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國家轉型路在何方

崔洪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中東歐國家轉型是改變歐洲經濟版圖和地緣政治的重大事件。當前，在歐洲遭遇嚴峻的經濟、安全和政治挑戰之時，再度回望中東歐國家自轉型以來發生的變化、付出的代價及其發展前景，可以引發更深刻的思考。

轉型與一體化的雙重視角

中東歐國家的轉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以西歐為“樣板”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這其中既有這些國家出於發展目的朝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也有其以加入歐洲一體化為表現的“轉軌”進程。

中東歐國家原有的內部問題以及與蘇聯的矛盾日積月累，終於在國際和地區格局巨變的背景下開啟了全方位的轉型。而當時，經歷低迷期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通過《單一歐洲法令》得以重啟，為中東歐國家轉型提供了“現成的樣板”和逃離蘇聯陣營后的“庇護所”，因此拋棄蘇聯模式轉向西歐模式的轉型與拋棄蘇聯陣營轉向西方陣營的“轉軌”看上去幾乎同時發生，而掌控話語權的西歐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樂於將部分中東歐國家隨后出現的經濟增長歸功於歐盟。

然而，單純一體化視角無法解釋的是，在同樣經歷轉型后，中東歐國家在政治發展和經濟建設上為何會出現較大差異。同樣，用單一轉型視角也無法解釋的是，為何較為顯著而穩定的政經變化多數發生在入盟國家，而且迄今為止，加入歐洲一體化仍然是大多數中東歐國家的訴求。因此，研究中東歐國家的現狀、把握其自身變化規律並找到其與歐洲其他國家共振的脈動，需要堅持轉型和一體化的雙重視角。

“歐洲化”與“歐盟化”

接下來的思考是，歐洲一體化的旗幟是所謂的“歐洲化”，但其內核和現實路徑是西歐國家主導的“歐盟化”，這一差異決定了中東歐國家的一體化進程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新”、“老”歐洲之別、之爭。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度能力的差異，中東歐國家的“歐盟化”是持續至今的變化，而歐盟的“西歐化”則仍是一體化的主旋律。因此，在一體化的外殼下，中東歐國家尤其是已入盟國家的轉型仍然是一個不斷“西歐化”的過程。

另一個相關的現實是，中東歐國家以一體化為外殼的轉型進程改變了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俄羅斯從冷戰時期的全球兩極之一轉向尋求“歐洲化”和“西方化”，這不僅為歐盟和北約東擴提供了機會，也催生了歐盟以促進善治為旗號的“東部伙伴關係計劃”和“改造俄羅斯”的雄心。一時間，中東歐地區似乎變成了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橋梁。可以想見，一個能夠容納俄羅斯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才是名副其實的“歐洲化”。但這種徹底“歐洲化”的前景顯然不符合西歐國家以及美國的預期：無論是從人口規模、軍事實力還是文化差異來看，包含俄羅斯的“歐洲化”顯然將使歐盟失去“西歐化”的基礎和內核。因此，在無數要求俄羅斯融入歐洲的政策宣示和互信措施背后，俄羅斯感覺到更多和更真切的，是排斥和要求其“脫胎換骨”的壓力。隨后發生的歐俄關係變化和當前的對峙狀況表明，中東歐國家作為兩者之間脆弱中間地帶的命運，沒有改變。

能否改變自身命運

隨著債務、經濟危機以及烏克蘭危機的延宕和蔓延，中東歐國家的命運再次面臨考驗，而且似乎是積極的考驗：相較於歐元區國家，基本上未加入歐元區的中東歐國家經濟表現普遍較好，在歐盟經濟秩序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波蘭要爭當地區領導者的雄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接受和認可，維謝格拉德四國集團的協調深化、波蘭開始尋求在地區政治和安全事務上的重要角色以至於圖斯克能夠出任歐盟理事會主席，都被解讀為中東歐國家地位和力量上升的表現。烏克蘭危機盡管打碎了中東歐國家成為歐俄橋梁的前景，但由此引發的對峙無疑提升了它們的地緣戰略地位。

這些現象背后隱藏的，是以西歐國家為主體的歐元區受危機拖累巨大而無暇他顧、歐洲一體化動力和領導力雙雙缺乏的事實。原本英法德三駕馬車引領的一體化，由於法國的衰弱和英國的離心而運轉失靈。而正在經歷從歐洲經濟領袖向政治、安全主導轉型的德國，無論是經濟、產業利益還是安全利益都與中東歐地區有著莫大(博客,微博)關聯，因此樂見中東歐國家的崛起，也樂於拉上波蘭這樣的中東歐伙伴來延伸自己的影響、經營自己在歐盟內的勢力范圍。

因此，中東歐國家的命運似乎仍然難以得到改變，無論是經濟奇跡還是地緣戰略地位，都不過是歐陸大國關係或競爭或緩和的產物。當然，這種試圖改變自身“夾縫中求生存”命運的努力在中東歐國家中從未停歇。依托而非依賴於歐盟，尋求在歐俄之間的某種平衡而非“一邊倒”，通過具有遠見的“向東看”政策及其實踐來發展與中國等新興力量的關係，對於中東歐國家而言，或許將是一次能夠改變自身命運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