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翩翩儒雅貴公子 不做政要愛黑幫

四 民國舊事

1.民國四公子的政治情懷

馬 勇

我們現在許多人對官二代頗有怨言，以為這些人淪為紈绔子弟，不僅危害社會，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從歷史上看，並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沒有出息，都是紈绔子弟，更多的達官貴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僅近代以來的成功范例就舉不勝舉，像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他們的后代成才者多，敗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雖以名士風流的形象相傳至今，有“民國四公子”之一的稱謂，好像也不是一個紈绔子弟。

不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幾位也不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

所謂“四公子”的說法，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

“戰國四公子”的說法已隱約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到了東漢，隨著清議逐漸成為讀書人的一種時尚；特別是到了魏晉，隨著門閥士族的出現，隨著九品中正的運用，人物品鑒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類似於“四公子”這樣的人物歸類已越來越普遍，構成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觀，以致后世中國還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國四公子等說法。

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較的說法顯然隱含著一種褒貶，更多的時候似乎是褒獎多於貶低，是一種贊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別是1949年之后舊的世家大族被消滅殆盡，新的世家大族又無法誕生，類似於四公子這樣風流倜儻的人物再也見不到了，觸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這樣的輕浮之徒或紈绔子弟，拿他們與四公子的風流韻事進行比較，真的是玷污了歷代四公子的美名。

歷代四公子的事跡我們不在這兒多說了，這里專說民國四公子。民國四公子的說法分歧很大，根據一些朋友的歸納至少有四種不同說法：

一指陳錦堂、袁克讓、張伯鈞、宋傳興組合；

二指袁克文、溥侗、張伯駒、張學良組合；

三指袁克文、盧小嘉、張伯駒、張學良組合；

四指孫科、張學良、段宏業、盧小嘉組合。

至於“后民國時代”的台灣，還有蔣孝武、陳履安、周一熹、連戰組合；或錢復、陳履安、宋楚瑜、連戰組合；或沈君山、錢復、陳履安、連戰組合。由此我們很容易感覺到，民國四公子的說法眾說紛紜相當正常，因為各人立場不同、視野不同，必然會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選擇與不同評判。

不過要說民國時代，或民國初年的四公子，恐怕還是應該以張伯駒在《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中的歸納更接近事實，大致有袁克文、張伯駒、張學良、盧小嘉、張孝若、溥侗等六人備選。如果繼續篩選，比較公認的民國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張伯駒、張學良和溥侗四個人了，因為只有他們四人具有司馬遷對戰國四公子志向行事大節的點評：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有擔當有肩膀，有藝

術文學創造力或鑒賞力，風流倜儻，雅而不俗，敢做敢為，敢愛敢恨，樂善好施，風流而不下流，對民族對國家有貢獻有熱誠。

既然是公子，當然都必須出身於豪門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凱、張學良的老爸張作霖不必說了，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強人或軍事強人。至於張伯駒的老爸張鎮芳，溥侗的老爸愛新覺羅·載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隨著歷史塵埃煙消云散，我們 今天的讀者不太清楚這些而已。

張鎮芳是袁世凱的表兄弟，光緒三十年進士，官至河南都督，為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重要幫辦。愛新覺羅·載治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瑆的曾孫，過繼給道光帝的長子隱志郡王為嗣，世襲鎮國將軍、輔國公，兼理民政部尚書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來自皇室還是軍事政治強人，也不管他們的祖上識字多少文化幾何，但他們四人在少年時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書房陪小皇帝讀書，經史子集、琴棋書畫、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藝術，文物鑒賞等，都是別人無法企及的。至於張伯駒，其藝術成就是當代文化高原上一座無法企及的高峰，在書畫鑒定收藏、詩詞、戲劇和書法這四個領域，張伯駒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是不世出的人物。

腹有詩書人自華。擁有如此的文化品味的公子哥，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下三濫，舉手投足都給人一種自然舒適的超塵脫俗的感覺，是真貴族。

與“紅豆館主”、“侗五爺”大致相近的還有“袁二爺”袁克文，江湖上尊稱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爺的老爸袁世凱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優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爺自幼熟讀四書五經，精通書法繪事，喜好詩詞歌賦，收藏古玩字畫，雅人雅事使袁二爺真的是風流倜儻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畫其藝，都是一時之選，無出其右。

才藝比拼當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條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維，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國家對民族有肩膀有擔當，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優越條件做過對國家

對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爺一句“絕嶺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高層”，他沒有從家族利益去支援老爸袁世凱稱帝，反而從民族大義立場上給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勸阻。至於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張學良，在涉及民族大義國家前途問題上或許也有糊涂的時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暫的政治生命中，東北易幟、西安兵諫，其功過是非容或還可以再討論再批評，但這種事情對國家政治發展無疑極端重要，其中任何一個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

在重大問題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更是他們的本分，張學良辦大學興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細說了；張伯駒將畢生收藏義無反顧陸續捐獻給國家，也不必說了。即便是袁二爺到了后來窮困潦倒，聞知各地災情，總是將自己珍藏的字畫碑帖拍賣賑災。至於袁克文加入青幫當老大，小小年齡被尊為“老頭子”，俗人不解，這其實就是對袁克文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表彰，否則袁二爺英年早逝，也不會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還有妓女都趕來送葬痛哭。

至於四公子的風流韻事，當然傳聞更多更廣。但我們應該注意，四公子博愛眾生，愛美女，隨處播散愛的種子，但他們又確實屬於有情有義的人，並不是那些只愿茍且而不愿負責的輕浮之徒。張學良長命百歲，閱女無數，但從其愛情生活看，不論對原配，還是趙四小姐，還是那些春風一度的偶然艷遇，張學良大約都敢負責愿負責，敢愛會愛，因而我們能聽到張公子的風流故事，卻聽不到被愛女子的哀怨、憤怒，向隅而泣。還有袁二爺，除了原配外，還有五房姨太太，這仍然無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愛的種子，博愛天下美女，知情人說袁二爺畢生愛過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於一夜春風的艷遇，更是不計其數，只是后來從沒有哪個女子要死要活控訴袁二爺無情無義或負心。這是那時大戶人家的生活常態，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愛而不負責任，寧愿我負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負我。

四公子的名士風流對於中國人來說已是明日黃花，現在的中國恐怕再也難以重現這種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們已經徹底俗化，我們只能在物欲中掙扎。

2.民國時代的帥哥名媛

岳 南

1943年6月7日，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來到抗戰中的四川南溪縣李莊鎮考察訪問。當一行拜會了流亡此地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轉赴鎮外的門官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訪問。此時的李約瑟很想拜會一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意想不到的是，曾經光彩照人、才華橫溢、名滿學界的民國時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當年浙江嘉興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學識風度，名動公卿，海內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於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二冊，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乃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推陳其美為都督，並出任都督府參謀長兼滬軍第二師師長，其間與陳其美，外加滬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蔣介石結為拜把子兄弟。北洋時期，他以教育部長的身份，暗中助馮玉祥倒戈，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軟禁了大總統曹錕，驅逐末代皇帝溥儀於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自此代理內閣總理，並攝行總統職權。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后，黃郛又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後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這四個姐弟，頗類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抱負，不同的

