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反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理論批判（下）

貨幣政策與物價上漲

在《通貨膨脹過程》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過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因為資本推動的信用摻水過程，新增發行的貨幣作為貨幣資本加入社會資本循環體系，從而參與從金融市場到產業領域的社會分配過程；而物價上漲則是由產業領域的資本循環與投機推動的，因為人類的生存與消費依賴於資本主導的市場體系，產業資本為了利潤最大化，可以將物價推高到消費者能夠容忍的最高限度，同時絕大部分工資勞動者相對貧困化。因此通貨膨脹和收縮與物價的升降並無因果關係。相應地，中央銀行通過所謂的調節貨幣供應量來控制或者減緩物價上漲率的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基礎都是不存在的，勉強為之也就是隔靴搔癢，摳破了資本信用摻水這只“靴子”，物價上漲的“腳癢”依然如故；這也是所謂的“反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屢屢失效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經濟學界，還存在所謂的“適度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是“潤滑商業的巨輪”的說法，這種說法的原因在於物價上漲擴張了資本的利潤幅度，改變的實際上是利潤與工資的分配后果，產業資本的所有者因此獲得更多的利潤，而工資勞動者在工資調整相對於物價上漲滯后的前提下，他們相對貧困化，既有的儲蓄縮水，整體消費能力和生存質量下降。因此，所謂的“適度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也就刺激產業資本在商業領域的活動更加活躍，資本循環的狀況在短期內可能更加順暢，隨著工資勞動者的工資及其積累的儲蓄更快地因為物價上漲而消耗，資本生產與社會消費因為利潤與工資的分配矛盾同時加快積累，經濟危機到來的時間可能會提前。

利率和貨幣供應或者通貨膨脹一樣，都是屬於信用范疇。利率依據實際形成的借貸關係鏈條而節節上升是信用資本循環與投機的使然，並且具有經常性；前些年的民間高利貸現象，不過是這種必然性的反映，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炒錢”。物價上漲則是產業領域的社會產品分配的范疇，是產業領域的資本循環與投機的結果，同樣具有經常性。利率和物價上漲並不具有相關性。中央銀行所謂運用利率政策工具“反通貨膨脹”政策宣示的豪言，往往成為虛話。

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物價上漲從來也沒有理會過什么貨幣政策，徒勞的貨幣政策的屢試無效的結果就是貨幣政策執行者要么怨念所謂市場機制不健全，那些在市場中的人們沒有理睬他們；要么就是換用以前也不怎么靈光的政策工具，換上某種他們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新概念和新詞匯，盡管心中無底無奈還是將把戲繼續玩下去！比如2010年下半年以來的所謂“通貨膨脹”，是一些社會資本對糧食、蔬菜和其他日用消費品的輪番炒作引起的，從炒作的品種來看，其中明顯含有境外資本策動和參與的因素，以破壞人民基本生活的穩定，同時謀取暴利。到2011年年中為止，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加息和堪稱猛烈的存款準備金政策，但是各種消費物價的輪換炒作卻反而有升溫跡象。消費物價沒有理會2011年1月份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紀要，也沒有感動於2011年6月份出臺的《2011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華麗的詞藻；“央行將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效控制通脹”最後證明不過是鏡花水月。從那以后，物價仍然沒有理睬央行的政策意愿，市場大眾繼續收到的還是那種漂亮深奧而又一無是處的央行報告。

貨幣政策、就業和經濟增長

市場作為人類的社會化生存體系而存在，從而成為經濟的基本組織方式。在市場體系中，因為資本的主導地位和對人類生存的全面控制，因為壟斷資本通過市場過程對中小資本所有者或者財產所有者持續地剝奪，從而造就了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迫使被剝奪殆盡的人們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並形成雇傭關係，獲得工資來維持自身以及家庭的生存。在整個資本的社會生產體系體系中，勞動者只有與相應的勞動生產條件相結合，才能開始資本的生產活動，工資作為資本的一項預付成為資本對勞動進行投機的起點，人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才被資本組合進自己的生產過程。在產業資本循環鏈條或者網絡的各個環節，勞動者被資本雇傭並且吸收；只是在最終消費市場，資本將所有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再賣給作為消費者的勞動者，對勞動的投機才最後完成。經濟或者社會生產是為了人的消費與生存的目標，但是在資本主導的市場體系中，經濟或者社會生產被資本異化，資本在市場的循環與投機中首先是獲取利潤，在此前提下才會有其次，也就是為了人的消費或者生存；換言之，如果資本不能某個產業或者多個產業中找到運用領域並且因此獲取利潤，資本也就不會開始資本的生產與活動，更不會有資本的預付和對勞動者的雇傭。雇傭勞動者並驅使他們為資本自身勞動，成為產業資本的核心特征。在以市場為組織方式的資本社會生產體系中，就業有著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方面，產業資本找到他的運用領域或者途徑，從而在社會生產體系的某個環節開始資本循環，構成產業資本循環鏈上的一個環節，這是資本就業；另一方面，在資本能夠就業的基礎上，才有勞動者被雇傭和就業。

