，反響很大，從此群思潮涌，歷經四十余載，互聯網應運而生了。

在那篇具有跨時代意義的論文里，布什構想出一種叫麥麥克斯存儲器的機器，這種像超文字設備的機器能夠讓用戶整理大量文檔，並儲存在微型膠卷上，用戶還可以通過某個網絡里的“鏈接”和“相關痕跡”把這些文檔聯系起來。這就是今天網絡里的超鏈接結構。

技術方面的歷史學家經常把布什的這篇論文當作互聯網概念的前身。而一些超文字先驅，如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泰德·尼爾森，蒂姆·伯納斯·李卻對此表示懷疑。盡管布什的論文影響深遠，但他並不是第一個提出互聯網構想的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歐洲就有不少人思考資訊的儲存和恢復，這方面的想法和探索跟今天的互聯網驚人的相似，他們甚至還想過創建全球化網絡的可能性——這個特點明顯是麥麥克斯儲存器所沒有的。可惜，這些歐洲人的貢獻，被傳統的盎格魯——美國計算機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保羅·奧特萊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是一名比利時的目錄學家兼企業家，1934年，他開展了一項名為“電子望遠鏡”的全球網絡計劃，這項計劃旨在讓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能接觸到圖書館里海量的書籍，文章，照片，錄音及電影。

像布什一樣，奧特萊亦探索過在微型膠卷上存放資訊的可能性，並且通過某種精巧的鏈接系統把資訊聯系起來，使之可以被搜尋。奧特萊還提到無線網絡，語音識別，和具有社交特性的網絡。在這種社交網絡里，人們可以“參與，鼓掌，熱烈歡迎，還可以合唱。”他甚至還設想過可以傳送味道和氣味的機器。

為了完善這個設想所進行的實驗長達半個世紀之久。1895年，奧特萊與他的合伙人：亨利·拉·方丹共同發起了一個項目。亨利是比利時的議員后來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他們把這個項目稱之為“世界文獻目錄”（又作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Universel ），這個項目雄心勃勃，志在將全世界已發表的資訊編輯成錄。

在獲得比利時政府支援后，他們請了一些人專門負責目錄編寫，最終創建了1500萬余索引卡條目（索引卡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手段）。所有分類都遵循通用十進制法——由杜威十進制法演化而來。他們甚至還曾做過生意，人們可以通過打電話咨詢疑問，支付少量費用就可獲相應解答。

之后的幾十年里，奧特萊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資訊全球化。跟他合作的伙伴不計其數，有瑞士建筑師勒·科爾比西，奧地利哲學家奧托·諾伊拉特，蘇格蘭社會學家帕特里克·格迪斯，還有古怪的挪威美國混血雕刻師亨德里克·安德森。他們一起做過諸多嘗試，這些嘗試彼此相關，有國際網絡協會，全球報紙檔案館，還有萬國宮博物館。該博物館有150個不規則形的房間組成，展覽主題涵蓋航空學，古生物學以及西班牙歷史。奧特萊還跟拉·方丹一同參與到國家聯盟會的設立。他為此纂寫了一部龐大的世界城市方案。該方案里設想了世界政府，世界城市是該政府總部，世界文獻目錄和萬國宮博物館則是總部的智慧中心。這個鴻篇巨制的方案最後以失敗告終。

到了1930年，奧特萊開始設想把他多年來所有的努力成果歸集到一個全球性的知識網絡體系中，他把這個體系稱之為大眾資訊譜。1935年他在自己的書《大世界》里進一步描繪了對於這個烏托邦網絡的構想：

世間萬物，人之萬事，但凡產生，就會被記錄到某處。這樣就建立起移動的世界圖景，個人真實的記憶寫照。任何人都可以在別處看到這些東西，投射到那個人的螢幕上，想看的東西能放大，不想看的能縮小。如此一來，一個人只要坐在躺椅里，就能看到所有的內容。他可以選擇看完全部，或者只看一部分。

以下是部分插圖

And here s a 1941 drawing of Paul Otlet’s Mondotheque:

這是1941年保羅·奧特萊《超級資訊團》里的插畫：

盡管奧特萊所有的先見之明令人驚嘆不已，他在致力於用新方法組織和向世界傳播資訊的探索過程中很少單打獨斗。1883年，法國小說家阿爾伯特·羅比達在書里虛構了一種叫“電子探鏡”的機器，這種機器可以把文字和圖像投影到很遠的地方。在他的小說里，二十世紀的人們用這種奇妙的機器看新聞或娛樂，還可以足不出戶的在上面買東西。十七年后，羅比達參與了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籌備工作。這次博覽會上，眾多參觀者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會移動的圖片，升降機，坎貝爾的湯罐頭，還有奧特萊的世界文獻目錄。

