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風險不是債務危機 而是知識精英的糊涂

中國最大風險不是債務危機 而是知識精英的糊涂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認為，中國持續發展的最大風險不是危機，而是政治領導人和知識精英沒有認識到，徹底改變到目前為止一直很成功的增長戰略的必要性。事實上，從危機可能利大於弊的角度來看，近年來的信用高速擴張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或者房地產部門眼看就要崩潰的警告，或許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令人擔憂。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經濟發展不僅僅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中國現在知道，gdp增長和經濟發展，並非有此即有彼的關係。除非中國領導人提升增長戰略，以刺激技術進步和制度轉型，否則高收入將仍是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人口最多國家可望不可及的目標。

平心而論，中國的增長戰略——由基礎設施投資、低成本制造業出口大規模增長和技術轉移推動——已帶來了一些結構性變化。隨著勞動力和資本從低生產率部門和地區，轉移到高生產率活動，資源設定也變得更有效率，真實工資有所增長，經濟結構也得到提升。

但讓一個窮國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長戰略，是無法讓它晉升到高收入行列的。事實上，國家領導人沒有認識到增長戰略的限制，並提供足夠激勵促使新戰略的出現，結果造成經濟陷入停滯，受困於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比比皆是。

也許這一規律最令人矚目的例外就在亞洲，四個經濟體——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調整增長戰略，成功地克服了外部危機和挑戰。對中國來說，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長戰略，類似上述四個經濟體，因此現在也迫切需要類似的轉變。

已故的耶魯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約20年前便注意到，成功和可持續的發展的關鍵是“避免思維僵化”。對中國決策者來說，這意味著認識到，必須在一些作為中國經濟過去增長基礎的基本思維，形成頑固慣性、危及中國發展前景前拋棄它們。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對出口戰略的長期依賴。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幾乎所有增長戰略都可以歸結為貿易戰略。但中國的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存在極限——而它已快要達到這極限。除非很快做出改變，作為這一模式基礎的外匯機制和資本管制，將會變得過於根深蒂固，也會錯失進行調整的機會視窗。

另一個風險，是中國領導人可能繼續推延開放服務部門的措施——包括金融、保險、批發和零售貿易、物流等諸領域——期望經濟能繼續依賴制造業。同提振制造業的政策相比，開放服務部門的措施很難贏得支援。因此，服務部門的自由化和開放，需要中國政府的巨大決心。在這方面，日本因為沒能開放其服務部門，結果掣肘了調整經濟結構，以應對人口紅利下降的能力——可以給中國其所急需的鞭策。

阻礙未來進展的最後一種思維，是政治轉型會破壞社會秩序。東亞經濟體給發展中國家留下的主要啟示之一，是經濟發展會導致制度轉型，而不是相反的。

比如，在台灣和韓國，二戰后的威權政府創造了過渡性制度安排，來刺激gdp增長，以此彌補了法治的不足。在這方面，中國擁有巨大優勢。政府能力不夠強的國家，很少能夠成功步入中等收入行列。

但是，顧名思義，這些“過渡性”安排無法永遠持續下去。中國依賴這一安排已逾35年，現在必須接受法治精神，建立能夠刺激服務部門自由化、保護知識產權、成為競爭性市場經濟制度基石的可靠與獨立的司法體系。

簡言之，中國持續發展的最大風險不是危機，而是政治領導人和知識精英沒有認識到，徹底改變到目前為止一直很成功的增長戰略的必要性。事實上，從危機可能利大於弊的角度來看，近年來的信用高速擴張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或者房地產部門眼看就要崩潰的警告，或許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令人擔憂。

在理想狀況下，中國並不需要這樣的危機。中國經濟自2008年便開始減速，這可以視為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增長危機，已足以迫使中國領導人將注意力，從支援兩位數的年gdp增長率，轉向重組經濟結構。

事實上，關於減低中國對出口的依賴、開放其服務貿易、吸引更多外資投資於服務部門及加速匯率、利率和跨境資本流自由化的問題，似乎已出現了共識。去年的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點就是明證。此外，在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后，中國領導人也承諾，要讓市場在決定經濟結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毫無疑問，這些都是邁向正確方向的步驟。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是否能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兌現承諾。

（作者張軍是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