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淺析從輾轉騰挪到內憂外患的烏克蘭經濟

來源：《歐亞經濟》2015年第2期 作者 王志遠

【內容提要】“顏色革命”之后，親西方的尤先科政府並沒有實行徹底改革，導致烏克蘭經濟存在諸多隱患，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影子經濟”等始終困擾該國發展。亞努科維奇上臺后，烏克蘭一直“輾轉騰挪”在俄羅斯與歐盟之間，但當缺席歐盟聯系國會議后，烏克蘭開始爆發全面危機，在政治混亂、社會動盪之下，經濟形勢也全面走向“內憂外患”。當前，烏克蘭必須寄希望於東部動盪停止和內部衝突減弱，才有可能逐漸穩定經濟形勢，並在市場化改革中有所作為。

【關鍵詞】烏克蘭;影子經濟;外部依賴;經濟衰退;制裁;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合作與競爭的戰略解析》（項目編號：14cgj008）。

【作者簡介】王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復旦大學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博士后。

烏克蘭地處歐洲東部、黑海北部，周圍與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以及俄羅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等原蘇聯國家接壤，地理上是銜接俄羅斯、中亞等國家與歐洲的重要樞紐。美國外交家布熱津斯基曾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將烏克蘭稱為“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之一”，足可見該國地位之特殊和重要。

在獨聯體中，烏克蘭人口規模僅次於俄羅斯，居第二位，但經濟規模卻落后於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列第三位，可見其發展並不順利。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烏克蘭自獨立以來，沒有找到適合其國情的發展道路，對外戰略則始終“輾轉騰挪”於歐盟與俄羅斯之間。2004年“顏色革命”以后，烏克蘭經濟體制並沒有得到根本改革，在政治、社會局勢持續動盪中，最終引發了烏克蘭危機。

一 “顏色革命”以來烏克蘭經濟基本特征分析

烏克蘭擁有廣闊的國土面積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其東部地區在蘇聯時期是重要的工業區，而西部地區農業較為發達，農產品(000061,股吧)出口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實力，是世界第三大糧食出口國。然而，烏克蘭國內經濟形勢並不樂觀，甚至可以用混亂來形容。主要問題表現在：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高企、“影子經濟”規模龐大、產業結構低級化、對俄羅斯過度依賴等。

（一）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

2004年是烏克蘭大選年，數字上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無法掩蓋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任何政治派別獲勝后，都需要面臨改善經濟環境這項重要挑戰。“顏色革命”之后，親西方的尤先科政府最終在烏克蘭混亂政局中獲勝。這位出身金融系統的新總統與其政治盟友季莫申科立即著手穩定烏克蘭經濟形勢，但並沒有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兩人之間的政治合作最終也由於種種矛盾而終止。 2004～2013年，烏克蘭通貨膨脹始終保持高位，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呈現先縮減、后擴大之勢，從而導致近幾年政府債務不斷攀升（見表1）。作為一個歐洲國家，烏克蘭的親西方領導者始終將加入歐盟、繼而加入歐元區作為國家發展目標。但若依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通貨膨脹率不超過歐元區內三個最低國家平均水平的1.5%、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過3%這兩個標準來衡量，無論是通貨膨脹水平，還是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烏克蘭都明顯偏高。

在烏克蘭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中，須要特別作出解釋的是經濟增長率。盡管在數據上表現較好，除了2009年因遭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而衰退外，其余年份都表現出一定的增長水平，但這並不意味著烏克蘭經濟形勢處於好轉中，也不代表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

首先，烏克蘭經濟中“影子經濟”占有很大比重，導致經濟增長虛高，關於這一點下文將專門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烏克蘭勞務輸出規模很大，這部分收入雖然構成國民收入的一部分，但並不能代表烏克蘭國內經濟增長，反而說明國內就業形勢不佳、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盡管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經濟增長率較高，但烏克蘭經濟形勢卻並不樂觀。

（二）規模龐大的“影子經濟”