在西方經濟學中，有關“經濟增長”的概念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因為產業資本的循環體系或者網絡被西方經濟學硬性割裂為所謂的“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所謂gdp統計具有重復計值的嫌疑；在價格采樣上，因為不存在“均衡價格”，所以無論是采用平均價格或者某個生產流通環節的價格都是不合理的，實質上忽略了產業資本循環鏈條對勞動進行吸收的累積——工資的累積和利潤的累積。其次，無論是在經濟的擴張期和收縮期，因為更低成本與費用的產業資本的驅動機制，以產品單位成本最低、產業組織更規模經濟的資本生產與循環占據市場渠道並且更迅速擴張生產規模，從而將高單位產品成本的生產排擠出市場之外。換言之，不是所有的產出或者產品的勞動積累都能夠走到最終消費環節並且被人所消費。社會生產過程是一個喇叭形蜂筒，面向生產起點的一方最大，而面向消費終點的一端最小，蜂筒中交織著產業網絡體系，在這些網絡的不同環節都會有高單位產品成本和費用的的生產要么找不到買方，要么找到買方卻最終不被買方認可，從而在這個資本循環的環節上被排擠出市場渠道或者喇叭形蜂筒，從而占據這個生產環節的資本面臨失業。這些最終被排擠出市場渠道的所謂產出，因為被私人占有，實際上成為一種社會浪費；只是在這些環節以前的資本生產，因為雇傭勞動者並且發出工資，對整個社會生產與消費體系的運行有所助力。真正有意義的社會生產，其意義恐怕僅限於在最終消費市場的商品和服務的零售總額，一方面包括勞動者用工資收入購買消費品，另一方面，資本所有者因為資本的自然積累、因為個人及家庭的生理限制，資本所有者僅用獲得的小部分利潤購買消費品的交易總額被包括在最終消費構成中。

在西方經濟學中，貨幣政策理論是作為反經濟危機的對策而發展起來的，具有逆周期施行的特征。在經濟擴張期，產業資本形成和活躍水平逐漸增長，產業資本循環體系對勞動的吸收過程取決於產業資本循環的總體規模，就業人數隨著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雇傭關係的形成而逐漸增長，同時因為就業和工資關係的擴展、工資收入的形成，為整個社會產業體系的運行提供牽引，只要它們的生產構成新的生活方式和內容的物質來源或者創造來源，這些領域中的產業資本會重新活躍，並且將物價在市場流通的各個環節重新推高；從而引起社會資本活動的整體回升，直到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產品系列出現消費飽和和市場普及。隨著新產業形成所帶來的產業資本運用余地的擴大，產業資本所獲得的利潤上升也為金融層面的利率提高提供空間，從而利率水平因為信用資本循環環節上的活躍而整體上出現上升。與產業領域的低成本生產企業盈利最豐厚、生產和市場銷售擴張最快、最能成為壟斷者一樣，低利率要求的金融領域的企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同樣成為金融市場的寵兒，金融資本運用擴張最快、最能獲得市場優勢和壟斷地位；信用資本循環過程中的“雙重馬太效應”機制始終起作用。緊縮性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在收縮整個市場體系中的貨幣資本，對市場中自發的信用膨脹過程具有抑制作用，從而產業資本的形成與就業會變得相對緩慢，它可能延長經濟擴張期的時長。

