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若干問題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后，在中國與主要大國構建新型關係進程中，中俄關係發展順利，各領域開展的合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兩國從戰略的高度出發，有效地制約或解決了各種分歧。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兩國間的戰略需求沒有改變，相互借重的重要價值沒有改變，加深合作在兩國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認知，因此，兩國戰略協作關係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

【關鍵詞】中俄關係;國際格局;中國外交

中俄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大國關係，其發展的每一步都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對國際格局和地區形勢都產生著不小的影響。同時，中俄兩國也把它們之間的關係互視為自己外交的優先方向，互相把對方當作重要的協作伙伴。

蘇聯解體后，中俄關係實現了極為順利的發展，特別是1996年確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目標，表明兩國政府著眼於未來長遠的發展，規劃構建緊密的全方位合作關係。經過此后十多年的努力，中俄兩國在各個領域、各個級別建立起合作的制度性框架，雙邊關係始終沿著持續穩定、日臻成熟的軌道不斷攀升新的臺階，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

務實合作的兩個重點

進入21世紀，中俄兩國充分挖掘潛力，深化務實合作，提高合作質量，各領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這表現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檔案，奠定了雙邊關係堅實的法律基礎；兩國政治互信程度進一步增強；雙方均把推動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作為長期不變的方針和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雙方在涉及各自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重大問題上相互予以堅定支援；兩國務實合作成果顯著；民間交往日益擴大，地方合作蓬勃發展，雙方人員往來更加密切，兩國民眾相互了解程度日益加深；國際合作日益緊密。應該說，中俄全面合作沒有“盲點”地涵蓋了國家關係的所有領域，兩國多次強調的雙邊合作的高水平、高質量並非宣傳辭令。

“務實合作”是中俄關係中最頻繁出現的詞匯，其核心含義就是要使兩國在所有領域的合作、互動不僅是形式上、態度上的，更是能為兩國經濟社會進步帶來實際收益的，這已經成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共識。這也完全符合兩國關係當前發展階段的特點，即把落實業已達成的協議和聲明、充分挖掘兩國合作的巨大潛力、把深化各個領域務實合作的愿望轉變為現實行動，作為發展兩國關係的基本任務；同時又依據兩國務實互利合作的不斷深入和取得實質性績效，把兩國戰略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近年來，兩國務實合作的重點集中在進一步夯實兩國關係的物質基礎（經濟合作）和人文基礎（相互充分了解與信任）。

經濟合作是中俄戰略合作極其重要的領域，也是雙邊關係重要的戰略支撐。兩國的資源稟賦、地理環境都意味著雙方擁有很強的互補性和地域合作優勢，其合作具有很大的潛力。

圖表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網，http://www.chinacustomsstat.com

從上表可見，2000年以后，兩國經濟合作步上快行道，多年以兩位數快速增長。中國已經穩居俄羅斯第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俄羅斯也長期躋身於中國前十大合作對象。經濟合作實際上已經成為兩國務實合作最活躍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謂“政熱經冷”的局面。

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經貿合作的主要內容。2010年9月，歷經十多年的原油管道終於竣工，並於2011年開始向中國輸送原油。2013年是中俄能源合作的“突破年”，雙方在石油、天然氣、煤炭、電力、核電、水電等多個領域都達成了合作意向，並解決了一些多年積壓的問題。

按照目前已經達成的協議，今後25年，俄羅斯將逐步增加對華出口原油數量，年度石油供應額將從目前的1500萬噸增加到4500萬噸。2013年兩國天然氣合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雙方就天然氣定價機制、供氣總量、款項支付等一系列問題達成了框架協議，為完成供氣項目奠定了法律基礎。

除了直接購買原料以外，中俄雙方也將關注點擴展到石油、天然氣開采、加工等方面，並開始討論在下游生產和銷售方面進行合作的計劃。兩國在電力、煤炭和核電方面也已進行了密切的合作。

兩國把協調毗鄰地區的發展作為合作的新領域，在政府層面制定了合作規劃綱要，並就共同開發礦產資源、建立木材深加工企業、生產建材以及農業領域合作、中國參與俄經濟特區的開發建設等幾百個項目進行了前期探討。同時，兩國地區間合作也開始向內陸省份發展。2013年5月，在兩國中央政府的推動下，中國長江中游地區與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地區簽訂了開展合作的議定書，並著手研究制定開展地區間合作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方案。