烏克蘭有著規模龐大並且極其活躍的“影子經濟”（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在歐美國家也將其稱為“地下經濟”，一般是指為逃避政府監管和征稅，在監管和國民經濟核算以外出現的經濟活動和收入。而在原蘇聯國家中，“地下經濟”的概念卻截然不同，其中“個人逃稅幾乎無足輕重”，而是包括私人使用和侵蝕國有資產、腐敗收入、商品投機等，以及其他被政府禁止的行業和活動[1]。烏克蘭學者認為該國“影子經濟”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形勢不穩定、持續通貨膨脹、經濟美元化等，並估計如果徹底消除“影子經濟”，將使政府財政收入提高28%，而政府支出的空間和范圍將擴大30%[2]。可見，“影子經濟”已經成為制約烏克蘭發展的瓶頸，並且是收入分配不公、資源設定扭曲、市場機制弱化、政府調控低效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近年來，烏克蘭“影子經濟”並沒有任何減弱趨勢，由此導致經濟中存在諸多特殊現象。例如，狹義貨幣與廣義貨幣比率、外幣存款（主要是美元）與廣義貨幣比率這兩項指標都明顯偏高，平均達到30%左右，遠超一般國家的正常水平（見表2）。烏克蘭存在的這種貨幣現象與俄羅斯非常相似，后者1995～2009年m0／m2平均為34.9%，而同一時期中國該指數僅為9.5%[3]。烏克蘭這種特殊的貨幣現象說明，其經濟中有大量交易不是通過銀行系統劃撥，而是游離於金融體系之外，這其中有貨幣貶值導致儲蓄意愿下降的因素，同時也反映大量非法地下交易以及尋租腐敗現象的存在。一般地看，經濟自由度和腐敗指數能夠反映出一國“影子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烏克蘭，這兩項指數都不盡如人意。經濟自由度指數覆蓋155個國家和地區，2007年開始實行百分制，政府對經濟干涉越多，該指數越低。具體標準為：自由經濟體（80～100）、較自由經濟體（70～80）、中等自由經濟體（60～70）、較不自由經濟體（50～60）、受壓制經濟體（0～50）。2012年烏克蘭以46.1排名第163位，俄羅斯以50.5排名第144位。腐敗指數覆蓋177個國家，指數越低表示腐敗程度越高，2012年烏克蘭以2.6（10分制）排名第144位，俄羅斯則以2.8排名第133位。值得注意的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在這兩方面高度近似，這一方面表明經濟市場化轉型任務仍然艱巨，另一方面也說明兩國在私有化、自由化轉型中所普遍存在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 這些與“影子經濟”密切相關的指標充分說明其弊端所在，然而烏克蘭政府卻熟視無睹、任其發展。最具諷刺性的現象出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后，2009年烏克蘭經濟急劇惡化，“影子經濟”卻沒有受到特別大的影響，導致其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提至39%，“影子經濟”儼然是烏克蘭經濟中最為“穩定”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是烏克蘭民眾對歷屆政府強烈不滿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產業結構低級化

依據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將逐漸升級，具體表現為第一、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提高。然而在烏克蘭經濟中卻表現為：農業和工業始終是主要支柱產業，服務業嚴重落后。產業結構低級化嚴重制約烏克蘭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不僅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甚至與當今世界新興經濟體國家相比，烏克蘭也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產業結構單一還使得烏克蘭經濟特別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由於國際市場鋼鐵產品價格下降，導致烏克蘭出口受到巨大沖擊。

在與新興經濟體國家對外貿易對比中，烏克蘭進出口增長速度都偏低，工業品和農產品所占比重卻最高，而最能反映國際競爭實力的服務業出口比重卻明顯落后於其他國家，這充分暴露出烏克蘭產業結構的低級化（見表3）。顯然，烏克蘭應當借鑒這些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發展經驗，實現本國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全球競爭能力的提升。但在現實中，上述亞洲、美洲等國家無一例外都是依靠自身比較優勢，依托世界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從而實現經濟騰飛。而對於烏克蘭來說，無論是進口替代戰略，還是出口導向型戰略，在近年發展趨勢中都沒有明顯改觀，反而在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等方面嚴重滯后。在這種情況下，若想徹底改變產業結構低級化局面，無疑非常困難。

二 制裁與反制裁影響下的烏克蘭經濟

2013年11月，一直“輾轉騰挪”在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烏克蘭終於迎來了必須作出選擇的時刻。由於國內經濟形勢窘迫，亞努科維奇政府為獲得俄羅斯低價供應天然氣協議以及低息貸款等“禮包”，拒絕參加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舉行的歐盟聯系國會議，從而引發國內嚴重的街頭抗議示威。經過持續發酵升溫，最終導致烏克蘭爆發全面危機，經濟形勢開始變得“內憂外患”。2014年，在混亂的政治和社會局勢中，克里米亞通過公投方式宣布加入俄羅斯聯邦，從而引發俄美、俄歐、俄烏之間難以填補的政治裂痕。烏克蘭總統重新選舉后，親西方的波羅申科政府上臺。新一屆政府在穩定烏克蘭經濟形勢的同時，也開始著手“去俄羅斯”。自此，一場美歐制裁俄羅斯、俄羅斯制裁烏克蘭，加之各種反制裁措施組成的連環博弈全面展開。