而在經濟收縮期，因為新產業中的資本相互殘酷淘汰、各個市場環節持續走向壟斷，並且新產品的消費已經普及，商品交易關係的維度充分發展，新產品消費帶來的市場機會已經被資本利用的相對充分。新產品消費走向以新換舊的格局，新產品迅速擴張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相應地產品過剩局面也廣泛出現，被新產業帶動的其他產業資本規模的繼續擴張不僅沒有余地，而且被迫轉向收縮；市場中資本的自身生存只能在進一步提高壟斷水平、調整結構上下功夫。此時對市場先行壟斷的資本對非壟斷資本的市場排擠和壓迫日益劇烈，收購、兼並和破產案例日漸增多。隨著大批非壟斷企業被迫退出新產業，產業資本循環在壟斷資本和非壟斷資本之間同樣出現兩極分化，非壟斷型企業不僅面臨經營困難直至最終退出，相應的失業人數也就日益增加。失業增加和社會悲觀情緒逐漸形成和蔓延，引起消費上的謹慎，此時的銀行儲蓄存款的持續流出也開始出現並且加速發展。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執行同樣是在企業選擇中具有傾向性，信用資本循環過程中的“雙重馬太效應”機制仍然起作用。此時的中小企業不僅融資難，而且即使得到融資，也可能是利率經過層層加碼過后的高利貸，高利貸授信降臨到中小企業身上，也在為中小資本所有者的被剝奪提供潛在條件。而得到授信的壟斷企業因此提高了對非壟斷企業的市場排擠淘汰能力，加快收購兼並和推動非壟斷企業破產的進程，從而使產業資本活動的規模更快速下降和失業人數更快的增長；一方面是因為壟斷企業的產業組織更合理更有效率，同時技術水平更高，不僅出現機器排擠人的現象，企業持續降低成本的行為也會導致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進而推動工資水平的整體下降，另一方面則是非壟斷企業的資本和勞動者雙雙失業。這樣失業引起的最終消費下降和市場中壟斷局面的出現，推動生產與消費的雙雙螺旋下降。

在經濟收縮期，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推行而產生的新增貨幣資本，即使經過金融過程，實際上在產業領域很難找到運用余地，既不可能增加就業，也不可能推動產業資本活動重新走向活躍，進而提高資本的社會生產規模或者經濟總體水平上升。這一點已經被在凱恩斯主義形成之后發生的多次經濟危機過程中的貨幣政策實際效果所證實。

值得指出的是，經濟收縮期的中央銀行對擴張型貨幣政策的執行，因為對產業領域影響甚微，而貨幣資本的運用也就轉向金融領域。被加強的市場壟斷資本也就同時開始對金融市場中的中小資本進行絞殺、吞並，以便獲取利潤。這也是在經濟收縮期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期貨市場出現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推行不僅將信用膨脹的氣球吹得更大，通過“雙重馬太效應”在產業和金融兩個層面加速了新產業中的壟斷局面的形成。壟斷資本在控制和操縱老產業的物價的基礎上，又對新產業的商品價格形成操縱自如；金融市場的資本活動繼續活躍和有擴大的趨勢，產業領域的資本活動水平不再上升，所有的商品報價都被壟斷資本定於高位且居高不下，這也就是所謂“滯漲”局面的出現。

對貨幣政策目標的考察

在西方貨幣政策理論中，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一般有四個：穩定物價、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和平衡國際收支。這四個目標中，物價上漲緣於市場中產業資本投機與循環在壟斷條件下將資本循環的一系列終點的賣方報價哄抬的更高，所謂的就業是以資本找到它的運動領域並且能夠獲利作為前提，產業資本開始它的循環，吸收勞動者並且提高就業，充分就業狀況無非是一個市場體系中的勞動者被最大限度地吸收並且作為資本生產的一個要素參與產業資本循環過程。雖然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的概念本身存在致命缺陷，所謂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質不過是讓產業資本的運動體系更加活躍有力，保持勞動者就業和工資發放也為產業資本更加普遍地帶來利潤，從而維持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所謂的國際收支平衡觀念，不過是市場均衡觀念在資本國際循環領域的延續，國際收支不過是一個時間階段內通過金融過程信用資本進行跨國界設定和產業資本超越國界循環的統計，也就是這段時期資本跨國運動的反映；資本的國際運動與循環的利弊未必表現在所謂的國際收支平衡上，而在於資本如何獲取利潤和對相關利益的考量。很顯然，西方貨幣政策理論仍然是將人格化資本這個市場主體排斥於觀察視野之外的，而人格化資本始終是物價上漲、失業增加、經濟衰落和所謂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問題的源頭和動力。因為在市場中資本的主體性和利益傾向，人格化資本不可能屈從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中央銀行不可能驅使人格化資本放棄它們有利可圖的事業，更不可能逼迫人格化資本去干那些無利可圖的買賣。

