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線在哪里

《當務之急》書封

摘自邱震海《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 

提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否落實，取決於未來三年我們在關鍵問題上的作為：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才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邱震海為你透徹解讀中國改革遇到的難題和風險！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從中國政府面對復雜經濟形勢的兩難說起。

從2013年6月起，人們就不斷聽到一種叫“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一說法顯然是從年初開始的“安倍經濟學”克隆過來的。首先發明這一說法的據說是一家外資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其認為“李克強經濟學”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不出臺經濟刺激措施；二是金融領域去杠桿化；三是調經濟結構。

不知是否是一種巧合，最近十幾年，中國乃至世界經濟中的一些重大現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資銀行或經濟智庫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並繼而引起各國關注，最後成為一種廣為流傳的共識、趨勢甚至政策取向。無論是“金磚國家”還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無不如此。

所謂“李克強經濟學”的提出，顯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經濟學”概念的影響。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過日元貶值等刺激經濟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的出口，同時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由此獲得了“安倍經濟學”的美稱。從政治角度看，“安倍經濟學”的成功也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國內的民望，並使其在外交事務上更加具有底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相互交織的關係。

2013年，除了“安倍經濟學”之外，“李克強經濟學”和“默克爾經濟學”也都是風靡全球的術語，無非都是希望以此來總結相關國家經濟政策的成功之道。

事實上，作為中國新任總理的李克強，從來就沒有明確提出過這三大要素，更沒有將這三大要素歸結為“李克強經濟學”。所有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據2013年3月李克強上任后掌管經濟的思路，甚至是從他的一些做法和說法中推斷出來的。

“李克強經濟學”被巴克萊銀行的幾位學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當時距李克強上任總理正好三個半月。大家仔細回憶就可發現，李克強上任后的最初幾個月里幾乎十分安靜，甚至安靜得有些低調。除了對印度、德國等國進行過一些外事訪問外，李克強的精力基本都放在國內問題上，而且主要是國內的經濟問題上。當然，從后來公布的情況來看，這幾個月里李克強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作了不少調研，強有力地推動了上海自貿區的進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強似乎沒有更多更高調的公開論述。

2013年6月中國“錢荒”的爆發，是對李克強的第一個考驗。過去幾年里，中國素以貨幣流通過多著稱，似乎從不缺錢。然而從2013年6月的某一天開始，中國卻突然出現了“錢荒”的怪事。當然，客觀上自然有銀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國金融體系里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則是“錢荒”的真正元兇。

面對這一情況，李克強的態度基本是按兵不動，因此中國央行未像人們預料的那樣率先出手。也許正是李克強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當時的這一舉措，讓巴克萊銀行的經濟學者們眼前一亮：不出臺經濟刺激措施，這不正是李克強經濟思路的主要元素嗎？

於是，一個后來幾乎家喻戶曉甚至風靡全球的名詞——“李克強經濟學”就這樣誕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強經濟學”誕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節目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容忍底線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簡單：在中國“經濟政治學”的背景下，經濟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現社會乃至政治不穩定的情況；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可以接受社會乃至政治的不穩定。既然這樣，下一個邏輯問題就是：面對經濟可能下降的趨勢，中國政府能夠容忍的底線到底在哪里？如果經濟下滑到可能引發社會不穩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則？這里的兩難就在於：若不出手，則經濟下滑可能引發社會不穩；但若出手過重，則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資產價格上升、國進民退……）又將重新上演。

果然，幾天之后，我們就從媒體中不斷讀到中國政府領導人談經濟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誡大家要有“底線思維”。什么是“底線思維”？很顯然，這就是要對經濟可能下行到什么水平有一個基本的預估和預案；一旦不行，政府還是要果斷出手。

這顯然已向人們傳遞了一個核心資訊：所謂的不出臺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決策層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國“經濟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一旦經濟下滑，底線失守，那么由此導致的社會不穩將是任何人都無法承受的。

問題在於：中國政府能夠承受的底線到底在哪里？圍繞這個問題，我曾邀請多位經濟學家出席節目。

如前文所述，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我已養成一個習慣：至少每一個季度都要在《震海聽風錄》節目里，主持一場關於中國經濟形勢的討論。養成這一習慣的直接原因，當然是國家統計局每季度公布的經濟數據；而間接原因則是，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我已隱約感到中國經濟將出現放緩跡象。

說到國家統計局，這無疑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家能夠提供全面、權威的經濟數據的國家機構。但國家統計局在過去幾年里也不是沒有經受過嚴厲的質疑，其中有些質疑還是直接在我的節目里展開的。

