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希拉里打親民牌充滿荒誕 使民主黨人陷入困境

有評論文章指出，在美國，處於統治地位的不是大多數人——至少從真正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關係來看是這樣。當大多數公民與經濟方面的精英階層或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意見相左時，他們往往會以失敗告終。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的總統競選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選民對富人的憤怒之情，比對窮人更加強烈。

她的規則使民主黨人陷入了困境。民主黨正在內部爭論，把目標對準富人的做法是否會奏效。

無黨派智庫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prri）首席執行官羅伯特•瓊斯(robert jones)指出，“現在有個機會擺在民主黨面前，可以對一系列政策表示大力支援，表明政府會充當他們的后盾，而且是一股保證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報的力量。”

但是，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繼續表示，對於一個希望能利用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的政黨而言，問題是許多選民“希望政府能扮演一個角色，同時他們又懷疑政府是否能成功扮演這一角色”。

上個月，蓋洛普(gallup)發布了一些數據，描述了從1940年到2015年，人們在回答“你認為我們的政府應不應該通過提高對富人征稅來重新分配財富”這個問題時的趨勢。

這些年來，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出現穩步左傾。人們剛開始堅決反對向富人征稅，反對者與贊成者的人數比例分別為54%和35%；1999年差距大幅度縮小后，變成51%和45%。截至2015年，那些支援對富人征收重稅的人成了大多數，升至52%（反對者約占45%）。

nbc和《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wall street journal)進行了一項相似的長期研究，對1995年至2014年的公共意見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同樣顯示人們的態度出現左傾。1995年，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都認為，有的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沒有為改善自己的處境做出足夠的努力，這種態度與那些把貧窮歸咎於外部原因（比如工廠關門、外包、裁員和外來競爭）的看法截然相反。到2014年6月，認為貧窮出於外部原因的人數比例增至46%，比44%認為窮人錯在自身的人數比例高了兩個百分點。

最近，nbc和《華爾街日報》的民意調查顯示，從2010年到2015年，稱自己屬於自由派的選民比例大幅增加，表示自己為保守派的人則在不斷減少。

這六年間，保守派的優勢已經從17個百分點降至7個百分點。蓋洛普在一月的報告有類似的發現。

蓋洛普的另一個趨勢分析表明，從2001年到2014年，人們對經濟增長前景的不滿情緒顯著增加。2001年，調查發現，76%的人都滿意“美國通過努力工作來趕超別人的機會”，還有22%的人表示不滿——差距為54個百分點。到2014年，差距縮小到僅僅9個百分點，人數比例分別為54%和45%。

這些調查支援了民主黨應關注人們對富人的憤怒之情的想法，但它們也透露了選民長期存在的矛盾心理。雖然美國人接受提高對富人征稅的做法，選民仍然樂於將窮人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認為在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

prri曾在2012年的一次調查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接受福利津貼的大多數人是真的需要幫助，還是在占制度的便宜？”

調查樣本較大，共有3003人，結果分成兩派：44%的人選擇了“需要幫助”，46%的人稱他們在“占便宜”。作為民主黨關鍵支援者的西語裔，對福利受益者的批判態度尤為強烈，他們中對受益者“占制度便宜”的說法持支援和反對態度的人分別占52%和39%。在白人工薪階層中，持這兩種觀點的人分別為53%和35%。這兩個群體差異不大。在獨立選民中，雙方所占比例分別為49%和41%。

兩年后的2014年，prri又提出問題：對白人的歧視是否已經與對黑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歧視一樣嚴重？所有選民中45%的人都持肯定態度，白人受訪者中有52%的人持這種觀點。

克林頓主要是在利用選民對利益流向富人階層的憤怒，但她將很難說服很多選民，她並不是這個階層中如假包換的一員。

首先，哪里的選民都知道，她和她的丈夫非常富有。

今年早些時候公之於眾的聲明顯示，克林頓夫婦的資產凈值在1130萬美元（約合7018萬元人民幣）到5270萬美元之間——其中還不包括他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的房產的價值（預計價值為930萬美元），或者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從2001年起根據1958年《卸任總統法案》(former presidents act)而從聯邦政府獲得的逾1600萬美元的養老金、辦公室和安全費用。

《國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和《華爾街日報》都估計，克林頓夫婦屬於“最富有的1%的人中最富有的1%”。

去年，希拉里•克林頓在一次電視采訪中發表了一段著名言論。她說，2001年，“我們從白宮出來時，不僅身無分文，而且還欠債。”同年，當希拉里•克林頓首次加入參議院時，根據克林頓夫婦公開披露的報告，他們稱自己的實際總收入為1620萬美元。

