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醇茶香的背後 清代台灣烏龍茶二三事

【文 / 林君穎】

炎炎夏日，來一杯清涼的手搖飲料既消暑又爽口。據經濟部統計處今年 6 月發佈的報告，台灣飲料市場已連續 14 年正成長，在 2018 年商機高達 962 億新台幣，今年更有望突破千億。除了基本款紅茶、綠茶、烏龍茶之外，台灣之光珍珠奶茶更是風靡日本，與炊飯、沾麵、麻婆豆腐、蛋包飯相結合，成為新的日式料理。這不是台灣茶第一次這麼受到歡迎，早在 19 世紀清代的台灣烏龍茶，就曾俘獲美國人的胃。

中國人種植茶葉的歷史相當悠久，茶葉也早已不是單純的飲品，飲茶文化更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的茶葉於 16 世紀傳入葡萄牙，流行於葡萄牙王室與上流社會之間。17 世紀葡萄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給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不僅把葡萄牙宮廷飲茶文化帶到英國，讓英國人從此難以忘懷這項飲品，更導致了中英兩國在近代歷史上的衝突。英國人除了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也在台灣清代茶葉貿易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台閩茶種「同氣連枝」

位在中國華南茶區的福建，其茶葉與台灣最具有歷史淵源，而真正開啟台灣清代茶葉貿易的茶種，就是福建茶。連橫《台灣通史》記載，台灣大約於清嘉慶年間（1800 年前後），由柯朝引進福建武夷茶來台，並將其種植在北部的 XX 魚坑（今新北市瑞芳區一帶），而武夷茶不僅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更是烏龍茶中的極品。

在台漢人移民從福建原鄉取回茶苗種植後，初期以島內自產自銷為主。1830 年以後，開始有部分茶葉回銷至廈門與福州。在台灣開港前，清政府禁止台灣貨物直接輸往海外，且當時台灣茶葉多為未再加工精製的毛茶（粗茶），幾乎都輸往廈門福州進行加工後再轉銷，因此茶業發展仍未具規模。

咸豐八年（1858 年）由於英法聯軍之役清廷戰敗，台灣被迫開港。首任英國駐台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於咸豐十一年（1861 年）抵達淡水領事館後，曾調查台灣的茶葉並評價：「該茶之味道甚佳，惟製茶及包裝方式過於粗陋是缺點，茶山離海港不遠，倘若熱心的生意人能親自到現場看看茶山，做適當安排，不難矯正。」這份台灣茶葉調查引起洋商們的注意。

烏龍茶推手：英商陶德

同治三年（1864 年），英商陶德（John Dodd，又譯為杜德）因郇和的報告來台勘查，他在買辦李春生協助下，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台灣通史》記載：「迨同治元年，滬尾開口，外商漸至。時英人德克（陶德）來設德克洋行，販運阿片（鴉片）樟腦，深知茶葉有利。四年乃自安溪（福建）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販海外。」四年後，陶德在台北艋舺建置精製茶廠後，台灣茶葉就不必再運往廈門、福州加工，也是外商在台建茶廠並長期經營茶葉的開始。

1869 年，陶德所經營的寶順洋行（Dodd & Co.）將烏龍茶推銷至美國，一炮而紅，從此台灣烏龍茶聲名大噪，讓台灣茶身價大漲。由此可見清代台灣烏龍茶之對外貿易，不僅由洋行一手包辦運輸、交易，甚至還在台自設製茶工廠精製茶葉。由於洋行進行一條龍式加工、烘焙，儘管導致由此產生的經濟收益幾乎都被洋行壟斷，無法惠及一般台灣民眾，但也使得台灣烏龍茶葉在層層把關下，未發生類似福建茶的偽造混充的情形，其良好的品質，還成為福州茶的競爭者。

茶葉貿易  層層剝削

由於清代的台灣沒有銀行，因此貸款來源常是產品的購買者，因此產生「資金前貸」的借貸關係，台灣清代茶葉貿易幾乎都是以資金前貸的方式進行。資金前貸，意指先將錢借給茶農，由於他們多是佃農，貸了款才有資金租地種茶。但須用收成後的茶量與事前說好的茶價作為交易代價，因此他們所採收的茶葉全都不可自由出售。乍聽之下彷彿類似今日的契作、保證收購價格，也使茶葉有了銷售通路，但實際上的收購價往往比市價要低很多。對洋行來說，資金前貸，成為鼓勵農民改種茶葉的固定模式，不僅能降低購茶的風險、保障穩定供應，還可從中獲取高額利潤；被洋行控制、套牢壓低收入的茶農，只能任人宰割。於是，台灣在茶葉貿易初期的產銷結構，相當程度依賴外商資金。