200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忘了是出於什么原因，我忽然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出席節目，並安排他與一位香港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展開對話，主題是中國的國家統計數據和體制。這是一個聽上去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然而只要話題一展開，就立時能讓人興奮起來。先聽聽那位香港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的質疑吧：

——2009年7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全國經濟數據，而那時距離第二季度結束僅僅過了半個月。

——當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二季度全國經濟數據時，為何有兩個全國大省的經濟數據居然尚未統計完成？

這確實是兩個讓很多人都難以回答的問題。加入鳳凰衛視前，我曾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擔任公關推廣總監。香港地區各上市公司的財政年度於每年3月31日結束，但各上市公司的年度數據最快也要到5月中下旬才能公布。一個上市公司的審計和核實尚且需要近兩個月的時間，更何況一個具有30多個省市自治區和十多億人口的大國？至於全國兩個大省的統計數據尚未得出，而全國的數據居然已經公布，這也是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以想象，社科院統計專家與香港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之間的對話，一定進行得十分激烈；而當對話如此激烈地展開的時候，你也一定不會覺得這是一個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了，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關係著每一個人的命運。

你一定很想知道這場對話的結果：社科院的統計專家解釋了統計的技術細節后指出，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有時會采用一種抽樣統計的方法，有時甚至也以一定的推斷為依據，並不是完全以百分之百的統計數據為前提。這一說法能否令人信服，當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對話進行到最後，統計專家也十分坦率地承認，統計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然而在現行體制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結果無論如何都是人們必須依靠或至少作為參考的數據。這也正是我至少每個季度，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經濟數據后都要做一次經濟學家對話節目的主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南北方的經濟學家經常在我的節目里呈現出悲觀和樂觀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比如葉檀，一個時常在各個媒體頻頻點評各種經濟現象的財經評論員，也是一個經常讓男性經濟學家瞠目結舌的財經女人。

最近一年多以來，每次節目開始，我都要問葉檀一個問題：“與上一個季度相比，你是更悲觀了，還是稍樂觀一點了？”而葉檀，這個伶牙俐齒的女人每一次給我的回答都不外乎是：“我還是那樣的悲觀！”“我比上一季度更悲觀了！”“我永遠悲觀，悲觀到底！”

葉檀的悲觀不是沒有根據的。據她在節目中介紹，她經常到各地考察，尤其去過浙江等地的一些民營企業中進行考察，民企的出口訂單是她十分關心的經濟指標之一。

國世平，深圳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一個在我的節目中與葉檀一樣悲觀，然而表述卻往往較葉檀更為犀利、尖銳的學者。2013年7月中旬，當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當年第二季度的數據之后，國世平和葉檀這兩個幾乎同樣悲觀和謹慎的經濟學家，同時出現在我的節目里。

我問國世平：“您認為，中國政府能夠承受的底線是什么？”

國世平回答：“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和潛力，gdp增速降到6.5%，我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能夠承受的底線。”

6.5%，這是我聽到的迄今為止最為大膽的預言！這種預言的大膽程度，類似於國世平曾引起很大爭議的另一個說法：“房市馬上就要崩潰，大家應該把手中所有的房子都賣掉，一套也不剩！”

由於這一大膽而“武斷”的預言，國世平成了媒體上的“新聞人物”。好在我沒有對此進行炒作，否則他的“中國經濟可以承受降到6.5%的代價”的觀點一定也將引起巨大的爭議。

降到6.5%意味著什么？須知，今日中國尚未成為一個成熟經濟體。對歐美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來說，2%~3%的增長率都已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但對中國這個正處於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2008年的經驗告訴人們，低於8%意味著中國社會將產生大量的失業，其中尤其是農民工和大學生階層的失業。5年過去了，也許8%的底線可略微降低，但6.5%則無論如何都過於冒險了一點。

對此，國世平的回答是：“大學生大量失業，正是大學生可以乘此機會進行自我調整的大好機會。大學生為什么不可以去工廠做工，使自己成為更具勞動技能的合格勞動者？”

國世平的這番話，就連素來對中國經濟持有批評態度的葉檀都有些聽不下去了。在節目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二人就這一觀點展開爭論。

話說到這里似乎有點偏題了。任何一個決策者都必須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以最大的現實主義態度考慮經濟下行和社會轉型的成本，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決策者和領導者。

因此，外資銀行以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來詮釋中國的“經濟政治學”，這只能說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國，或者說不懂中國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