在批判金融領域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克林頓自己也得到華爾街的大量競選資金支援。據opensecrets統計，2000年首次參議院競選期間，她的第二大競選資金來源就是金融行業。2008年，她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未獲成功，當時同樣的利益集團貢獻了1149萬美元——僅次於律師群體。

克林頓夫婦自2014年1月1日至今收到的2500萬美元演講費中，有一大部分來自金融業：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倫敦分行的50萬美元；瑞銀財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的22.5萬美元；德意志銀行波士頓分行(deutsche bank ag, boston)的27萬美元；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anadian bank of imperial commerce)的15萬美元；以及德意志銀行紐約分行的28萬美元。

有這樣一些數字作背景，希拉里•克林頓面臨的難題是如何讓她的“我只是個老百姓(603883,股吧)”姿態顯得可信。

但她在努力。

6月13日在紐約羅斯福島的一次演講中，克林頓強化了她在競選中的平民主義形象。她使用了明顯的革新派措辭來調動觀眾的情緒：

“為了一站就是一整天的工廠工人和餐館服務員。為了上夜班的護士。為了連續開車幾小時的卡車司機和為我們生產食物的農民……為了所有那些被擊倒但未被擊垮的人，”克林頓承諾要恢復“美國的基本約定：做好本職工作就可以出人頭地”。

克林頓呼吁開展自動的、全民的選民登記，此舉可能創造一個中左的多數陣營（一旦這樣的政策得到實施的話，盡管可能性不大）。她還提議對憲法做出修訂，推翻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裁決（及其他相關裁決），該裁決打開了取消獻金上限的大門，導致陽光基金會(sunlight foundation)所說的“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一”在政治捐款中占據絕對優勢。

realclearpolitics表示，目前，克林頓的呼聲比她所有潛在的共和黨競爭對手都高，但優勢不是十分明顯：她比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高4.2個百分點，比杰布•布什(jeb bush)高5.2個百分點，比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高6.8個百分點。

她是一個擁有國際知名度的人物，她的對手則不那么有名，所以這些數據不算很出色。

不過，克林頓仍然是贏得民主黨提名的熱門人選，而且從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來看，財富並不是贏得總統競選或追求自由主義議程的障礙。

克林頓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她是否有能力調動高層民主黨人，以及社會底層憤怒、不滿和充滿懷疑的選民。

從這個方面來看，克林頓在競選中既存在優勢，也存在問題。共和黨正在極盡所能地讓她的問題對她造成政治上的致命打擊。根據pollster提供的數據，對克林頓持好感和反感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別從2012年12月的58.3%和33.1%變成了現在的45.8%和48.9%。

5月28日的quinnipiac調查透露了她的一些優勢和弱點。或許最具破壞性的就是，有53%的選民認為克林頓“不誠實、不值得信任”（另有39%的人對此表示反對）。對於她是否“關心像你這樣的選民的需求”，持兩種不同態度的選民分別占48%和47%。

相反，62%的選民都表示克林頓擁有優秀的領導品質，這個比例比所有潛在的共和黨候選人都高很多。

盡管克林頓存在很多政治問題，但她認為普通選民受到忽視的基本論調可謂正中要害——她下面這個說法也是一樣：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利潤，首席執行官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薪，但你的薪資卻幾乎沒有變化”，以及“你看到前25%的對沖基金經理掙的錢比美國所有幼兒園老師加起來還多”。

克林頓希望能對兩位政治學者——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northwestern)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在他們2014年的論文《美國政治的理論檢測：精英、利益集團和普通公民》(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中記載的現實加以利用。此文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雜志《政治視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上。

吉倫斯和佩奇寫道，精英和商業利益團體會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影響，“普通公民和基於大眾的利益團體卻沒有太大的獨立影響力。”

這兩名作者還寫道：

我們的發現表明，在美國，處於統治地位的不是大多數人——至少從真正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關係來看是這樣。當大多數公民與經濟方面的精英階層或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意見相左時，他們往往會以失敗告終。

吉倫斯和佩奇毫不隱晦：“我們的分析表明，大多數美國公眾其實對我們政府采納的政策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他們辯稱，“如果政策的制定被有權勢的商業組織和少數美國富人控制，那么美國作為民主社會的說法就會面臨嚴重威脅。”

如此明確的無力感，是廣大選民很難接受的，尤其是在這個犬儒主義盛行的年代。不論怎樣，克林頓——她白手起家的家庭背景是美國“原型議題”的體現——還需要檢測選民是否相信她有能力（或意愿）對這個問題采取行動。

翻譯：陳柳、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