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美國真正有錢人不只億萬富翁！「主街百萬富翁」掌握龐大財富與政治影響力

經濟學家齊達爾（Owen Zidar）與茨維克（Eric Zwick）在新書《無處不在的百萬富翁：美國誰才是真正富有、又是如何致富的》（The Everywhere Millionaire: Who Is Really Rich in America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中指出，若只把目光放在億萬富翁，可能反而忽略了美國財富分配中更龐大、卻更不受注意的一群人，即「主街百萬富翁」（Main Street millionaires）。

根據《紐約客》報導，億萬富翁近年在美國文化與政治討論中的存在感愈來愈高，從影集《金錢戰爭》（Billions）、《繼承之戰》（Succession），到馬斯克、美國企業家艾克曼（Bill Ackman）與LVMH集團董事長和CEO阿爾諾（Bernard Arnault）等富豪在社群媒體上的爭議，都讓超級富豪成為輿論焦點。

截至2025年，想進入《富比士》美國400大富豪榜，身家門檻已達38億美元，榜內富豪平均身家約165億美元，總淨資產達6.6兆美元。此外，還有約500名美國億萬富翁甚至未能進入這份榜單。

然而，相較之下，「主街百萬富翁」的規模更為龐大。美國目前約有500萬個家庭淨資產至少500萬美元，淨資產達1,000萬美元以上的「千萬富豪」超過200萬戶，而淨資產達1億美元以上者約有6.5萬人。

齊達爾與茨維克認為，這群人雖不像矽谷科技巨頭或華爾街金融家般受到矚目，卻已累積龐大財富，並在地方經濟及政治領域擁有相當影響力。

汽車經銷商成為美國財富縮影

汽車經銷商是這類富豪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兔子四部曲」中，便透過汽車經銷商這個角色，描寫主角哈里・兔子・安格斯特倫（Harry "Rabbit" Angstrom）的生活與財富。

現實中，汽車經銷商、啤酒經銷商、醫療機構業主，以及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等，都可能透過經營看似平凡的企業累積巨額財富。

這些企業往往並不具備令人眼花撩亂的創新技術，卻深入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從超市、漢堡餐廳、加油站與便利商店，到汽車零件、衛生紙、門把、醫療文件保存等產業，都存在這類由私人業主控制的企業。

例如，美國知名的Buc-ee"s與Bass Pro Shops已成為家喻戶曉的連鎖品牌，但更多企業則默默分布在各州，包括全球大型莫札瑞拉起司製造商、德州最大的無縫排水溝供應商、全球高階滑雪服市場龍頭，以及汽車零件製造商與漢堡麵包烘焙商等。

這些企業之所以能讓創辦人累積大量財富，關鍵往往不是某項突破性發明，而是長期專注經營、承擔風險，以及在競爭中展現高度韌性與策略。

「穿透式企業」成為累積財富的重要工具

齊達爾與茨維克在美國財政部稅收分析辦公室工作期間開始研究這群企業主。他們原本受命研究企業主究竟繳納多少稅，但由於美國稅制複雜，加上國稅局資料庫彼此分離且高度匿名化，兩人花費數年時間追查企業實際所有權，再將企業資料與個人納稅資料進行比對。

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富裕企業主都是所謂「穿透式」企業（pass-through businesses）的所有者。

這類企業不需要先以公司名義繳納所得稅，而是將企業淨收入直接計入所有者的個人報稅資料，由企業主按照個人所得稅率納稅，同時可以避免股息稅。書中引用一名會計專家的說法，擁有小型企業可說是「美國最划算的稅務安排」。

美國稅制的演變也進一步強化了這類企業的吸引力。

1913年透過憲法修正案建立現代聯邦所得稅制度時，最高稅率僅為7%，但之後為籌措第一次世界大戰軍費而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在1925年達2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更升至94%；公司所得稅則於1968年達到53%的高點。

到了1981年雷根（Ronald Reagan）就任總統時，個人與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分別為70%與46%。

1986年，民主、共和兩黨共同推動《稅收改革法案》，一方面降低稅率並簡化稅制，另一方面則提高穿透式企業的吸引力。當時美國首次出現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34%高於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28%的情況。

這讓企業主可以透過企業結構，以相對較低的個人稅率處理企業所得。

「主街百萬富翁」往往高度專注於單一企業

齊達爾與茨維克描繪的典型富裕企業主，是一名62歲、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男性，而且有高達九成已婚。

這群人的共同特徵並不是多元投資或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而是對單一事業近乎偏執的專注。他們通常只經營一家企業，將大量時間與精力投入其中，承擔高度風險，也較少追求其他興趣。

穆勒（Nancy Mueller）是其中一個案例。1976年，當時已是母親的穆勒準備去打網球時，突然思考自己十年後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她最後決定投入商業，開始生產冷凍迷你乳蛋餅。

她租下一座因業主入獄而閒置的破舊派餅工廠，甚至改裝洗衣機來去除菠菜水分，並找來一名曾因反越戰而離開航空業的工程師改良設備。很快，她每天便能生產10萬份迷你乳蛋餅。

但企業初期始終沒有獲利。直到1983年，Price Club下了一筆大訂單，其他倉儲式商店也陸續跟進。到了1990年代末，她已擁有一座8.6萬平方英尺的生產基地，年營收達5,000萬美元。

1999年，她因擔心倉儲式商店可能突然停止採購而出售企業給槓桿收購公司，之後退休。

另一個案例則是芝加哥熱狗業者波蒂略（Dick Portillo）。

波蒂略出身貧寒，1957年高中畢業後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1963年，他發現芝加哥以熱狗聞名，但郊區卻缺乏相關店家，因此在折扣店停車場以一輛自製的小拖車開設第一家熱狗攤。

