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他們只是離去——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

他們定了一個坐標后，后面的人都在以左派、右派歸類的時候，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把什么左右當回事。這一點，實在是后來人的可悲。

從毛澤東或者李光耀，他們自己不會因什么左右而局限於自己實用的選擇。

沒有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的建國者，如李光耀這樣躋身於大國政治家群里毫不遜色。李光耀帶著他留給這個世界的謎團離去，如今與1949年之后的中國領導人均打過交道的人，已經越來越少。而李光耀，則是公認的對中國理解最深刻的政治家，這個甚至沒有之一。

李光耀對中國的認識，始於會見毛澤東開始，包括周恩來。在那個時代，李還是個小字輩，需要向世界學習治國之道。李光耀在毛澤東身上學到了什么，目前僅僅只有在毛過世數十年之后，“當環境和條件改變時，領袖如果不愿意改變，那他大概不適合帶領這個國家進入另一個階段。”李光耀才做如此評價。很顯然，這一點類似事后諸葛亮的評論，無以反映李光耀對毛有什么深刻的認識。但並不是李就沒有從毛澤東處學到東西。比如，李與毛，都具有對人性深切的絕望、特別是中國這一族群。

與毛澤東之論所謂老百姓，就是端起碗吃飯、放下碗罵你的娘類似，李光耀則從來不在意民眾支援率、而選擇使其畏懼自己。

盡管李光耀由此所崇拜的是以殘忍治國之16世紀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弗利；但作為身上流著中國傳統血液的炎黃子孫，可能與生俱來汲取毛澤東的則更“原始”。他們從來不以為自己是民眾的代言人，而更多的君王思想。只是現實環境，賦予了他們更實用的選擇，因為假如不首先讓自己活下去，其他的則一切免談。

這一點，還反映在李光耀維護新加坡的獨立性之強硬立場方面。李光耀的強硬，精明而善斷，並非一味崇尚誰。他們不在意他的人民，而是以自己的手腕或威權，使相信他的人們天然性地屈服甚至畏懼自己。

李光耀真正接觸中國領導人的則是從鄧小平開始，而鄧與毛澤東是一代人，相互之間都是利己主義者，實用是其共同點。但二人之間缺乏友誼的相互理解，所以，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與新加坡，所有的合作基於實用和利己，僅此而已。

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新加坡時，去大使館簽證，司機就納悶兒：新加坡不是中國的嗎？怎么還要簽證？

我相信很多中國大陸的人們，持這一“天然性”的認知的不在少數。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這樣的城市在中國有幾百個。這一認知，說明了中國與新加坡兩者不管情愿不情愿，都是“一家人”。而李光耀盡管在一多半的政治歲月里，與中國傳統決裂，但最終仍然還是恢復的華文在新加坡的合法化。

李光耀自己不管承認不承認，正因為他治理的是一個“城市”而不是農耕傳統浸泡的廣袤土地，所以他有此作為，除了精明於戰略格局之下的一城一池如何保全自己。新加坡既有美軍基地、也和台灣友好往來，但與紅色中國親密合作，都為新加坡構成了一個勢力均衡博弈的“點”，這不能不說李光耀至少在亞洲，實屬具有戰略眼光的實用大師。

所有的實用主義者，均不是思想家。李光耀也不例外，鄧小平亦如此。這是因為，實用主義者一切以實用為主，不會在乎什么既定的思想和方法指導自己做什么、以及具有什么意義。

而但凡對新加坡有所了解者，即使在一個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仍然貧富差距，導致更多的底層人民，承擔不起多生孩子的負擔。這個國家以服務富人為主，兼顧平民利益。假如周邊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富人們，一夜間將財富搬出新加坡，新加坡就只能是一座“鬼城”。所以，有利於富人藏富的制度，是這個國家的核心，而其他產業，僅僅是點綴。

如今，全世界有多少財富在新加坡麋集，沒有哪個機構可以清晰地計算。如同近10年前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石油公司談判時，所關心的是：中國的加油站，假如不賣石油，還可以活多久？這也是新加坡的焦慮：假如全世界的富人把財富搬移到別的地方，新加坡還能存活多久？

新加坡，一直在向這個方向努力！

這是李光耀留給新加坡的“遺產”，也是“李光耀之問”。

（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