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暴恐挑戰中央底線 治疆不能靠“物質恩賜”

新疆暴恐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刊發的評論文章稱，記得有一首歌中唱道：“我們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場，戈壁沙灘變良田，積雪溶化灌農莊……”。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新疆似乎開始亂象和暴力迭出，並曾由於2009年的“7·15”暴亂達到一個高潮。隨后中國政府試圖調整治理政策，開始所謂“柔性治疆”，但目前看來仍收效有限。

4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結束任內的首次視察新疆，並高調號召反恐，卻緊接著就發生了烏魯木齊火車站惡性“自殺炸彈”爆炸事件，肇事者直接挑戰中央及最高領導人的意圖明顯，這也標志著新疆暴恐活動與國家的對抗程度更加嚴重升級。

新疆問題的成因確實比較復雜，歷史現實，內部外部，民族地理，體制弊病，發展水平等錯綜交織，新疆民族分裂勢力重新抬頭，少數民族自治不充分，教育不普及，發展不平衡，民生問題日漸突出，干部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治理政策僵化落后，加上中亞、西亞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泛濫，以及西方勢力為牽制中國崛起而從中插手，都令人感到新疆問題在中短期內近乎無解。

由新疆維吾爾族暴恐分子發動的襲擊，已經從本地蔓延到外地，由襲警發展到殺民，由砍刀升級到炸彈。而中國政府方面的有關對策，目前似乎是以提升警力和戒備為主，但問題是軍警方面在明處，而暴恐分子在暗處，采取游擊戰術，而且多是亡命之徒，這就為提前預警和事先防范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而中國政府方面關於暴恐事件的后續偵破和處理，也有待提高水準。譬如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發生后，可能迫於上面“最高指示”和“維穩”的壓力，當地警方在24小時內即宣布“破案”，其實不過是查明了一個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而已。至於作案的動機和目的，武器兇器來源，有無組織和外國背景等等，皆沒有答案。難道這也可以算作“破案”？

從更深層次來說，由於新疆問題涉及中國的領土主權，於是很多討論由於“愛國與否”的情結障礙而無法深入展開，從而也掩飾了許多問題的真相和原委，這樣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就更無從談起了。簡單思維諸如所謂鐵血治疆，或者主張大規模在新疆推行漢化和由內地移民，往往止於意氣用事。因為新疆問題的根本解決，只能和必須是以和平包容，共同發展為基礎，新疆各族人民和文化傳統都是中華文明圈內的寶貴財富，如果短視地搞排他性同室操戈，反而會自亂陣腳，正中某些民族分裂勢力的下懷。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新疆政策可以說是走過了兩大階段：1981至1990年，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等的主持下，認真總結了治理新疆的經驗和教訓，對如何肅清“文革”遺毒，改善民族自治，加強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都做了原則性調整。從此新疆形勢向好企穩，在此期間，沒有出現一次暴力事件，形成了新疆穩定發展的一段大好時期。筆者記得當時在報刊雜志上可以讀到不少理性務實討論新疆歷史和現實的文章，令人大開眼界。

19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政治走向趨於保守，並以經濟改革代替了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治理新疆的思路也逐步轉變成一種“物質恩賜”主義，即我讓你放開賺錢或為你提供物質好處，其它的訴求與發展受到忽視。但民生問題似乎不能靠恩賜解決，而且漢族與維族的競爭力和公權力的嚴重不平衡，也讓許多維族人倍感失落。加上中亞和西亞地區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泛濫影響，新疆又重見恐怖和暴力。

新疆問題的解決思路到底是什么？答案是體制進步，綜合治理，與文化建設才是解決民族和文化融合的關鍵出發點。在自己國家里搞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並無實質意義，心靈和智慧的提升才能為新疆帶來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