2013年，中國提出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反映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思路和跨地區合作的新構想。這樣一種更多以項目為節點、靈活務實的合作規劃，為加深與俄羅斯、中亞等國在交通、電信、電網、能源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臺。

為進一步推動兩國經濟合作，兩國已經明確了十分具體的目標，即到2015年使貿易額增加至10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然而，欲實現這個目標、特別是第二階段在五年內翻番的目標，還是存在一定的難度。

長期以來，兩國經濟合作一直主要依靠一般貨物貿易，這些貿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能源和原材料貿易。國際金融危機后，資源性產品交易價格短期內很難回復到當初高位，曾經因此類產品價格上漲而拉動貿易額快速增加的因素恐難以重現。中俄之間主要是基於自然稟賦的產業間貿易，商品結構仍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深加工產品、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重較低。改善貿易結構這個老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證明，僅僅依賴一般貨物貿易遠不能在兩國間建立緊密、穩定的經濟聯系，也無法從根本上提高經濟合作的質量。在繼續發展一般貨物貿易的同時，如何擴大技術、投資、金融、服務、勞務等經濟合作其他要素的合作也是兩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兩國民眾間的認知程度和交流情況將直接影響著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兩國人文合作的深度與廣度也將決定著兩國關係發展的水平，有助於化解相互間的誤讀和模糊認識。因此，擴大人文交流也成為近年來兩國合作新的重點方向，將其視為鞏固兩國友好社會基礎的重要工程。通過連續舉辦“國家年”、“語言年”、“旅遊年”等一系列活動，兩國民間交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同的民調結果顯示，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和對對方國家的好感有所改善。

同時也要看到，增強彼此了解、加深相互信任、夯實長期友好的社會基礎並非易事，不能奢望僅憑幾次大型活動就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而是要著眼於做長期細致的工作，兩國在社會各層、而不僅僅在領導人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面對新形勢，一般的介紹、傳統的宣傳方式顯然不能取得理想的收獲。如何使人文交流與合作能在兩國民眾中有反應、有興趣、有效果，是擺在兩國政府部門、學術界、媒體、文化單位、社會團體等面前的課題。

國際合作的若干問題

中俄兩國並未將它們的合作僅局限於單純的雙邊領域，而是從更廣闊的空間來看待這種合作在自己外交戰略中的價值，使這種合作成為各自外交戰略版面的重要環節和可互為借用的資源，並把這種合作視為成為推動全球力量結構平衡、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兩國在諸多國際問題上有著廣泛和共同的立場，不僅在每年元首峰會的聯合聲明中都表述了推動多極化、反對霸權主義的共同立場，還先后發表了多份專門針對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明確了兩國對當今時代的政治共識、強調了兩國對構建國際新秩序的責任感、提出了解決現實國際問題的具體路徑。[1]

多年來，中俄兩國利用雙邊和多邊平臺在國際問題領域相互協調立場、加強協作。比如反對干涉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維護聯合國集體協商機制等國際關係原則問題；改革國際經濟秩序、加強新興市場國家影響力、維護戰略穩定等國際重大問題；處理伊核朝核問題、近東等地區熱點問題。這既符合多元化國際發展的趨勢，符合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潮流，也有利於各種文明和治理模式的包容互鑒。

上海合作組織中俄兩國和中亞地區相關國家密切合作重要平臺。該組織在各領域開展的合作與中俄相互協調、共同推進密不可分，中俄國際合作與上合組織的發展形成了彼此助推、相互拉動的局面。

亞太地區正在成為發展最快的地緣政治空間，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正在向這里轉移。鑒於該地區復雜的歷史基因、多種利益交匯和或明或暗的衝突潛質，中俄兩個大國在地區規則塑造、維護地區穩定、建立開放和普遍的安全等方面具有合作的需求。

隨著兩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程度的增加，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改革、提升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經濟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成為兩國戰略協作新的活動場所。

同時，也應該看到中俄國際合作的三個特點。

其一，兩國在國際問題上的合作從理論和實際上並不具有針對第三方的性質，在一些問題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矛盾也並非刻意與之“作對”，完全不同於冷戰期間兩大集團“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援”式的“零和遊戲”。事實上，兩國在雙邊和多邊平臺上，就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等諸多領域，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都有積極和正面的互動。