因為壟斷資本勢力集團掌控了政府政治權力體系，也就完全左右了中央銀行的意志和行為，而不是所謂的市場中的資本或者企業應該屈從於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志。西方經濟學家們因為忌諱市場中資本主體性的討論，甚至刻意掩蓋，他們對資本主導的市場和經濟運行的理解也就遠離現實和真相本身，本末倒置也就不足為怪；洋洋大觀的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玩弄虛幻概念和邏輯的龐大觀念體系，相應的貨幣政策理論實際上奏效與否，不過是他們在自彈自唱和自欺欺人。所謂的四大貨幣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過是為這種偽科學的理論徒勞辯解；貨幣政策掐架不過是一個屋檐下一群貨幣政策的執行者們盲人騎瞎馬的后果！既然看不清，硬性實行這些政策不過是在賭博；而政策掐架本身導致政策制定者們的茫然，當然來自於他們的思維混雜與矛盾，時不時地產生一些“瞎子摸象”似的爭論。

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關係維度上貨幣政策的意義

在以市場為基本組織方式的經濟中，因為人格化資本主導了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活動，從而也就主導了經濟的運行。在社會生產與消費的對立關係中，因為資本的私人占有，人格化資本通過對勞動者的雇傭，控制了社會生產，並且以控制社會生產為前提控制了社會消費。人的生產組織體系因此在資本化的同時，因為社會分工的發展和以人與人關係為基礎的市場體系的建立並且發揮生產組織作用，生產也就社會化。

資本的生產與社會消費的矛盾是由於資本追逐利潤、天然不平衡的市場分配過程所致，是因為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和普通勞動者的相對貧困化。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際上是通過信用摻水過程，對貨幣資本的創造和提供進行收縮和擴張；這些歸屬於不同資本占有者、數量時時變化的貨幣資本，通過金融過程和信用資本循環向產業資本循環領域設定，從而在市場人與人的關係體系中部分展開資本私人占有關係，進而參與對社會產品的分配。貨幣政策所產生作用和影響所及局限於資本主導的社會生產，提供參與社會分配的手段，強化了壟斷資本對市場體系的控制，客觀上加強了在生產方面的資本力量，而不是擴張在社會消費中具有最廣泛基礎的勞動大眾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沒有在最終消費市場對整個資本生產體系增加牽引力。相反地，因為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執行，增加了又一批要求對社會勞動產品的分配者，實際上是在加劇而不是緩和分配失衡的矛盾；這就是進行所謂“總需求管理”的貨幣政策實質。西方經濟學家們人為地將“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分割為市場體系中的兩個對立層面，於是所有的私人資本經過金融過程后在產業領域中形成的貨幣資本以及未能夠到達產業領域的部分金融資本，都幻化成了“社會總需求”，直接置換了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關係中的消費一端而成為經濟運行的虛幻牽引。

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中包含貨幣政策理論的政府干預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用於“熨平”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因為供求理論的本身的虛幻性，因為壟斷資本勢力集團對政府政治權力體系的控制與操縱，西方經濟學中的反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理論和反經濟周期財政政策理論一樣，都與現實的市場與經濟運行不相干，表現為各自兩張皮。西方貨幣政策理論所描述的所謂機制或者體制僅僅存在於那些描述者的理論虛構或者想象中，而市場中的資本則提供大量的例外或者反例對他們的“科學見解”進行嘲弄和諷刺。他們的經濟理論不僅脫離了經濟本身為了人的生存的本質，而且他們作為西方資本價值觀的傳道者，也無法自證其身，要么是尚未理解資本運動本身，要么是自欺欺人。在政府干預思想產生后的百年間，盡管西方經濟學界以及政府對政府干預（包括貨幣政策的方式和手段）進行所謂的“調整和改進”，經濟危機仍然“頑固”地頻發並且復雜化，當今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仍然處於深化發酵之中。至於我國政商學界的一些人將這些偽科學理論奉為圭臬並東施效顰，在政策實務中自彈自唱，也就不知所謂了。（續完）(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

參考文獻：

《論經濟周期》，清湖漁夫；

《從金銀本位制到紙幣本位制》，清湖漁夫；

《市場中的政府行為》，清湖漁夫；

《通貨膨脹過程》，清湖漁夫；

《企業與產業資本循環》，清湖漁夫；

《金融過程和利率雙軌制》，清湖漁夫；

《反經濟周期財政政策理論批判》，清湖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