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錢昌照，字乙黎。出生於江蘇常熟書香門弟，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並與他的學長陶孟和一樣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后，在張謇引薦下用一年時間游歷了半個中國，拜訪了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錢昌照與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訂婚，因沈氏家族的關係結識蔣介石，並受到蔣的重用，先后出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主任（翁文灝為主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內戰爆發，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時出走香港。1949年后從香港轉歸大陸，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生前留下了一部《錢昌照回憶錄》，於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內容雖然簡略，但資訊豐富，為治民國政治、工業和教育史所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從這部回憶錄中可知，在名噪一時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開工之前，不只是國內的黃炎培之子黃萬里教授極力表示反對，海外也同樣傳出了極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諧之音，而發出這一聲音的就是錢昌照的內兄、沈家的老三、早年畢業於同濟大學，后留學德國的水利專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間專門研究黃河治理，20世紀30年代歸國后從政，曾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資源委員會秘書、民國政府交通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沈對黃河治理情有獨鐘，1946年夏，在南京市市長任上時仍沒有忘記黃河治理問題，曾專門組織黃河顧問團考察黃河流域，並聘請三位美籍顧問前來考察（包括薩凡奇、柯登，薩凡奇借此機會第二次到國民黨擬建的三峽工程壩址查勘地形地質）。1948年，沈怡出任聯合國遠東防洪局局長，駐泰國數年，領導治理湄公河。再后來沈怡去台灣，曾任“交通部”部長，任職六年。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勢，沈氏受到少壯派的排擠，乃改任“駐巴西大使”，未久離任僑居美國，1980年去世，享年79歲。沈怡著有《水災與今後中國之水利問題》（1932年11月《東方雜志》，第28卷，第22號），《黃河年表》（1934年出版）、《黃河問題》（1935年出版）等專著，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水利專家和市政工程專家。1979年，沈氏珍斷患癌症之后，希望他僅存人間

的胞妹沈性元前去探視。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昌照夫人的沈性元得電並征得有關部門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將長江“三峽計劃”的資料帶去，征求這位水利專家對建造大壩的意見。當性元把資料取出時，想不到沈怡卻拒絕閱看，他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干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國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轉相勸，並說：“祖國尊重專家，遠在國外還鄭重征求（意見）”云云。沈怡才勉強看了一下資料，寫了幾條意見讓胞妹帶回了國內。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當年沈怡反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具體意見如何，是否為國內高層和專家學者所了解，已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來推測，“在當時，即使他的意見為國人所知，大概也會當作潛伏在國外的階級敵人的惡毒攻擊，反而會增加主建派的砝碼”。事實上，許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運。沈怡生前還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五年后於台灣出版，其中對錢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評。

作為民國時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學歐美，在“五四”時期，就有翻譯戲劇作品《遺扇記》於《新青年》發表(第五卷6期，六卷1、3期，1918年12月和1919年1、3月)。此劇后來被譯為《少奶奶的扇子》和《溫德梅爾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臺演出。這是外國話劇最早的白話語體翻譯劇本之一在中國發表，也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源頭。正是在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礎上，才產生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此后，他與徐志摩共同翻譯了《瑪麗瑪麗》等文學作品，引起文化界廣泛注意，特別受到好友林徽因的激賞。

除文學戲劇外，沈性仁對社會經濟問題亦有較大興趣，1920年，她與丈夫陶孟和合譯的《歐洲和議后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荷裔美國科普作家房龍的成名作《人類的故事》於1921年出版后僅4年，就由沈性仁翻譯成中文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經久不衰的“房龍熱”。后來成為歷史學家、作家的曹聚仁曾回憶道：20年代在候車時偶然買到《人類的故事》中譯本，於是，“那天下午，我發癡似的，把這部史話讀下去。車來了，

我在車上讀。到了家中，把晚飯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讀，一直讀到天明，走馬觀花地總算看完了。這五十年中，總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紅樓夢》，沒有其它的書這么吸引我了。我還立志要寫一部《東方的人類故事》。歲月迫人，看來是寫不成了。但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深遠呢！”盡管曹氏沒有談及沈性仁的翻譯之功，但若沒有沈氏的努力就不會有中國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類的故事》並大受影響，這一事實想來曹氏是不會否認的。

當年徐志摩自海外歸國，在北平發起了一個文學沙龍——新月社，常來石虎胡同7號參加聚餐會和新月俱樂部活動的人物有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淑華、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語堂、張歆海、饒夢侃、余上沅、丁西林等等一大批大學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黃子美、徐申如等企業界、金融界人士。還有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資格稍老的社會、政界名流，可謂一時俊彥，大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聲勢。據當時參與者回憶，這些出身背景，年齡、興趣和職業不盡相同的人物，所談話題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文學，駁雜多樣，所關心的問題也不盡一致，雖然來俱樂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樣的。

就在這一時期，沈性仁與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適、甚至生性靦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學者，相識相交並成為要好的朋友。后來，隨著梁思成、林徽因由東北返平，住北總布胡同三號以及“太太客廳”的形成，陶孟和與沈性仁便成為“客廳”中的主要賓客。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里邊的“科學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對號入座的話。

對於沈氏高雅的儀態與美輪美奐的容貌，作為女性的林徽因既羨且佩，而對林徽因傾羨、愛戀了一輩子的金岳霖，初次見到沈性仁時，即驚為天人，大為傾心動情。並不常做詩的老金，自與沈性仁相識后，也一反常態地做起愛情詩來，他在題贈沈性仁的一首藏頭詩中寫道：“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蘭香靜處風”，以婆娑的竹影與蘭花之香來比喻“性仁”之風采麗姿，其傾慕艷羨之情溢於表里。

被譽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剛語）的胡適，曾主張作為一個具有

現代知識的人，就需要有幾個女友，因為男女之間在觀察處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彌補的益處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寫給家鄉母親的信中，說到當日應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婦家吃飯，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還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談。然后說：“我在外國慣了，回國后沒有女朋友可談，覺得好像社會上缺了一種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幾個月，只認得章行嚴先生的夫人吳弱男女士。吳夫人是安徽大詩人吳君遂(北山樓主人)先生的女兒，曾在英國住了六年，很有學問。故我常去和她談談。近來才認得上面所說的幾個女朋友。”無論是此前還是之后，胡適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談，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謀求渴望做異性朋友的絕佳人選。

