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互動北京掌握了主動權 警告其莫與美日“吊膀子”

越中互動中方掌握了主動權 警告其莫與美日“吊膀子”

習近平對黎特使指出，中越互為近鄰，鄰國是搬不走的，友好符合雙方共同利益。這無異在告誡越南不要舍近而逐遠，與美國、日本“吊膀子”。這一舉動打錯了算盤，並無助於越南的安全利益。這一動向對理論研究有借鑒意義。

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派特使黎鴻英於8月26日、27日訪問中國，據說是旨在修復越中兩國關係。黎特使於26日抵達北京，並在當天會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27日上午會晤中共政治局常委劉云山，下午會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習近平談話釋放了三點看法。

中越兩國官方媒體都報導了習近平和黎鴻英會面的情況，不過，在內容上有所出入，表明兩國官媒在報導時都采取了各取所需的現實主義立場。在習近平、劉云山與黎鴻英特使的談話中，似乎玄機頗多，益發啟人疑竇。下面分析一下中國官媒報導的內容。

首先，北京認為，這次是越南而不是中國主動想要緩和雙邊關係。有鑒於此，劉云山、習近平在會晤黎特使時都提及“越共中央在中越關係面臨困難時派總書記特使來華進行兩黨高層會晤，體現了越南黨和政府推動中越關係改善發展的積極的政治意愿”，揭示中方掌握了主動權。

其次，劉云山在會晤黎特使時表示中越都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表示中方仍把兩國關係定位為社會主義友好國家，同時卻在提醒河內要對“禍起蕭墻”的潛在危險提高警惕，要慎防美歐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顛覆越南一黨執政的國家體制。

再次，習近平對黎特使指出，中越互為近鄰，鄰國是搬不走的，友好符合雙方共同利益。這無異在告誡越南不要舍近而逐遠，與美國、日本“吊膀子”。這一舉動打錯了算盤，並無助於越南的安全利益。

最後，習近平強調，中越兩黨高層應該“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引領中越關係，特別是在關鍵時候要做出正確的政治決斷”。這是在敦促河內從長遠著眼，不要在關鍵時刻重蹈覆轍。對此，黎特使表示，“我將把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如實、完整地向越南黨和政府匯報”。

對黎鴻英訪華之行分析一下，不難獲得如下印象：

其一，越南外交部在黎出訪前指出，此訪旨在與北京就采取措施緩解局勢、不讓像近期發生的緊張局勢再度發生交換意見。而在劉云山與黎鴻英達成的三點共識中，其中一點是雙方同意認真落實《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用好中越政府邊界談判機制，開創中越全面戰略合作的新局面。可見河內用意是緩解燃眉之急而已，而北京卻著眼於雙方落實長遠的合作機制。雙方對特使訪華之行的宗旨有著不同的理解。

其二，黎鴻英在與劉云山、習近平會談中，並未就南中國海問題做出公開的承諾。換言之，不用說南沙群島主權的紛爭，哪怕中國早在40年前就已經確立的對西沙群島全境行使排他性的管治的主權，越方也無意承認。雙方對南中國海主權紛爭的立場迥然不同。結合越南再三強調的對南沙、西沙群島擁有“完全的主權”的政策主張，今後越方隨時有提出挑戰的可能性。

當然，黎鴻英作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特使，盡管他身居河內第五號領導人的高位，在重大外交問題上，僅能起到轉達口信的傳聲筒的作用。對此，不足為怪。

越共高層近年出現分裂跡象

其三，2011年2月，阮富仲派越共外聯部長黃平君作為特使訪華。他在抵京會見中聯部長王家瑞的當天下午，就獲得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接見。中越媒體均公布黎訪華行程為26日、27日，習近平直至28日才接見黎，以致黎在北京多逗留一晚。黎鴻英作為河內派赴中國的最高級別特使，中方給予的禮遇卻不同於稍低級別的越南特使，可見今日北京對河內特使訪華之行，仍持有“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

其四，此次阮富仲派特使赴京，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亦即出於內政上的需求，而北京與河內開始互動，也有平衡河內高層政情的需要，從而實現隔山打牛，以四兩撥千斤的戰略目的。據筆者評估，這可能是北京和河內最現實也是最重要的著眼點。

近年越共高層出現分裂的跡象。美國、歐洲、日本對越南民眾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民間要求民主並在外交政策上向西方傾斜的呼聲越來越高。越南不少民眾對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經濟、外交上的表現發出了批評，更有許多異議人士認為，阮富仲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激進行為未能進行有效的抗衡。這些民眾自然要在越共黨內尋找代言人，而若干越共高官的言行也體現了民間的這種呼聲。

9月2日，越南20名退休的軍警高官，包括一名中將、五名少將和14名上校，聯名發表了致國家主席張晉創和總理阮晉勇（忽略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公開信。

數月前，中越在西沙群島海域發生對峙后，越南國內出現呼聲，要求政府加強與美國、日本的合作，以應對中國的威脅。退休將領在公開信中說，希望政府看清楚，對越南來說，今日究竟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公開信認為越共“故意忽視”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以及中國、南越之間發生的西沙海戰，“不僅無視歷史，侮辱為祖國犧牲的官兵，還會嚴重地影響軍隊的斗志”，要求越共正式紀念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中陣亡者。

公開信又要求越共公開中越兩國在1990年成都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內容。1990年9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在四川成都市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舉行秘密會議。1991年11月，新任越共總書記杜梅訪華，兩國宣布關係正常化。許多越南人懷疑，當時越南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后急於改善中越關係，做出了大的讓步。

這封公開信也對越南內政表達了看法，要求更多的民主權利，並警告當局不要動用人民軍進行“任何對越南人民有害的行動”，還要求越南警方“決不能鎮壓僅僅是在要求政府滿足其正當要求的無辜人民”。

此時，這批退休將領敢於發出這封公開信，反映了既仇華又親西方的部分越南民眾的呼聲，其背后顯然也有河內高層中的某些派系在撐腰。越共黨內對阮富仲總書記的挑戰日益公開化，非自今日始，只是於今為烈罷了。

諺曰：“礎潤而雨，月暈而風。”阮富仲派系面臨朝野一致的壓力，自然有必要緩解中越緊張對峙的情勢，以免被反對派借題發揮，招致壓力滾滾而來。而北京就順坡下驢，順水推舟，避免越南徹底倒向美國、日本一邊，不失為高招。至此，阮富仲派特使赴華以及北京樂於接待的原因就呼之欲出了。

作者薛理泰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朱惠忠是中國戰略發展基金會主席

越南不少民眾對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經濟、外交上的表現發出了批評，更有許多異議人士認為，阮富仲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激進行為未能進行有效的抗衡。這些民眾自然要在越共黨內尋找代言人，而若干越共高官的言行也體現了民間的這種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