其二，兩國國際合作是在平等磋商的基礎上進行的，並不具有剛性約束，兩國都將根據自己的利益及整體政策來安排合作的交匯點與程度，不可能出現在所有問題上“齊步走”的局面。比如就2008年俄羅斯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兩地獨立的問題，中方就秉持了自己的態度。對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克里米亞問題，中方也將繼續這樣的立場。所謂中俄在對日本領土問題上相互協調、共同應對的傳言，更是荒唐。

其三，中俄國際合作並不能解決或者較大緩解它們各自面臨的外部壓力，兩國與西方主要大國矛盾摩擦的領域並不完全重合。中國不可能幫助俄羅斯在獨聯體地區與西方展開爭奪，就如俄羅斯不可能緩解美國、日本在亞太對中國的防范。即使在中俄擁有很大影響力的中亞，也不可能如冷戰時期的東歐那般完全排斥外部力量的進入。

如此理解，中俄國際合作的前提是基於雙方在那些具有共同或相似利益訴求、價值理念的問題上。同時，雙方合作的價值不僅在於阻止什么，更在於倡導什么，在於對國際關係中恣意妄為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形成某種牽制，在於對未來世界構建和相關問題解決提供另一種路徑，在於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事務中更多體現新興國家的聲音。

比如近年來西方國家頻頻提及的“國家保護責任”。中俄兩國並不否認保護人權的重要性。但是，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兩國也擔心“保護人權”變成強國對弱國有選擇性的任意干預的借口，變成濫用武力、干涉內政的工具。2012年利比亞危機中西方國家超越安理會授權的舉動，進一步印證了這種擔憂是有理由的。正因為此，在處理敘利亞危機時，中俄在安理會堅持政治解決立場，不愿再為西方武力干涉提供任何可乘之機。而2013年9月各方達成的關於敘利亞放棄化學武器的協定，以及此后敘利亞各派日內瓦談判，盡管沒有根本消除敘利亞內亂，卻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外交談判、政治手段仍然是解決問題最優先的選擇。同樣的例子也體現在伊朗核問題出現的新轉機上。

談到中俄國際合作，就不能回避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問題：兩國在處理一些地區事務時的競爭性。多年來，兩國官方出於維護雙邊關係大局的考慮試圖回避、甚至否認這個問題，但並不等於這個問題不存在。

不可否認，中國和獨聯體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利益聯系、對中亞地區不斷提升的影響力，與俄羅斯推進地區一體化、建立歐亞聯盟的戰略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係。同樣，俄羅斯同一些與中國有歷史糾葛國家的合作、特別是軍事合作，也無形中增加了中國應對這類事務的變數。

競爭性問題的產生總體而言系兩個大國利益拓展的客觀產物，而非雙方政策刻意為之、不完全是兩國政策的本意。而且，在過去這些年里，由於兩國高層的積極互動、兩國已經形成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政治互信，這些問題沒有成為兩國關係中嚴重障礙。但是，對於兩國關係長期穩定而言，為防止潛在和客觀形成的競爭性轉變為惡性競爭，為防止耗費政治互信的能量，雙方還是應該逐步探索形成某種共贏、“相容”、而非“排他”的良性互動機制。

如何看待中俄“結盟”

從中俄發展戰略伙伴關係開始，所謂兩國可能以某種聯盟方式對抗西方的說法就不絕於耳。對此種觀點，筆者曾在《不靠譜的“中俄結盟”說》[2]中較全面地闡釋過否定的理由。而依據近年來對俄羅斯政策的觀察，以及與俄羅斯人士交流的心得，進一步補充了“不靠譜”的理由：不可行。其中的關鍵是自2009年后中俄兩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及面臨的問題有了較大的變化，兩國因此而產生的戰略取向自然也有所不同。