1927年，一個出生在俄羅斯，名叫伊曼紐爾·古德博的猶太人為他的機器申請了專利。這個機器叫做統計機，人們可以通過一種叫搜尋卡的東西搜尋、恢復存儲在微型膠卷上的大量數據。接著他設計了一種技術，能讓人通過電話輸入問題：這是世界上首部撥號搜尋引擎。

后來，布什發明了快速選擇機，這是一種微型膠卷索引工具，早於麥麥克斯儲存器。當他想為之申請專利時，美國專利局以古德博早有先例，拒絕了他。

古德博本來很有希望發展微型膠卷索引技術，但一切戛然而止。1933年，當他在塞斯愛康照相公司上班時，一群被納粹控制的工委會闖進他的辦公室，用槍抵著他，把他架了出去。當時外面下著雨，他被帶進一個酒館，被迫面向十字章站了好幾個小時。第二天，工委會強迫他寫辭職信，然后才釋放了他。受驚的古德博帶著家人逃往巴黎。1937年，他離開巴黎前往巴勒斯坦。之后再也沒有繼續統計機的研究。

離開巴黎之前，古德博曾參加過由奧特萊組織的關於未來文檔的會議。同期許多地位顯赫的圖書管學專家，科學家和出版商也出席了會議。他們對新技術處理數量激增資訊的潛力和很感興趣。

在1937年的會議上，奧特萊和古德博終於見到了另一位重要的智慧伙伴：小說家H.G. 威爾斯。如今，威爾斯最出名的科幻小說莫過於他的《世界大戰》和《時間機器》。威爾斯還寫過很多論文和社論，他堅信新型的資訊技術終有一天將開啟一個全新的，人人平等，世界和平的時代。

隨著戰爭的陰云日益擴散，威爾斯催促這些人集中精力研究網絡資訊技術，以改變人類社會環境。“這個世界必定是要把思想集中到一起的。”他說道，“集你所研究的知識之大成，是開啟新世界的必要條件。”次年，威爾斯就這個問題發表了論文合集，名為《世界大腦》，里面他寫道：“每一個人都可以接觸到整個人類世界的記憶。而且這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實現。如果你想了解某個頭蓋骨動物，或是某種生命力頑強隨處可見的變形蟲，你可以一次性得到所有與之相關的知識。

他設想最終會出現遍及全球的“超級人類記憶”，橫跨“世界范圍網絡”，全世界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其他知識中心都得以在這個網絡里互相合作。這個樂觀的設想在會議結束后不久便夭折了。1940年，納粹入侵比利時。奧特萊因為他的“外國友人”而遭到納粹分子的審訊。不久之后，納粹軍團闖進萬國宮博物館，摧毀了大部分展品，把博物館改成了藝術品展示廳，展示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1944年，奧特萊與世長辭，很快便為世人所遺忘。

唉，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東西可以表明布什跟奧特萊，古德博，威爾斯——或者其他人，在互聯網這件事上有什么聯系。如學者邁克爾·博克蘭指出，布什擅自援引他人成果的劣行早就臭名昭著。《如我們可以思考的》這篇論文里，沒有任何腳注。（盡管，公平的說，這是《大西洋報》的一貫作風）。

乍一看，麥麥克斯存儲器和奧特萊的超級資訊團相差無幾，而且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問世的。（布什《誠如我們可想》一文於1939年完成大半，之后便擱淺，直到戰后才最終成稿）。這兩種機器都依靠微型膠卷來存放文檔，都具備收集，注解，分享的功能。它們也都具有語音識別工具的雛形。但是，在幾個關鍵地方，這兩種機器是截然不同的。

奧特萊設想的大眾資訊譜由一群叫做“文獻專家”的人負責給每一條數據進行分類工作，嚴格遵循通用十進制法的規則，因而大眾資訊譜的使用環境是受到嚴格制約的。威爾斯也有過類似構想，世界大腦的內容專門由一群“技術武士”來管理。布什正好相反。他所設想的系統是扁平的，沒有特定的人來管理。實際上，當今互聯網如此開放，缺少分級制度——不管這是好還是壞——都跟深受布什自下而上式的文檔結構概念影響。奧特萊還設想過能夠處理電影，照片和聲音材料的多媒體系統，而布什主要是考慮文字和數字資訊的處理。最後，奧特萊認為，網絡是他對實現全世界知識共用平臺這個設想的精髓所在，布什卻從來沒有任何跟因特網有關的料想。互聯網之父這個榮譽，當屬奧特萊。

追究互聯網真實的歷史，並無實際意義。互聯網既已存在，而布什作為眾多歷史版本的其中之一，也必然有其實至名歸的地方。但是，我們最好不要忘記，歷史往往不是直線型的，它充滿了錯誤的開始，和不了了之的結束。有時候，要退幾步，或走幾步彎路，才能找到成功的捷徑。探索其中幾條遺跡，也許就會發現互聯網並非是我們所以為的那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