或許生性過於靦腆，或許心中過於憂傷，在清華任教的文學家朱自清，每見到漂亮或心儀的女人，都有精細的觀察，且在日記中有簡約記載。如：1924年9月5日，由溫州乘船赴寧波任教。“船中見一婦人。臉甚美，著肉絲襪，肉色瑩然可見。腰肢亦細，有弱柳臨風之態。”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處，遇鄧明芳女士，頗有標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楊今甫處午飯，飯后論《啼笑姻緣》及《人海微瀾》。“旋陶孟和夫婦來，陶夫人余已不見數載，而少年似昔，境遇與人生關係真巨哉。”朱氏記載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當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風采均不減當年，仍是妙齡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俗世比喻。從這句頗為含蓄的隱語中可窺知沈性仁當年奪人心魄的高雅氣質和朱自清內心艷羨動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筆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戰爆發后，沈性仁隨陶孟和開始了流亡生活。幾年的戰亂與生活困苦，使她的身體受到巨大耗損，生命在磨難中一點點走向消亡。自從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昆明遷到李莊后，由於環境和氣候的變化，特別是如德國人王安娜博士曾說過的重慶一帶的環境一樣，由於川南一

帶含硫量很高的煤塊燒出來的煤煙混在一起成了煙霧，而這些彌漫著硫磺味的濃煙整日徘徊於李莊及周邊地區上空不散，與林徽因的遭遇幾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且日甚一日，幾度臥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設法為其醫治，但鑒於李莊缺醫少藥的現狀，陶孟和本人甚至同濟大學道業高深的醫學教授都深感無能為力，只有看著俏麗文靜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組織一個考察團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聞訊，找到連襟錢昌照，讓沈性仁順便搭車去蘭州治病。在陶、沈夫婦看來，或許西北清爽的空氣和蘭州城的醫療條件能使肺病有所控制。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去竟成永訣，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蘭州撒手歸天。

沈性仁病逝的訊息傳出后，除了她的家人悲痛欲絕，許多相識的朋友也為之灑下了悲傷的熱淚。費正清曾哀惋地慨嘆道：“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1月23日晚上，在昆明西南聯大的金岳霖接到沈性仁去世的電報后，“當時就像坐很快的電梯下很高的樓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穩下來時，“又看見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的八天前，還親筆給遠在昆明的老金寫過一封信，“那封條理分明，字句之間充滿著一種淡味，一種中國人和英國人所最欣賞的不過火的幽默”的信，讓老金無法相信“八天的功夫就人天闊別”的殘酷現實。於是，金岳霖懷著悲天憫人的情感，寫下了一篇含血沾淚的悼文，以紀念這位在中國白話文運動史上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認為，沈性仁是“非常單純之人，不過她也許在人叢中住，卻不必在人叢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單就事說，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說，她能做的事體也許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個入山惟恐不深，離市惟恐不遠的真正高雅、淡泊、風韻無邊的人間女神。文中又說：

認識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覺到她確雅，可是她絕對不求雅，不但不會求雅，而且還似乎反對雅。……我猜想她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於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關心的。在大多數人十多年來生活那么艱苦的情形之下，雅對於她也許

充滿著一種與時代毫不相干的紳士味……性仁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於朋友她又推赤心於人、肝膽相照、利害相關，以朋友的問題為自己的問題。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難有時比實際上的困難還要大。她在李莊聽見昆明的物價高漲的時候，她深為奚若太太發愁，恨不能幫點小忙。然而她無法可想，而在那束手無策的狀態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難也就愈大。這不過是一例子而已，這一類的景況非常之多。朋友們的處境困難常常反比不上性仁為她們著想而發生的心緒上的憂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為中心，有的時候我簡直感覺到她的生活是為人的生活，不是為自己生活。也許她這樣的心靈是中國文化最優秀的作品。

金岳霖這篇《悼沈性仁》的敘事散文，堪稱民國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寫女人寫得最細膩，最優美的文字之一，內中蘊涵了英國紳士式的從容、清純、灑脫、飄逸，伴著中國古典的深厚綿長和淡淡的哀傷，讀之感人肺腑，韻味綿長不絕。金岳霖不僅有一顆哲學家的頭腦，還應當算是世上最為難得的一位好男兒，好情人。假如把老金與風流成性的情種徐志摩相比，金氏對女人的了解和洞見要比徐更透徹，更遼遠，更有深度，也更能切近女人的心扉。

據沈性仁的小妹、錢昌照夫人沈性元說：“回憶到金老（岳霖）對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認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內向型的。她文靜、深思、內涵比較充實……等，金老稱之為‘雅’。性仁二姐待人誠摯，處事有方，這些我們父母所留給她的品格，也許由於她愛好文藝所獲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說“二姐處在多難的舊中國，身居在知識分子經濟不寬裕的家庭，家務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動，還能抽出時間勤於譯著，她翻譯了房龍的名著《人類的故事》，此外也譯有英文中篇小說。這些也是金老所欽佩的一方面吧。”

金岳霖對沈性仁心向往之，沈對老金也極為敬佩。沈性元說：“我從二姐偶然的話語里，得知金老搞邏輯學，寫作有個少有的特點：常常費了不少功夫寫成厚厚的一迭稿了，當發現其中有不滿意處，他會把全部稿子毀棄，決不‘敝帚自珍’，更不會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會重新開始，有疑義就再作廢而不惜，決不把自己所不滿意的東西問世饗人。金老，當年的‘老金’就是這般著作治學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欽佩。”

作為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歷了世間蒼桑、生死離亂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但其內心的苦楚與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於萬一。據當時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巫寶三回憶：“李莊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后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莊，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於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歷歷在目。”

當李約瑟到來時，陶孟和似乎還沒有從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脫出來，剛剛57歲就已是頭髮花白，身軀佝僂，變得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這個時候的陶孟和正領導所內部分研究人員，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進行調查研究。此前，陶氏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后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中央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后和會談判的依據”。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1939年在昆明開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組織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它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來李莊后，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諸領域，轉到了經濟學，並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開始了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向協助政府解決問題的轉化。在此期間，陶氏與研究所同人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並出版了對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派，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

室委派，調查研究並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

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他與他的同事輾轉幾萬里，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科學報告，因戰后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復雜關係，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所統領的人民大眾，卻主動放棄了日本方面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折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以上的各種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賠償。而從李莊走出來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自1952年被戴上了一頂“偽科學”的鐵帽子宣告解體。陶孟和作為一個失去了專業依托的老人，晚年的人生也隨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聳云端，搖晃不止，虛無飄渺的天梯。在忽忽悠悠的騰云駕霧中，陶氏再次發出了的久積於心的呼喊：“夢想是人類最有害的東西”，憂郁而終。這是當時在李莊時期的陶孟和與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體人員沒有料到的。更不可思議的是，2004年，一個撿垃圾的老漢在北京某地一個丟棄的廢墟中，撿到一麻袋檔案，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專家李學通研究員鑒定，這正是當年陶孟和等人在李莊所作的戰爭期間中國損失調查報告。但對這堆“廢物”作何處理，無人理會。嗚呼！

