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若誤判美衰落將致顛覆性錯誤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

在當今國際關係中，再也沒有比中美關係更為重要也更難以處理了。這對關係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雙邊關係，也決定了世界和平與戰爭問題。

只要中美關係維持在穩定狀態，兩國之間沒有重大衝突，其它區域性衝突就很難改變世界權力格局。可以說，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關係的一對結構，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都會導致整個國際體系出現問題。

但是，中美關係也是很脆弱的一對關係，因為一個是現存的大國，另一個是崛起中的大國，或者說，一個是既得利益，另一個是新利益。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在西方，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

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后取代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在亞洲也有類似的經歷。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戰歐洲殖民地在亞洲所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而侵略亞洲其它國家的戰爭。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競爭霸權是世界政治的“常態”，合作則是“非常態”；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常態”，和平則是“非常態”。

今天國際上流行的各種國際關係理論，都在指向著中美不可避免的衝突，包括霸權爭奪理論（中美爭奪霸權）、霸權衰落理論（中國挑戰衰落的美國）、權力轉移理論（世界權力從美國轉移到中國）、民主和平理論（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等等。

中國領導層並不相信中美衝突的“宿命”，努力打破這個“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來，明確提出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即通過加強合作，避免衝突和戰爭，維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的話就是，中美關係要跳出“兩個大國必然會發生衝突”的常態，而維持和平的“非常態”（《聯合早報》，2015年4月12日）。

如果中國不能逃避“霸權之爭”的“常態”，就很難和平崛起於世界。對中國來說，如何理性地和美國打交道，會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在很多問題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計美國力量，尤其不能對美國的衰落有錯誤的估計。錯誤的估計會導向錯誤的決策和外交行為，造就顛覆性錯誤。

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識到中美兩國所結成的結構關係。冷戰之后，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世界權力結構呈現一霸結構。中國的崛起又再次促使這個結構發生變化。

發生的變化是什么？對此人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有人說這個變化是一霸多強，或者國際權力的多極化。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在全球化狀態下，世界只有一個，也就是說世界只有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霸權。如果說是權力多極化或者多強，也只是說是一種“內部多元主義”（internal pluralism），即一個權力極內部的多個權力中心，並且多個權力中心都是圍繞著唯一的霸權即美國而運作的。

如果中國在今後不選擇前蘇聯的道路，只有一個權力極的局面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到現在為止的情況看，可以說，中國不僅在過去沒有選擇前蘇聯的道路，今後即使要選擇這條道路也很難。

這種情況的呈現形式，就是近年來人們所談論的“g2”結構。盡管人們對g2結構有不同的理解，但這個結構的形成是國際政治客觀權力結構變化的產物。g2結構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實上的。這一結構的產生不僅是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也是中國戰略選擇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加入了美國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這是中國“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結構性保障。盡管這個體系存在著很多缺陷，但中國並不是要在體系外挑戰它，而是力圖在內部改變它。中國已經在這個體系內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進而，中國內部的高速發展，表明中國在體系內的地位上升，幾乎在所有中國已經加入的國際組織里面，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等，中國都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結構內部，就雙邊關係來說，中美兩國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尤其是在經濟關係上。這種相互依賴關係非常重要，使得美國要把中國作為“敵人”來對付就非常困難。如果沒有這種相互依賴性，美國就很容易把中國作為“敵人”來應付，因為這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直接的損害。但有了這種相互依賴性，美國如果要把中國作為“敵人”來打擊，就會直接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這種依賴性也有助於美國在制訂其中國政策時，平衡其各方面的國家利益。

例如，美國在處理和日本等盟友的關係時，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經濟上的“中美國”（相互依賴關係）和戰略上的“聯盟”。如果兩者失衡，美國的國家利益必然遭受嚴重損害。

對美國來說，中國和同盟都很重要。無論是處理和中國的關係，還是處理和同盟的關係，都是為了保持其霸權地位。沒有同盟，美國的霸權地位會受到中國的挑戰；而如果失去了中國，美國也同樣保持不了霸權地位，因為屆時有可能會形成昔日美蘇冷戰那樣的格局。

中美關係具有外在性

同樣重要的是，在g2結構內部，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越來越具有國際性（外在性），就是說，中美兩國處理雙邊關係的方式，會對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投資、貿易、匯率、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雙邊關係，都會產生巨大的外在影響。這就要求兩國把這些問題放置於整個國際關係的格局中來處理，而不僅僅是雙邊關係。

對中國來說，這種局面實際上有利於中國拓展國際空間，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在全球舞臺上和美國互動。盡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權，但因為中國處於g2這一結構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國的互動過程中，中國的影響力很自然達到世界的各個地方。這和中國的主觀意愿沒有多大關係。

很顯然，中美雙邊關係的國際性，不僅表明了這對雙邊關係會影響到整個國際關係，也表明這對關係必然受到整個國際關係的制約，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在處理與對方的關係時，也必須考量到雙邊關係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處理雙邊關係考慮其外部性，也是兩大國各自的國際責任。

g2結構表明，美國必須和中國打交道來處理全球事務。盡管美國不情愿，在一定的時候，美國必須讓渡更多的國際空間給中國，同時也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就其權力本質來說，美國是不愿意給中國更多權力的，但問題是，如果中國沒有相應的權力，就不愿意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所承擔的責任，必須和其所擁有的權力對等。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美國不給中國更多的空間，中國也會去尋求相應的空間。中國創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僅是中國尋求與其能力相適應的國際空間的努力的開端。如果美國不想看到中國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國際空間，就必須在現存國際組織和其他領域里，給予中國更多的空間。

美國的中國政策目標有二

首先就是要在體制內消化中國，防止中國走前蘇聯路線。美國的tpp戰略盡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終否認要排除中國，在理論上是向中國開放的。說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層次的規則；用規則來消化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一直是美國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國恐懼中國的崛起，必須防止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反映到美國的實際政策中，美國要時時提防中國，和中國周邊國家結盟、亞洲“小北約”、東海、南中國海、新疆、西藏、台灣等等，都是美國可以用來制約中國的手段。

不過，這對中國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像往日的美國，在經濟上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任何國家搭中國經濟崛起的“便車”，在社會政治上探索適合自己的制度體系。而美國則有些像往日的蘇聯，過度恐懼於中國的崛起，對外推銷意識形態（民主自由），搞同盟戰略，並且太過於聚焦於軍事方面。

中國一方面在全球范圍內和美國互動，不僅處理雙邊事務，而且通過合作來處理全球性事務，共同承擔國際責任。盡管受制於西方，中國並沒有打算要“另起爐灶”，脫離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相反，中國一直追求的是在現存國際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適應，並且中國也承擔著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另一方面，和美國一樣，中國也在發展自己的國際空間，來消化和抵御美國有可能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今天中國所進行的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絲綢之路”就是這方面的內容。相信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中國會擁有越來越多的政策工具來消化美國的壓力。

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既是一種合作關係，也是一種競爭關係。作為一對結構性關係，如果沒有兩國的合作，整個國際關係就難以運作。更為重要的是，兩國可以從合作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從利益這個角度來看，國家的自私性質會促成兩國的合作。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的本質，也決定了兩國之間的關係是競爭關係，即各自競爭更大的國際空間。通過競爭國際空間，各自來求得安全。

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里，中美關係會維持在這樣一個非常微妙的動態狀態。無論是美國的相對衰落（或者再次復興）過程，還是中國真正崛起成為大國的過程，都會充滿著各種變數，衝突的情形會隨時產生。

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馬凱碩的話，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這個“非常態”則是中國所必須追求的。避免中美衝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文章選自《聯合早報》，201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