克里米亞公投后，美國最先實施的制裁措施是向俄施加政治壓力，決定不出席原本在索契召開的八國峰會，而改為在荷蘭海牙召開七國集團特別峰會，這事實上已經回歸到1997年前的成員架構模式，但俄羅斯對此不以為然。這並不意外，畢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八國集團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弱化，二十國集團實質上才是主導世界經濟合作的國際平臺。況且，俄羅斯還擁有“金磚國家”、歐亞聯盟等其他國際組織，自然不對八國集團有過多期望和依賴。此后，美國又對俄羅斯官員個人資產以及部分公司資產實行凍結，但俄羅斯仍然不為所動。

從2014年7月開始，美國制裁方向開始擴大到俄羅斯金融、軍工、能源領域，隨后歐盟也加入制裁隊伍，核心措施是禁止本國公民和企業為俄羅斯上述領域提供融資。隨著制裁不斷升級，包括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在內的大型銀行都被列為制裁對象，俄羅斯金融市場再次風聲鶴唳。從本質上看，美國和歐盟握在手中的主動權主要來自對投資和融資的控制。而這恰恰是俄羅斯經濟最為關鍵和薄弱的環節，2012～2013年俄羅斯經濟放緩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大型企業和聯邦政府投資停頓[4]。因此，美歐制裁可謂切中要害，投資不足加之國外融資受阻，使得本已風雨飄搖的俄羅斯經濟再次陷入困境。

盡管是聯手制裁俄羅斯，但美國和歐盟在這一問題上卻存在著根本區別，由於歐盟與俄羅斯經濟關係密切，加之俄羅斯既是歐洲主要能源供應國，又是歐盟的重要出口市場，所以在俄羅斯反制裁措施中歐盟受影響較大。因此，歐盟在參與制裁中有所顧慮，並且表現得有些被動。與之相比，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無疑占據主動，不僅擁有直接制裁措施，還通過影響國際能源市場間接對俄羅斯經濟造成打擊。當前，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國際石油價格下降完全由美國操縱，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始終擁有對國際能源價格的控制權卻是不爭的事實[5]。並且，美國頁岩氣開采同樣對國際能源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得沙特阿拉伯等歐佩克國家寧愿接受低價出售，也不愿失去原有的國際石油市場。顯然，即使不認為是美國刻意打壓國際油價，也可以將其放任國際油價下降視為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一種間接制裁措施。

在融資受制和油價下降雙重壓迫下，俄羅斯經濟陷入財政吃緊、外儲縮水、資本外逃、盧布貶值的惡性循環中，一場貨幣危機儼然已經在俄羅斯上演[6]。這種情況對於俄羅斯而言並不陌生，在1998年由國債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中就出現過類似狀況，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俄羅斯同樣遭遇經濟困境[7]。當前，盧布匯率猶如俄羅斯經濟的“晴雨表”，為美國和歐盟描繪著制裁升級所產生的疊加效果。為了避免盧布持續貶值，俄羅斯中央銀行在2014年不僅耗費了大約700億美元外匯儲備干預外匯市場，更是將基準利率從10.5%提至17%，達到自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然而2014年12月16日盧布再次崩盤貶值20%，當日盧布對歐元匯率為100.27∶1、對美元匯率為80.1∶1[8]。顯然，俄羅斯缺乏應對制裁、擺脫危機的有效措施。

在此前兩次危機中，俄羅斯匯率走勢分別為：1998年金融危機前為6.43∶1，到1999年為20.65∶1，貶值幅度達到321%；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2007年盧布匯率為24.43∶1，到2009年為44.21∶1，貶值幅度達到181%[9]。可以看到，當前俄羅斯所遭遇的情況要好於1998年金融危機，畢竟俄羅斯已經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政府債務也不像1998年那般龐大，但卻明顯嚴重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所處境地。

在俄羅斯學者看來，由於央行限制國內貨幣積累並且放縱資本外逃，反而加重了經濟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的沖擊和影響[10]。這意味著，未來俄羅斯需要對2006年就已經開放的資本項目實施管制，然而這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在管住資本外流“出水口”的同時，也將關閉資本流入的“進水口”。因為外國資本將不再認為他們在俄羅斯金融市場具有自由進出的權利，投資風險必然大幅度上升。從以往經驗看，俄羅斯走出困境需要國際環境好轉，尤其需要借助於國際油價回升，才能補充外匯收入、穩定盧布匯率、平衡財政支出。顯然，在美國和歐盟制裁結束之前，俄羅斯很難獲得這樣的復甦機遇。