3.民國風景舊曾諳

解璽璋

民國歷史“驚”了我們

民國是當下大眾閱讀的熱點之一。據說，和民國有關的書，賣的都還不錯。有些書口碑也很好，這是非常難得的。岳南所著《陳寅恪與傅斯年》，就是這樣“既叫好又叫座”的書。陳寅恪早幾年先曾熱過，一本《陳寅恪的最後20年》風靡海內外，至今還為很多人所傾倒。岳南的新著則更偏重於在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互輝映中介紹他們的家族背景、文化傳承、成長經歷、留學生活以及在動盪的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於學術的艱難歷程；在似與不似之間展現不同性格的兩個知識分子，同為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而做出的努力。有人說，這是一部“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同時，這也是一部在艱難困苦之中，作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吳宓撰《讀散原精舍詩筆記》）的知識分子，為延續中華文化的血脈雖九死而終不悔的奮斗史。讀這本書，我們會想起很多事，發生在昨天、今天，或者明天的事，這些事以及事中的人總是讓我們嘆惋和悵然。

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歷史，但它有時又顯得十分遙遠，看上去不是那么真切。這種如夢似幻的感覺大大激發了我們的好奇心，使我們很想鉆進去看個究竟。當我們最初打開民國這本“書”的時候，那些被塵封在歷史中的人和事，那些繽紛燦爛的歷史瞬間，還是給予我們很多驚奇，甚至驚喜。最近有一本新書叫《狂人劉文典》，劉文典何許人也？我們所知不詳。還是此前讀《陳寅恪與傅斯年》，其中有一段（149頁）講到此人：“時為清華國文系主任的劉文典（字叔雅，1889—1958），年齡比陳寅恪大一歲，既是一位才高學廣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蕪湖安徽公學讀書時就加入同盟會。1909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日、英、德等國文字、語言，回國后曾一度擔任孫中山秘書處秘書，積極主張以刺殺、車撞或引爆自制炸彈等恐怖活動，來打擊、推翻袁世凱集團的統治。老袁一命嗚呼后，國內革命形勢發生丕變，劉氏遂不再過問政事。1917年，劉文典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積極鼓吹另類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選定古籍校勘學為終身之業，主攻秦漢諸子，並以《淮南子》為突破口加以研究，終以皇皇大著《淮南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動文壇，為天下儒林所重。劉氏因此兩部巨著一躍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響所及，已超出學界而步入政壇，曾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

民國人物的“瘋”和“狂”

然而，成了“國寶”的劉文典，對蔣介石的抬舉並不買賬。書中特別記載了他與蔣介石當面頂撞一事，也算民國期間的奇聞之一。據說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上，老蔣曾為學潮之事召他訓話，二人當場頂撞起來，劉文典罵老蔣“新軍閥”，盛怒之下的老蔣則扇了他兩個耳光，並下令關押七天。有傳聞說，老蔣扇劉耳光時，劉文典也不甘示弱，飛起一腳踢中了蔣的肚子，蔣捂著肚子疼得臉上汗珠直滾，這才有了把劉氏關進監獄之舉。這種事情，在我們的經歷中怕是聞所未聞，也讓我牢牢記住了這個名字。所以，不久在書店看到《狂人劉文典》一書，我毫不猶豫，掏錢就買。這是一本關於劉文典的傳記，而且有“國內第一本”之贊譽，可見，關於劉文典的記述，此前是很稀少的。物以稀為貴，既如此，這本書的出版也就

很難得。作者從結識陳獨秀，走上推翻封建統治的革命道路開始，終結於1958年對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政治批判，詳實、具體、生動、全面地講述了這個特立獨行、有棱有角的知識分子的一生，極為傳神地描繪了他的一身傲骨和“狂人”形象。這里所謂狂，其實是在贊賞一種氣節，一種人格。作者說：“綜觀劉文典的一生，在他孤傲狂狷的深處，其實正寄寓著一種對於獨立生命狀態的永恒追逐。在這個過程中，不免又經歷著由傳統文人向新型文人轉變的深切陣痛。”

然而，這又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個性，或者說它是一個時代的個性，亦無不可。孫郁前不久作《在民國》一書，就有專章講述“狂士們”的事跡。他筆下的狂士，第一個就是陳獨秀，接下來還有蘇曼殊、章太炎、吳稚暉、錢玄同等。劉文典與其中兩個人都有過不同尋常的交往，一個是他在家鄉的恩師陳獨秀，一個就是留學日本時期的章太炎。他曾回憶陳獨秀上課時的情景，說是不拘小節，有時一邊講課，一邊搔癢，什么綱常名教、師道尊嚴，全不放在眼里。孫郁也說：“陳氏做人不守舊規，為文亦傲氣襲人。五四前后，有癲狂之態者很多，但像陳氏那樣倜儻的人，卻不多見。”所謂“癲狂之態者”，俗稱就是瘋子。據說，民國學人中有三位“瘋子”最著名，一個是章太炎，一個是劉師培，還有一個就是他們二位的學生黃侃，其中偏偏沒有提到陳獨秀。但這三位“瘋子”仍然與劉文典大有關聯。劉文典始終認為，無論劉師培所持政治立場如何多變，革命思想如何怪異，都是對自己影響最大的老師。留學日本期間，劉文典則拜在章太炎的門下，但他自己也說：“我從他讀書的時間太短，聚會的次數也不多。”不過，老師狂狷放縱、特立獨行的個性，卻被他真正地發揚光大，繼承下來。十幾后，劉文典不懼強權，當面斥責蔣介石，章太炎知道了，“逢人便說有這個好學生”。至於黃侃，從章太炎那論，是他的大師兄，從劉師培那論，他又是大師兄了。

瘋狂之態折射精神人格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恰恰說明了劉文典的“狂”，自有他的道