中國迅速的發展、美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是金融危機后國際政治、地緣戰略最大的一個變化。而這即使沒有帶來一些俄羅斯人認為的“戰略緩沖期”，起碼也沒有讓俄羅斯感到更大的壓力。透過2008年和2013年兩份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都可以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機會”二字。其中最為重要是兩個判斷：其一，金融危機宣告冷戰后20年西方霸權體系受到嚴重削弱，國際權力格局呈現出多級化、“群雄逐鹿”的趨勢。俄羅斯有了以歐亞聯盟為平臺重新整合后蘇聯空間的機會。其二，亞太成為新的全球戰略重點為俄羅斯提供了外交運籌的機會。

盡管歐洲新安全框架並未最終形成，目前也不能斷定北約、歐盟向東推進的“新邊疆”就止於中東歐，未來十年或更長一段時間，除波羅的海三國外的前蘇聯西部地區（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仍將是俄羅斯與西方爭奪的“灰色區域”，但俄羅斯與西方都無力、無心以極端的方式或對抗的姿態去構筑絕對利己的結構，雙方的角力主要通過政治、外交、經濟和意識形態等“軟力量”的方式進行。

與冷戰時期政治相互對立、經濟相互封閉、文化相互隔絕、軍事相互遏制的全面對抗不同，今天的俄美關係如同其他一些大國關係一樣是合作與斗爭並存。無論它們之間的矛盾如何難以解決，相互間的信任面臨多深的鴻溝，俄美之間都已經完全沒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質，幾乎可以排除爆發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更不用說大規模戰爭了[3]。俄羅斯不僅在美國外交重點排序中位置后移[4]，而且在華盛頓眼中只是“麻煩制造者”，而非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者。

正因為此，許多俄羅斯人士認為，今天的中俄美關係似乎是70—80年代大三角關係的再版，只是中國替代了蘇聯。而俄羅斯雖不可能成為當時美國聯手的中國，也獲取了更加主動的地位和顯示特殊作用的可能。

相對於歐洲權力結構相對固化、缺少回旋空間而言，俄羅斯在亞太的地位顯然要更為靈活和超脫、可資利用的因素也較多。它固然在這里積淀不多，但也沒有過深的積怨，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事實上，通過冷戰后20多年點滴累積、重塑傳統伙伴關係，俄羅斯已經在亞洲大陸和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區域構筑起了較有利的態勢：它不僅繼續主導著中亞事務、保持與蒙古的傳統聯系、深化與中國的全面合作，而且利用與印度、越南和朝鮮半島的關係，從南亞、東南亞直到東北亞都尋找到了地區活動的支點。俄羅斯怎么可能舍棄如此靈活、有利的地緣政治處境，而去“選邊站隊”、與他國結盟？何況中國面臨的日漸突出的有爭議問題的對象還包括俄羅斯的重要的戰略伙伴[5]。

也許有人認為，中俄聯盟（或類似同盟的密切關係）指向只是針對美國霸權、並非在所有問題上統一步調。然而，如果中國都不可能在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上受制於人，又怎么可能讓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考慮北京的訴求？

事實上，2013年出臺的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對其外交定位有十分清晰的描述：俄羅斯外交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一無二的“平衡”作用[6]，其含義意味深長，按照俄羅斯人自己的解讀，這就是積極版面“靈活的、不結盟的網狀外交”[7]。顯然，俄羅斯試圖通過這些有重點又平行交錯的網絡，在亞太、乃至全球獲取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及利益。[8]

所謂中俄結盟的主張必然抱有俄羅斯在中國利益關切上予以全面支援的期待。這種不切實際的認識一旦不能實現，非常容易走向反面。比如東海、南海問題。同樣，這種認識也期望俄美保持緊張關係（如此才能支撐他們中俄結盟的邏輯），如果俄美關係改善，也同樣會刺激這些認識對俄羅斯不信任的情緒。

如何看待“中國威脅”

與“結盟”說相反、卻也時常縈繞一些俄羅斯人心頭的是“中國威脅”。隨著兩國合作的不斷深入，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此類言論略有淡化，但未消除。