反觀烏克蘭經濟，由於對俄羅斯具有很大的經濟依賴，加之國內政治社會形勢持續動盪，導致烏克蘭經濟形勢極度惡化。同時，俄羅斯也向烏克蘭施加極大的經濟制裁壓力，作為與美歐國家制裁措施相抗衡的手段。當前，從烏克蘭經濟下滑總體發展看，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在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階段，烏克蘭與俄羅斯同時遭遇經濟衰退；二是美歐制裁俄羅斯后，烏克蘭經濟開始表現出獨立於俄羅斯的發展趨勢；三是在尋求美歐援助的同時，嘗試啟動市場化改革模式，但進展卻極為緩慢。

在第一階段，即2014年上半年，烏克蘭經濟出現嚴重混亂。內因是危機之前烏克蘭經濟所積累的諸多問題在危機后開始集中釋放。外因則是烏克蘭與俄羅斯緊密的經濟聯系。俄羅斯既是美歐國家的制裁對象，同時也是烏克蘭重要的投資母國、債權國和出口對象國，俄經濟下滑自然會波及烏克蘭。例如，亞努科維奇在下臺之前曾經與俄羅斯簽訂了150億美元貸款協議，其中20%已經提供給烏克蘭政府，這筆貸款加之烏克蘭積累的天然氣債務，成為俄羅斯制裁烏克蘭的“重斧”。自此，隱藏在烏克蘭經濟中多年的巨額外債徹底浮出水面，成為困擾執政當局的首要難題。在債務違約風險陡增的背后，則是烏克蘭羸弱的經濟形勢，出口受阻、投資萎靡、消費不振、工業下滑、通脹加劇等一系列問題無疑加劇了烏克蘭償還債務的難度。可以說，在這一階段嚴重依賴俄羅斯的烏克蘭經濟處於完全被動地位，情況比俄羅斯糟糕得多。面對困局，烏克蘭執政當局顯得捉襟見肘。這一階段最大的難題在於：如何能夠在擺脫對俄羅斯依賴並且抵御俄羅斯制裁的同時，實現本國經濟形勢穩定。

在第二階段，即2014年下半年，波羅申科政府上臺之后，逐漸將經濟重心全面轉向歐洲，利用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解決外匯短缺、財政赤字等問題。但這些舉措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烏克蘭經濟頹勢，政府債務、通貨膨脹仍然處於高位，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工業生產等指標繼續下滑。在此階段，烏克蘭開始極力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歐洲國家共同削減從俄羅斯進口規模；二是利用西方國家提供的貸款填補俄羅斯投資撤離之后的空白。在能源方面，2014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1950億立方米，比2013年減少10%，而從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這一周期的同比數據看，更是減少16%之多，烏克蘭則將天然氣進口全面轉向歐洲，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比重從2013年的51.6%降至2014年的34%[11]。而在利用外國援助方面，西方國家援助在此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其中非常明顯的指標是格里夫納對盧布匯率開始從貶值轉為升值。如圖1所示，烏克蘭危機爆發后，隨著俄羅斯資本撤離、對外貿易縮水、大量資本外逃，盡管盧布對美元和歐元在貶值，但烏克蘭貨幣貶值幅度更大，因此格里夫納對盧布匯率一路走低。“拐點”出現在2014年下半年，此后格里夫納對盧布匯率逐漸提高到年初水平。這說明，在外國投資和外匯收入方面，烏克蘭已經開始利用西方國家援助，逐漸擺脫對俄羅斯的嚴重依賴，否則格里夫納對盧布匯率不會出現如此明顯的“拐點”。

在第三階段，即2014年年底烏克蘭再度向西方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時，已經涉及國內經濟改革問題，即經濟援助需要建立在徹底市場化改革前提之上。西方國家經常使用這種援助與改革掛鉤的做法。早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際，在向獨聯體和東歐國家提供援助時，西方國家就曾經依據“華盛頓共識”提出諸多市場化改革要求，否則不予提供援助。烏克蘭政府顯然早已看清此中玄機，在西方國家扶持下所組建的技術型內閣，不僅在政治上表現得特別“超脫”，而且還專門聘請了具有美國國籍的財政部部長，其目的恰在於此。烏克蘭也的確需要進行深入徹底的變革，本文第一部分所論述的烏克蘭經濟中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實質上恰恰需要市場取向的改革模式才能解決。無論是打破壟斷、促進競爭，還是削減財政支出、控制通貨膨脹，乃至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改革，對於烏克蘭經濟長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於“內憂外患”的烏克蘭經濟而言，在地區持續動盪影響下，若要完成更加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其難度無疑會更大。