理。其中既有師承，也有社會風氣的影響。《在民國》一書就曾講到這一點：“惟有民國初年前后，風氣大變，狂士輩出，遺緒一直延續多年。”孫郁又引魯迅的話說：“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這種情形與其說是民國最初那些年所獨有的，不如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遺傳所存留的幾分亮色。他們的性格或有不同，具體表現亦殊異，但在清高自守，不畏權貴，獨立不羈這些方面，又有許多相同之處。《陳寅恪與傅斯年》就有多處講到二人的同與不同。傅斯年嘗有“大炮”之稱，想當年，他一炮轟倒孔祥熙，再一炮轟倒宋子文，兩位“皇親國戚”均被傅斯年幾聲炮響轟於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稱贊他：“在最近的十年來他內心已焚燒著正義之火，逼他走出學術之宮，要分一部分精神來顧問國事。他的話，是代表千萬人民的隱泣和怒吼！他的話，也寄托著對祖國的復興與再生！”這或者正是社會大眾對知識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種期許。所謂“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傅斯年在那個動盪之秋就做了諤諤之士的一個典范。而陳寅恪卻是內斂式的，對他來說，這一生，沒有“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就已經足夠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這就是他在詩中寫道的：“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即不能兼濟天下，就有點獨善其身的意思了。這是一個讀書人，現在所謂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我們衡量一個知識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學問做得怎么樣，而是看他治學的態度。這里所強調的還是如何做人。扭曲學問以趨時媚世的人，一定不是正直的人。而做人不能正直，立德也就出問題了。古人說，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自然免談。所謂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啊。事實上，在中國歷史傳統中，特別是在20世紀以降這百余年中，能否堅持學術獨立的根本信念，已經成為衡量學者，或者知識分子精神人格的準繩，也是區分真學術與假學術的分水嶺和試金石。陳寅恪最為人所稱道的，也是他最為自得的，就是在學術研究中一直堅持“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

說來容易做來難

從這里可以看出，民國的被書寫與被閱讀，其實是與我們所能感受到的現實的某種缺失緊密相關的。通過對民國的書寫和閱讀，我們或者能在心里得到某種補償。所以，無論是書寫者，還是閱讀者，大家的心里都是存有深深期許的。《狂人劉文典》的作者曾在“后記”中講到這個“狂”字，他說：“在這個漢字的深處，是一種對命運的抗爭與努力，是一種對權貴的蔑視與逃離，是一種對尊嚴的堅守與把握。我喜歡這種‘狂’，我覺得，它是治療當下日益嚴重的‘陽痿人格’、‘犬儒主義”的最佳藥方。“當然，這也許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記得讀過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題目是《勸君免談陳寅恪》，為什么要”免談”呢？他說：“陳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們學不來。”理由有三：首先是“頂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這“三不住”，陳寅恪還真是免談的好，因為，談了怕也是白談。我想，易中天先生說的是實話，惟其說了實話，才讓我們看到了斯文在現實中的尷尬處境。這種處境的真實性就在於，已經沒有“狂人”，也就沒有了抗爭與努力、蔑視與逃離和堅守與把握。這幾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復興說得很多了，但根本的問題並沒有觸及，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還支配著我們許多人的想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4.七七盧溝橋事變后的平津危局

岳 南

謹以此篇，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七十六周年，以及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參戰的全體官兵和愛國志士。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劃，終於采取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是日夜，早已占領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軍隊，以走失一名士兵為由，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絕后，日軍突然向盧溝橋龍王廟中國守軍發起進攻，繼之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序幕隨之拉開。

駐守在華北地區的二十九軍，其老班底是一代軍閥大佬馮玉祥旗下的西北軍舊部。這支軍隊的興起與演變，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其興亡存續與翻云覆雨的經過，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戰亂時期軍閥們相互傾軋、暗算、合縱連橫的烙印。

1928年夏，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相繼占領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兒子張學良在沈陽老巢承襲父職，自任奉天軍總司令。7月1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等軍事巨頭，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統一全國。自此，中國軍閥折騰了幾十年的相互攻戰防守、腰斬開膛、砍頭剁腳、水煮油烹的大混戰暫告一段落。

1930年，剛剛在名義上取得統一的中華大地，又爆發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兩個地方割據軍閥聯軍對決的中原大戰——這是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戰之一，共有130萬人參戰。交戰之初，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就在彼此打得難分難解、成一團麻花時，蹲在白山黑水間的奉系軍閥張學良，在蔣介石夫人、絕色美人宋美齡親往其密所搖動三寸香舌和施展周身招數連番規勸、蠱惑、利誘下，張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兒巴唧的身子骨兒，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藥力發作，突然“稀里咔嚓”響了起來，屁股開始由發熱到發燙，隨著脈管血液奔流竄騰，密布的毛孔迅速擴張炸裂，細黃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陽中根根直豎。陣陣香風吹拂中，張學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濤的激情，在蔣介石與閻、馮聯軍雙方死傷達到30余萬眾仍難決勝負的關鍵時刻，突然“嗷”叫一聲蹦跳而起，於宋美齡放情的大笑與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劍，親率20萬東北軍攜槍架炮以虎狼之勢入關助蔣。

“東北虎”突然竄入關內，大戰正酣的馮、閻等群狼組成的地方聯軍土崩瓦解，紛紛作鳥獸散。閻錫山扔下殘兵敗將獨自躲到天津租界一個暗室不再露頭，馮玉祥統率的號稱42萬西北軍四散逃亡。原西北軍名將吉鴻昌、韓復榘、梁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相繼率部投蔣；龐炳勛、孫殿英、劉春榮等土匪出身的將領率部脫離馮玉祥，自謀生路。約萬余殘兵敗將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孫良誠、秦德純、馮治安等人的帶領下，於慌亂中自河南之境渡過黃河，退入晉南一隅之地苦苦掙扎，企圖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蔣有功而榮升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在北平設置行營，全權掌控東北軍政、兼理整個華北地區軍務的張學良，挾“東北虎”的凌厲威勢，根據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決議，對西北軍殘兵敗將進行捕獲收編。1931年1月，原西北軍殘部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6月改為名義上隸屬於南京中央政府的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馮玉祥旗下所謂的“五虎上將”之一宋哲元（字明軒）任軍長，轄馮治安、張自忠兩個師，駐防山西正太路一帶。

晉東南原為山西軍閥閻錫山經營多年的老巢，二十九軍駐防此地自是處於寄人籬下的地位，軍費稀薄，官兵衣衫襤褸，形同乞丐，其狀凄凄，慘不忍睹。處在夾縫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將士於饑寒交迫加白眼中，做夢都想得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兒，以便東山再起。

機會終於來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未放一槍退守關內，東三省淪陷。整個西北、華北局勢立刻變得嚴峻起來。出於多方面考慮，1932年8月，國民黨中央行政院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所屬部隊隨之向西北一帶轉移。未久，其軍隊擴編為三個師轄八個旅。察哈爾雖僅轄16縣，地狹人稀，天荒地老，但畢竟是個落腳之地，也是命懸一線的二十九軍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軍被調往北平以東的通縣、三河、薊縣一帶駐防，未久，奉命參加著名的長城喜峰口、羅文峪抗戰，有效地狙擊了日軍侵略，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贊譽，名震一時。

1935年6月，迫於日本的強大壓力，著名的《何梅協定》簽訂，蔣系中央軍關麟征、黃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區。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壓下，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經過一陣左右搖擺，瞅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發展縫隙，宋哲元趁機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三項要職，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一切政務、軍務，統歸宋哲元一人節制。

借了亂世風云的契機，得到冀、察、平津政權，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樣深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硬道理，開始利用地方財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關稅、鹽稅、