經過多年擴張後，他最終將企業出售給私募股權公司，當時旗下38家餐廳與兩座中央廚房的估值達10億美元。

波蒂略的成功也體現在他與競爭對手的商業競爭上。當芝加哥熊隊傳奇教練迪特卡（Mike Ditka）成立「Ditka"s Dogs」並挖角波蒂略的一名經理時，波蒂略以更高薪資及現金吸引該經理回歸，並讓被挖走的員工重新加入自己的企業。

結果，Ditka"s Dogs最終消失，而波蒂略則持續擴張。

報導分析稱，這些故事共同呈現出「主街百萬富翁」的典型樣貌：他們未必創造革命性產品，卻能在看似普通的產業中找到商業機會，透過長期經營、競爭策略與高度投入累積財富。

從創業致富到守住既有優勢

然而，作者認為，這些企業主的成功故事並不能單純被視為自由市場與個人奮鬥的勝利。

他們同時也是美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重要參與者。1980年至2024年間，美國勞工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估計從65%降至56%，代表企業創造的收入中，原本流向勞工的部分有更多轉向企業所有者。

與此同時，生產力持續提高。作者研究「頂級所有制企業」後發現，近年每名勞工創造的勞動生產力，已從每年3.4萬美元提升至5.2萬美元。

如果增加的1.8萬美元完全平均分配，每名勞工原本可以多取得9,000美元；但實際分配結果是，約1.5萬美元流向企業所有者，勞工只取得約3,000美元。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也同步下降。1940年出生、來自貧困家庭的兒童，約九成最終收入高於父母；1980年出生者，這項比例已降至約七成。

2014年的一項分析顯示，一個人若出身於收入最低20%的家庭，最終進入收入最高20%的機率僅7.5%。作者因此認為，21世紀貧困家庭子女進入社會頂層的機會，大約只有20世紀初的一半。

富裕企業主的政治力量

「主街百萬富翁」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同樣是作者關注的核心。創業確實是經濟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在那些從收入最低20%躍升至最高20%的人當中，約9%是企業家，而僅有1.3%曾就讀頂尖大學。

問題在於，當這些企業主成功之後，他們往往也會利用政治影響力維持既有優勢。儘管企業主占美國人口不到1%，卻占國會席次約12%，州政府層級同樣具有強大的遊說力量。

文章指出，這些政治行動的一項共同目的，就是提高市場進入門檻，使後來的創業者更難複製他們過去的致富路徑。

啤酒經銷與汽車經銷便是典型案例。原本用來保護弱勢經銷商、避免啤酒製造商或汽車製造商壓迫的法律，最終反而讓既有經銷商取得強大的市場地位。

勞動市場也存在類似情況。約18%的美國勞工受到競業禁止協議限制，甚至包括清潔服務等產業。

房地產經紀業同樣擁有龐大的利益。雖然約九成購屋者透過網路搜尋房屋，但其中近九成仍會聘用房仲。房仲通常收取交易金額5%至6%的佣金，整體規模每年約達1,000億美元。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在2024年選舉週期的聯邦遊說支出，更超過其他企業或組織。

醫療產業則是另一個重要例子。醫師團體長期擔心醫師供給過多，因此支持限制醫師培訓名額。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將多數教學醫院可取得聯邦醫療保險補助的住院醫師名額，大致限制在1996年的水準。

到2017年，美國每1,000人僅有約2.6名醫師，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平均約3.5名。

醫療業者也長期反對削減聯邦醫療保險支付。1997年推出的「永續成長率」機制，原本是為避免醫療保險支出成長速度超過經濟成長，但2002年導致醫師費用標準下調4.8%。國會此後多次延後削減，直到2015年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署兩黨法案，正式廢除該制度。

2017年減稅法案成為關鍵轉折

文章認為，「主街百萬富翁」透過政治遊說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是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的《減稅與就業法案》。

該法案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率，使其低於個人最高所得稅率。在參議員約翰遜（Ron Johnson）推動下，符合條件的穿透式企業所有者可針對合格商業所得扣除最高20%。

據估算，這項政策在未來十年內將為聯邦政府帶來約4,150億美元的財政負擔。

到了2025年，川普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進一步將這項穿透式企業扣除永久化並擴大，同時逐步取消清潔車輛的聯邦稅收抵免。

因此，齊達爾與茨維克認為，社會過度關注「大銀行、大石油、大科技」，反而可能忽略大量地方企業所累積的市場力量，以及支持這些企業維持既有優勢的政策所帶來的社會成本。

重新思考財富與機會

對於如何改善這種情況，兩位作者並未把重點放在單純增加資本或高等教育機會，而是更加重視人脈、社交網路，以及讓年輕人更早接觸創業者。

他們認為，無論是創業或其他人生選擇，當一個人親眼看到身邊的人實際採取行動，就更可能認為自己也能走上相同道路。

至於更廣泛的所得不平等問題，作者提出的方向包括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提高最低工資，以及讓勞工分享更多企業利潤。

在兩位經濟學家眼中，美國如今面臨的問題，已不只是少數億萬富翁擁有多少財富，而是大量遍布全國、掌握地方企業與市場的富裕企業主，同樣正在累積龐大的經濟與政治力量。

這群人不像馬斯克等超級富豪那般容易成為新聞焦點，卻可能更深地嵌入美國日常經濟生活。也因此，作者認為，理解美國財富集中現象，不能只盯著《富比士》富豪榜，而必須看見那些隱身於汽車經銷商、餐廳、便利商店、醫療與各類地方企業背後的「主街百萬富翁」。

正如書中所描繪的兔子・安格斯特倫所說，他從不思考政治，因為「不必去想政治」是自己珍視的美國權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