顯然，在擺脫經濟困境、獲得西方國家援助、市場化經濟改革這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然而，上述目標能否順利實施，卻並非由經濟因素決定，而是取決於烏克蘭國內局勢以及俄、美、歐之間的博弈情況。為此，烏克蘭國內數名專家共同分析了未來經濟發展前景，根據他們在不同模式下作出的預測平均值，可以得到表5中的數據。2015年，在消極模式、中等模式、積極模式三種可能發展趨勢中，烏克蘭都會表現為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居於高位等，如有不同，也僅僅是具體數值有所區別而已。

三 結語

烏克蘭危機已經持續了一年，烏克蘭經濟未來發展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除了俄美、俄歐等大國博弈以及持續動盪的地區衝突等影響因素之外，可以發現烏克蘭國內長期積累的諸多弊端也是導致此次危機、困擾烏克蘭經濟的重要因素。“顏色革命”盡管給烏克蘭帶來了形式上的民主，但政治選舉卻從未走出國內利益集團所籠罩的陰影。並且，烏歷屆政府都需要俄羅斯或是歐洲給予援助和支援，反而缺乏徹底推行經濟改革的動力，導致經濟市場化嚴重滯后，逐漸沉積為烏克蘭特殊的經濟發展特征。這場危機充分說明，烏克蘭經歷“顏色革命”之后，由於沒有實行徹底市場化改革的根本轉變，加之對外發展戰略模糊不清、搖擺不定，導致經濟、政治、社會領域不斷積累矛盾。正如亨廷頓所說：“從長遠的觀點看，經濟發展將為民主政權創造基礎，從短期看，迅速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都會瓦解權威政權”[12]。從這個視角看，烏克蘭危機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互動的縮影，但卻是不成功的范例。未來，烏克蘭短期內需要穩定經濟形勢、恢復經濟秩序，而長期的根本任務卻是強化市場機制，這一點雖然與西方國家提出的要求不謀而合，但對烏克蘭而言卻並非易事。

顯然，走出經濟困境需要面臨來自長期和短期這兩個相互矛盾目標的挑戰。一方面，烏克蘭需要實現第二次轉型，但20世紀90年代獨聯體、中東歐國家經驗已經說明，混亂的經濟秩序下很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轉型任務；另一方面，如果繼續沿著依賴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援助模式勉強度日，烏克蘭極有可能失去徹底改革的機會，政治民主仍然逃不脫利益集團和外國勢力的干預，經濟模式也無法擺脫“影子經濟”等因素影響。不僅以上兩個目標在操作層面困難重重，更為關鍵的是，無論烏克蘭選擇何種發展路徑，似乎都面臨著來自東部地區動盪形勢的沖擊與影響。盡快恢復混亂的國內局勢，實際上恰恰是烏克蘭轉型的最大前提，然而從俄羅斯、美國、歐盟等大國博弈的趨勢看，在各方緊密的談判與磋商中，這個必要前提卻越來越顯得撲朔迷離和遙遙無期。

注釋：

[1][美]艾德加·法伊格，鄭介甫等譯，費方域校譯：《地下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1頁、第372～387頁。

[2]м. в. кичурчак.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к фактор деформации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благ в украине// экономика украины.2014.№6.с.90.

[3]徐坡嶺、韓爽、王志遠：《轉型經濟的貨幣深化與貨幣擠出：中國和俄羅斯的不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4期。

[4]б. замараев，а. назарова，е. суханов. финансов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след за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паузой// вопросы экномики.2014. №10.

[5][美]羅伯特·基歐漢，蘇長和、信強、何曜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225頁。

[6]通行的標準認為本幣貶值25%以上就發生了貨幣危機。余永定：《中國應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汲取的教訓》，《金融研究》2000年第12期。

[7]王志遠：《俄羅斯兩次金融危機的比較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9年第4期。

[8]елена злобина. итоги 2014 г: доллар начинает и выигрывает//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26 декабря 2014. №50.

[9]王志遠、鄭維臣：《盧布與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的比較與聯動》，《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11年第12期。

[10]с. глазьев. санкции сша и политика банка россии: двойной удар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014. №9.

[11]путин тер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ec и украину газом.16 января 2015. http://zn.ua/economics/putin-teryaet-vozmozhnost-shantazhirovat-es-i-ukrainu-gazom-focus-164228_.html

[12][美]塞繆爾·p．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