統稅、鐵路交通稅等錢財，打著準備抗戰的幌子，以各種名目大肆擴軍，並通過種種理由和方式向國外購買軍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其部下已有4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五師四旅的兵力，部別番號分別是：

馮治安三十七師（駐防北平西苑、盧溝橋一帶）；張自忠三十八師（駐防天津附近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廠和大沽各地）；趙登禹一三二師（駐防南苑團河、河北省任丘、河間一帶）；劉汝明一四三師（駐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鄭大章騎兵第九師（師部和騎兵一團駐南苑，其余兩團駐固安、易縣等地）；孫玉田特務旅（駐南苑，以一團在城內）；石友三部兩個保安旅（冀東一帶，河北保定一線）。另外有直屬軍事教導團，冀、察、天津保安隊，總兵力達到了10余萬眾。二十九軍所屬部隊分別駐守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各地區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亦分別由駐軍首領兼任，其情形為：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長（蕭振瀛離職后由張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二省與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天下，並復現以前軍閥割據局面。

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南京中央政府，對這塊具有特殊性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獨立地盤上的一切軍政事務，已無力直接控制指揮。而自認為羽翼豐滿，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稅收、白銀南運、故宮寶物南遷等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雙方矛盾加劇。日本人瞅準機會，借以操控宋哲元並不斷向其施壓，企圖將其變成一個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權，日本外務省在《對華北新政權方針》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務委員會為“宋哲元政權”。對此，蔣介石曾對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慨嘆道：“我們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幾個人聽指令，並不能指令他們。”其痛苦、憤恨、無奈之狀溢於言表。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非騾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為后來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地區危急與淪陷埋下了禍端。

盧溝橋事變之前，宋哲元為躲避日本人的糾纏，正貓在山東樂陵縣老家為死去的父親挖坑修墓，一切軍政事務全部交付駐平的馮治安與秦德純辦理。當宛平城槍聲響起時，秦德純以職業軍人特有的干練與魄力，當即於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長辛店守軍何基灃旅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官兵奮起抵抗，並有“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等悲壯之語。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給日軍以痛擊。

7月8日晨，秦德純打電話到廬山，向正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以及北平面臨的危急情形。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制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采取應對規則，作了反復思考與細致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已經淪亡於日寇之手。就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和華北特殊化，這就意味著平津地區成為中國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壘，若平津失陷，整個華北將不可收拾。因而，經過反復思索權衡，蔣介石認為對方此次明火執仗的行動，絕非往日任何一次軍事爭端與挑釁能與之相比，華北大難臨頭，中國政府和軍隊很難再有退路，非戰即降，非死即活，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到來了。

面對危局，蔣介石采取外交斡旋與不惜開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一方面指令外交部部長、資深外交家王寵惠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重口頭和書面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回原防，中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時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發出了“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屬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電令。

此時躲在山東樂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從秦德純發來的電報中得知盧溝橋事變情形，但這一事件似乎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和警覺，他本人也沒有立即回平處理事務的打算。面對宋的曖昧態度，秦德純焦急萬分，電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鄧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樂陵，促宋速返北平，以應付危局。當鄧氏抵達樂陵時，宋哲元表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自己表示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於是下了一道“只許抵抗，不許出擊”的指令，讓秦德純向前線官兵傳達，並表示自己將考慮與日軍方面談判，力爭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由於宋哲元的遲鈍和迷幻式夢想，導致事件風生水起，波詭云譎，整個平津前途命運落入兇險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蔣介石采取積極軍事反擊的決心已定，在迅速調兵遣將的同時，於廬山牯嶺海寒寺致電宋哲元，告已調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龐炳勛部及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線助戰。並警告宋哲元放棄固執、幼稚的幻想，盡快從沉醉的迷夢中醒來，速到保定指揮戰事，嚴令“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同時電召正在重慶主持川康軍事整理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南京，盡快著手編組軍隊，對中國空軍實施緊急動員，準備抵抗即將到來的日軍全面侵華戰爭。與此同時，日本軍政首腦機關采取利用和擴大宋哲元與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規則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撥離間之術，設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將南京政府的勢力排除在華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棄抵抗，以達到迅速占領華北之目的。

蔣介石透過各種軍事情報網絡，覺察到日本方面的陰謀，在公開聲明中嚴正指出，任何協定都須經南京國民政府批準。面對宋哲元一直搖擺於戰、和之間，置中央政府訓令於不顧，頑固地寄希望於日軍妥協求和的心理與做派，蔣介石甚為擔憂和不滿，於7月10日先后兩次發出電令，恩威並施地對宋哲元指示道：“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筑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筑，如限完成為要。”“守土應具決死必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吾兄忠直亮節，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為國家民族前途互勉。”

電令發出后，蔣介石於廬山召開緊急國防軍事會議，制定了三項應變措施：

（一）編組第一線戰斗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於7月底前，組建好指揮大本營及各集團軍、軍團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彈藥存放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廠一旦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準備后備兵員100萬人，軍馬50萬匹及半年的軍糧等。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幾次電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機處理戰事，但宋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與鄧哲熙等幕僚於7月11日化裝打扮，悄然無聲地趕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當時的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后來所言：“不是抗戰，而是求和。”

7月12日下午7點，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陜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境內的國民黨軍隊接到動員令，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與平漢線集結；山東境內的部隊擔任津浦鐵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軍用飛機立即編隊飛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潛往津門后，與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密謀求和，這一做法得到了張氏明確支援。宋哲元心懷忐忑，試探性地與駐天津日軍首領進行談判，企圖靠自己縱橫捭闔之術予以“轉丸”。惜宋氏與張自忠的幻想，皆與時代大勢相違，結果自是一相情愿。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駐朝鮮軍首腦機關，頻頻致電日本中央軍事統帥部，強烈要求當機立斷，痛下決心，以盧溝橋事變為契機，實現徹底征服中國之“雄圖大業”。面對國內外局勢，駐華北日軍對前來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虛與委蛇，以等待大批援軍到來的戰略決策。對日軍首領的陰謀，沉浸在“和談”美夢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覺，迷醉中於12日匆忙對外發表談話：“此次盧溝橋事件發生，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

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

此番妄言傳到廬山，蔣介石與奉召前來開會議政的各方人士大為不滿。7月1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嚴明而又措辭強硬地指出“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余地。今日對倭之事，唯能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