當時，位在廈門的滙豐銀行是提供台灣清朝茶葉資金的源頭，不過真正影響並深入台灣茶業貿易的金融機構卻是「媽振館」（英文 Merchant 音譯）。媽振館經營者以廣東、廈門及汕頭等地的商人居多，本店多設在廈門並在台北設分店，由於台灣烏龍茶在美國大受歡迎，當時在台媽振館約有 20 家。媽振館是介於洋行與茶商之間，以茶葉作為抵押放貸的組織。洋行採購台灣茶葉時所用的資金，多委託媽振館代辦，因此其同時具有經紀人與金錢借貸人之雙重身份，既是洋行之債務者，也是茶莊之債權者。特別的一點是，媽振館的借貸形式與前述的「資金前貸」不同，雖然也是以來年的茶葉作為抵押向媽振館借錢，收成的茶葉同樣是還債工具，不過媽振館都以當時市價計算茶葉價格，而非當初借貸所議定價格，因此剝削茶農情形不至於如外商般嚴重。

華商加入競爭  洋行優勢未減

光緒元年（1875 年），清廷廢除渡台禁令，福建安溪茶商紛紛至台北大稻埕設立茶館（茶葉貿易行），並多由數人合資或共同經營，當陸商茶館數量與資金規模勝過外商時，打破了先前外商壟斷台茶貿易，迫使外商逐漸退出台灣茶葉市場。他們同樣貸款給茶農，以換取毛茶，也仿照洋行自行設廠加工包裝，再轉賣給外商。而清代台灣茶葉洋行與陸商之採購與輸出所需之資本，均來自滙豐銀行與錢莊。

據文獻統計，華人茶商所開設的茶行，1876 年有 33 家，其中 19 家為台灣本地人開設，其餘為廈門、汕頭人所經營。到 1892 年大幅增加為 95 家。同年《淡水海關報告》指出，其中 13 家大茶行規模與 5 家大洋行不相上下。迄乙未割台前，華商所經營的茶行已多達 131 家，跟 1876 年相比，增為 4 倍。然而，儘管在台陸商有大幅成長，但要將商品輸出海外，仍只能透過在廈門的洋行轉售，海外貿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

除了媽振館，熟悉當地風俗與商情資訊的買辦，在台灣清代茶葉貿易中亦是重要角色。當時台灣茶葉對外銷售，尚依賴來自廈門洋行的買辦，需要雙方討論才能決定茶價。當時最知名的買辦就是寶順洋行的李春生，在英商陶德計劃用貸款讓台灣農民轉向種植茶葉時，李春生的買辦角色就格外重要。李春生為福建廈門人，年少家貧，15 歲時自學英語，於 1865 年赴台，在寶順洋行擔任買辦，輔佐陶德經營茶的買賣。《同安縣志》寫道：「既而自營其業，販運南洋美國，歲率數萬擔，獲利多。」顯示買辦深諳茶業洞悉市場行情，因此也會各自經營茶棧以從中獲利，如板橋林家出身的林維源與李春生合建「建昌號」，提供外商投資茶葉，即是買辦與地方豪紳合作的例子。

台茶大護法：劉銘傳

茶葉貿易的興盛，所收的關稅也成為政府的重要歲入之一，1871 年前，除了關稅外並沒有徵課其他茶稅，在開港初期茶葉貿易多有幫助。到了 1877 年，曾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的夏獻綸曾點出，台灣茶農與製茶者在種植、包裝與烘焙上要更仔細，才能讓台茶維持已有的外銷地位。不過真正在政策上獎勵茶農的台灣主政者，首推巡撫劉銘傳。他一面開山撫番，拓展茶園外，還試圖降低茶園稅賦，更引進錫蘭的製茶、種茶技術，試圖讓台茶更精良，甚至想修鐵路到基隆，以便台灣的茶、糖、煤、樟腦和硫磺可直接外銷，不必再從廈門轉口。

現代人反而多尊崇陶德，因為他將茶葉的產、製、銷合而為一，而被譽為台茶的奠基者，更尊為「台灣茶葉之父」，卻忘了清末時，外商透過貸款剝削茶農之事。清代台灣茶葉貿易看似發達，實際上全都受到西方資本控制。據學者研究，外國洋行購買台灣烏龍茶所採用的方式，與 1850 年代至 1870 年代福建所盛行的「內地收購」的方式幾乎相同。加上清朝官方對於西方貿易擾亂其幣制與金融發展的情況無力改變，且在商業政策方面也多是被動消極，因此給予西方人操控的空間。

在外商環伺下，華商無力將產品直接輸往海外市場，導致貿易主動權落入熟悉海外市場行情的洋行手中。而台灣茶業囿於經營網與外銷管道受限，最後只能將推銷工作交給外國商人。而隨著甲午戰後台灣被割讓，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建立現代化金融機構，媽振館也失去其必要性而成歷史名詞。台灣茶業的利潤從歐美外商轉移到日本人手中，表面上繁榮的海上貿易，實則繼續受到帝國主義的控制而無法自主，而由此所產生的收益，也多為當時的宗主國日本及其在台灣的代理人所壟斷掌握。

來源：《多維 TW》月刊 0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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