傳統的“俄羅斯版”的“中國威脅”基於基本的安全擔憂，包括“領土要求”、“移民擴張”和“經濟侵略”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隨著中國的發展及其境外利益增加，俄羅斯對中國的擔憂又由於“不確定”增加了新的元素。首先，俄羅斯不能確定中國崛起對世界與地區格局的沖擊有多大、是什么性質的，是否會在地區或世界范圍引發武裝衝突——特別是中國統一問題和與其他國家有關領土、海疆權益的糾紛問題都與世界主要力量或地區大國有關，以及由此可能對俄羅斯的利益帶來何種影響。其次，中國在獨聯體地區、特別是中亞地區影響力的提升，中國與這些國家日益密切的包括經貿、能源領域的合作，顯然並不完全符合俄羅斯在這個地區長遠的利益。其三，在中國民族主義教育中，俄中歷史問題難免會成為一個反思的視窗，這種反思是否會對俄中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還不得而知。2010年5月披露的俄羅斯外交部報告就強調：“應特別關注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角色的提升，應注意北京在國際舞臺上日益活躍對俄羅斯全球利益和地區利益產生的影響。”[9]

應該承認，中國這樣的大國通過走一條獨特道路的方式迅速崛起，不可能不引起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所有國家的關注和擔心，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自然”現象。而俄羅斯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有兩個特殊性：一是中俄兩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相差很大的國家是鄰國，有著漫長的邊界線。由於兩國相鄰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問題的糾葛，俄羅斯對中國的擔心還要加上保證遠東地區領土這一基本安全因素。二是中國迅速發展的時間恰好是蘇聯解體、俄羅斯長期陷入重重危機的時候。上百年來兩國實力對比懸殊的狀況在不知不覺中轉變為大體相當，中國在許多綜合國力評價指標上還領先於俄羅斯。

可見，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慮雖然不能排除刻意呈現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兩個接壤大國由於最近十年力量狀況的變化“自動”引發的心態。同時，它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因為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

從過去二十年的經驗看，俄羅斯的對華疑慮總體上沒有成為兩國關係、兩國全方位合作的嚴重障礙，沒有干擾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大局。如果說其他大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合作與矛盾並存、合作與矛盾交替變換構成雙邊關係某個時段的主要面，那么中俄關係則應該說一直是以合作為基本面、合作為“主旋律”。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慮、防范沒有演化為對華政策基本內容，更多的還是停留在心理層面和輿論炒作，與中國的合作的意愿則表現得較為明顯、行動也較為積極。而且，隨著兩國合作的不斷推進，一些擔憂、疑慮逐步得到了緩解。比如，由於兩國邊界劃定、相互削減邊境地區軍備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以及兩國關係法律性檔案明確互不覬覦對方領土，俄羅斯學者也認為，兩國之間建立起了基本的安全互信，所謂的安全威脅擔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通過政治手段弱化。[10]還比如，一度炒得火熱的“移民”問題，也被俄羅斯統計數據和相關調查證實為捕風捉影。

如果了解了俄羅斯對華擔憂的根源，對這種疑慮也就無須奇怪或惱怒，也不必放大和呈現。應該看到，特殊的地緣環境決定了，中俄雙方都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對方視為自己潛在的競爭者，也都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對方持有戒備心理。中國已經、並將繼續在許多質疑中發展，在俄羅斯方向也不例外。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慮將是長期的，將一直伴隨著中俄合作的進程。對此，我們既要有心理準備，也要保持平常心態。我們只能爭取緩解雙方之間的疑慮，使之不至嚴重阻礙雙方的合作，不至使雙邊關係出現停滯。在最好的情況下，逐步縮小這種疑慮的影響力、減輕這種疑慮在政策層面上的牽制力。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俄關係已經穩定在一定的軌道上，在兩國也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認知，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無論從保證基本安全與穩定的角度來說，還是從構筑更加合理的國際和地區環境出發，兩國間的戰略需求沒有改變，相互借重的重要價值沒有改變，兩國戰略協作關係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

由於兩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挑戰不同，與西方關係中矛盾的性質與程度不同，可能出現的危機程度不同，近年來，這種依存漸漸呈現出不均衡的狀況——盡管這種特點過去就存在。這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依賴和需求進一步增加，且對俄需求在一些方面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至為關鍵的。這既表現在外交總的態勢上，也表現在具體的如能源、軍品合作領域，還隱含在應對與他國復雜的有爭議問題中。為何出現這種狀況？如何應對這種狀況？這種狀況是否符合中國長期的戰略利益？如何實現中國作為獨立自主的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版面和靈活空間？這是值得中國外交從總體上去注意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