對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顧，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寧鐵路正常運行，取消北平戒嚴，嚴禁二十九軍與日軍摩擦，並釋放雙方交戰中被俘的數十名日軍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針對海內外愛國志士紛紛匯寄到北平的錢款財物，通電全國，謝絕國人“捐款募軍之舉”，以免讓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礙“和平”大計。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有：“……接明軒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禁止。豈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鑒於外交路線直接談判無效，南京政府邀請英國駐華大使出面進行“調停”，但為日方所拒絕，中日關係向惡化的方向急劇發展。此時日本國內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衛文麿覲見日皇，就中日戰爭形勢舉行了緊急會議，根據會議制定的方案，於16日派遣10萬陸軍向中國進發。17日，東京五相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動員增派40萬日軍赴華助戰。日方決心已定，中國方面即使不惜以重大犧牲為條件，來換取所謂“盧案”和平解決，亦無半點可能了。日本軍隊本著“軍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的既定方針，加緊調集大軍向平津地區急速推進，全面戰爭氣氛在華北進一步擴大蔓延開來。

日本的強硬姿態再度給蔣介石和中國軍民以極大刺激。7月16日，蔣介石邀集全國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必要的“應戰宣言”。該《宣言》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抗戰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演講，極其干脆地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變4項條件，同時以慷慨悲壯的語調提醒全國軍民：“盧溝橋事件能否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續絕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己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而一旦被逼到“最後關頭，只有抗戰到底。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此次關於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後關頭”的講話，標志著蔣介石既慎重又決絕的態度，確立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戰略的總方針，標志著中國政府徹底拋棄忍讓、克制、退縮的政治軍事規則，堅定地轉入共赴國難，全力抗戰，生死存亡在此一舉的戰略軌道。這一誓死捍衛國土，不惜身家性命與日軍血戰到底的戰斗檄文，令全國軍民為之大振。同日，國民政府緊急撥發300萬發子彈與大批武器裝備運往二十九軍，指令孫連仲統率的第二十六軍、商震第三十二軍、龐炳勛第四十軍及國民黨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師、關麟征第二十五師、劉勘第八十三師等部隊立即開拔，沿平漢、津浦路北上，火速推進至保定與石家莊一線布防，協同二十九軍與日軍決一死戰。

當這一切布置完畢，蔣介石於20日由廬山返南京，再度召集軍政要員會議，商討對日長期抗戰的總戰略。

在天津一直尋求與日本人談和的宋哲元，於18日偕張自忠初次會見了新上任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歸后當即對人表示：“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這個時候的宋、張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軍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軍到達，一舉將二十九軍擊潰，徹底占領、掌控冀察與平津政務。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於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蔣公介石在廬山慷慨激昂的陳詞和一次次急促的電令置之腦后，不顧有識之士再三提醒與竭力勸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針與介公的指令於不顧，擅自下令拆除部隊官兵與北平民眾在北平城內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準備巷戰的防御工事，將關閉數日的各道城門全部打開，放棄一切警戒，指令各部擱置備戰計劃，向城外增兵的軍隊立即撤退，電請已火速北上的中央軍孫連仲、萬福麟、龐炳勛等部停止前進，將主戰甚力的馮治安師與主和的趙登禹師換防，以為日軍做出“求和”的榜樣。

令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日本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近萬人已悄然開抵唐山、天津，並在塘沽卸下10萬噸軍火。日本關東軍三個旅團，已相繼秘密調入華北，21日抵達豐臺，完成了圍攻平津的軍事戰略部署。另外日軍8個師團約16萬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線向平津撲來。面對宋哲元極其反常的荒唐之舉，在南京坐鎮指揮的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陣“娘希皮”之后，於盛怒中再度致電秦德純轉宋哲元：“聞三十八師陣地已撤，北平城內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后，彼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同時叮囑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並將在津期間與日軍簽訂的秘密協議立即報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為是，擅自隱瞞。

7月25日，日軍已完成軍事部署，大規模攻擊平津的戰爭前奏——廊坊之戰打響。二十九軍所部愛國將士奮起反擊，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7月26日，日軍增援部隊趕到，並有27架飛機前來助戰轟炸。中國守軍抵擋不住，撤出廊坊。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令其務必丟掉幻想，立即恢復一切城防戒備，死守勿失，決心大戰，並擬親至保定指揮戰事。

7月27日，二十九軍所部攻復廊坊，激戰后不支，隨之撤出，廊坊失守。

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在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親自指揮下，開始對北平守軍展開大規模進攻。集結在京郊南苑一帶約七千余名二十九軍所部將士被迫

倉促上陣，與兇悍的日軍展開血戰。日軍憑借優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戰車步步緊逼，並以飛機數十架低空輪番轟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戰略指導思想，導致南苑直到大戰到來的最後一刻都未能構筑堅固的防御工事，僅以簡陋的營圍作掩體，在敵機瘋狂轟炸掃射下，營圍被撕成碎片，營房變為一堆廢墟，守軍部隊受到極大鉗制而無法反擊。隨著通信設備被炸毀，各部隊與指揮部聯絡斷絕，指揮失靈，致使秩序大亂。戰至28日拂曉，守軍傷亡慘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戰、大混亂、大潰退中，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及其所屬三千余名官兵陣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張維藩等高官大員，率部倉皇南撤。

7月29日，北平淪陷。

當日傍晚，駐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寶山一線的何基灃一一O旅，在掩護各部撤退完畢后，奉命向長辛店一帶南撤。訊息傳出，北平民眾悲感交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一千多名高校學生，紛紛聚集起來，走出古城，悲憤交加地向這支打響盧溝橋第一槍的部隊告別。

一年之前，受抗戰愛國人士的影響和鼓動，在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學生暑假軍事集訓隊”，組織幾千名大中學生進行集訓。作為集訓總隊副總隊長的何基灃和學生們相處的日子，被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情所感染，特別是那些從關外淪陷區流浪而來的東北學生，內心的悲愴與強烈的抗戰愛國熱情，使何基灃深為感動，幾次演講皆聲淚俱下。為此，何旅長成為力促宋哲元放棄軍閥割據，與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堅決實行抗日救國的主要將領之一。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第二期集訓正在進行，何基灃等官兵返回部隊，集訓隊解散，青年學生們紛紛要求上前線與官兵並肩戰斗。正在妙峰山演習游擊戰術的學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眾一道，積極投入到擁軍抗戰熱潮中。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喊出了“保衛盧溝橋”、“發動華北民眾，援助二十九軍，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許多大學生和社會各階層服務人員、市民、甚至車夫走卒，紛紛自發組織起一個又一個不同形式的“勞軍團”，前往盧溝橋和南苑一線慰勞英勇守土的二十九軍愛國將士。另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和北平民眾攜手並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滾燙的毒日下，布滿塵土的臉上淌著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與守軍官兵一道，扛沙運土，構筑防御工事。時在前線指揮作戰的何基灃聞知學生們的行動，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在訓令中對他的部下感慨地說道：“這些青春年少的中華兒女，散發出的是何等強大、熱血噴涌的澎湃激情，我們如不奮勇殺敵，何以對得起他們的一片忠膽赤誠！”

而如今，麻袋構筑的防御工事被當局下令自行拆除了，華北守軍的最高統帥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長官秦德純走了，城防司令張維藩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走了。北平守軍的兄弟部隊，除了部分人員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來，能自由行動的軍隊都撤走了。在這場潰退大潮中，一一○旅獨木難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須盡快撤離北平這塊險惡之地。夾在撤退隊伍中的何基灃於倉皇中百感交集。遙想當年，在這些熱血噴涌的青年學子們面前，自己曾慷慨陳詞，高呼著誓與北平共存亡的口號，走在訓練隊伍的前列。如今壯志未酬，不但拋棄了自己當初的誓言，也拋棄了這些滿腔熱忱的青年學子和滿城的百姓，開始一場前程未卜、不知身歸何處的軍事流浪。想到這里，淚水模糊了視線。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對守軍的不滿與憤慨，沒有人為之送行，唯年輕的學子們真情不減，懷著一顆赤誠之心與對未來的期望，向這支敗軍與敗軍中的將士戀戀不舍地作最後辭別。學生們跟在隊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著送別的口號。眼看離北平城已經很遠了，天空漸漸暗了下來，只有西方天際透著一絲血色的微光。夾雜在隊伍中的何基灃於心不忍，策馬沖出隊列，勒住馬頭，側轉身，望著緊跟在隊伍之后滿面悲情的學生們，熱淚盈濕了眼眶。淚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舉起的分明是學生們用自己的鮮血書寫的標語：

“何基灃將軍不要走！”

“抗戰到底！”

“我們要從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何將軍與一一○旅將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丟！”

“………”

“同學們——！”何基灃旅長的聲音已經嘶啞，他抬頭挺胸，強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氣力繼續喊道：“同學們！北平——，我們一定會打回來的！”

話到此處，何基灃哽咽不能語，他抬手向學生們敬了個標準的軍禮，溢滿眼眶的淚水傾泄而出。隨著一陣旋風刮過，坐下戰馬的長鬃迎風飄動。何基灃趁勢抖動韁繩，棗紅色的戰馬前蹄騰空，馬頭驀地仰起，在急速旋轉中沖烏云壓城的長空一聲短促的悲鳴，載著淚流滿面的主人箭一樣向前沖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陸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驚恐迷惘中的芸芸眾生。

次日，天津陷落。

5.西南聯合大學的定勝糕與耗子肉

岳 南

引子：

提到“國立西南聯大”，大多數人都會肅然起敬。這所在抗日戰爭期間頑強生存了八年的大學，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早在十幾年前，有關西南聯大的歷史研究和文學創作已開始引人注目，近年來更是形成了關於“西南聯大”的出版熱點。最近，隨著百年清華校慶的升溫，不少學人又提出了辦學理念與教育制度，需要回到西南聯大時代的呼聲。那么，當年的西南聯大是什么樣子？是什么樣的教育體制與師生毅力造就了偉大的西南聯大？此篇選取生活中的幾個片斷，或可讓讀者窺一斑而見全豹，對這所早已消逝的享有世界性聲譽的大學有更多了解，也多一份深切的緬懷。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由國民政府批準，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學校組成的聯合大學，地點在昆明。1946年5月，聯大解散，三校重返平津仍各自獨立辦學——這就是大的歷史概況。

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國土不斷淪陷，日軍又不斷地對海陸進行封鎖，中國經濟又恢復了舊時代的情況。女人們又搬出她們的紡車，開始用手紡線。用煤油燈的人家開始改用桐油燈照明，抽紙煙的人改抽水煙，家織布代替了機織布。大片田地荒蕪，工廠倒閉，商店關門，鄉野田疇遍布面黃肌瘦的逃荒者與失業人員。而對於賴以避難的西南邊陲，同樣是百業凋零，經濟一落千丈。西南聯合大學常委蔣夢麟親眼看到“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家事校事國事皆令他愁腸百結、焦灼無計與惶恐不安。對於這段經歷，蔣夢麟在自述中說：“抗戰第二年我們初到昆明時，米才賣法幣六塊錢一擔（約八十公斤）。后來一擔米慢慢漲到四十元，當時我們的一位經濟學教授預言幾個月之內必定漲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說八道，但是后來一擔米卻真的漲到了七十元。法屬安南投降和緬甸失陷都嚴重地影響了物價。”又說：“物價不斷上漲，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許多囤積居奇的商人。囤積的結果，物價問題也變得愈加嚴重。鐘擺的一邊蕩得愈高，運動量使另一邊也擺得更高。”

這種令知識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際，時為西南聯大化學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掄亦深表郁悶和無奈，他在這年7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趨艱苦，聯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開支達五百元者，為數不少。月薪不足之數，系由自己貼補。昨聞黃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貼百余元。一年以來，已貼一千元以上。原來存款，即將用罄，現連太太私房及老媽子的工錢，也一並貼入，同時尚當賣東西到資補助云。”8月28日記道：“九時，蔣明謙、買樹槐來談，自稱現今每月掙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顧家更無辦法。買又云，彼等住昆師之教員被該校逐出，現已無家可歸。”其悲慘之狀可與乞丐難分彼此，甚至可以於夜間同蓋一塊大廢報紙而成為真正情同手足的階級弟兄了。

1942年，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應《中央周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物價》的小品文，說：“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面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又當你寫信給你的親戚報告本市物價的時候，別忘了補充一句：‘信到時，不知又漲了多少。’”又說：“現在有些小地方追趕某一些大都市的物價，恰像小狗背著斜陽追趕自己的影子。但是無論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嘆物價如春，如初日，如脫手的氣球，只見其高，不見其低。有時候又像小學算術里所敘述的蝸牛爬樹，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結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過生意，現在從北方帶來的原值一元的網球竟能賣得九十元，獲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顏開？”對於物價飛漲而教職員薪水也跟著蹦跳而又始終追不上物價的尷尬現實，窮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調侃的筆法寫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這一支相依為命的派克自來水筆割愛，獲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王力早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據說是同班32名學生中唯一跟隨趙元任治語言學課業者，后來負笈遠游，留學法國，融中西文化於一身，成就斐然，屬於陳寅恪、趙元任學生輩中最出色的學者和語言學家。但據王力自己說，同是我這個人，寫正經的文章時往往為了推敲一個字而“嘔出心肝，若寫些所謂小品，卻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動了一念紅塵之外，當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劃過無數道帶血的印痕，郁積於心中的塊壘必須傾吐出來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於是便有了他一連串發表於各報刊關於戰時物價與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問世。就當時的情形言，與王力處於同一種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戰期間一直在淪陷的上海行醫的醫學名家陳存仁，於1949年漂泊香港后，應《大人》雜志之邀，連續寫了許多札記類文章，后來結集為《銀元時代的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出版。因兩部書多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發憤”之作，加之收集資料翔實，曾轟動一時，頗為抗戰生活史家所重視。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中，陳存仁對抗戰時的物價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為了寫這篇文稿，好多熱心的朋友為我搜集資料，有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