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迫人民幣升值圖謀有三 中國應合縱連橫謀反制

最早今晚（9月29日）預計美國眾議院兩黨議員將支持針對中國匯率政策的立法，在中期選舉僅數周之前對重大政策議案達成兩黨一致的投票，注定成為美國政壇上的一件稀罕事；通過國內立法手段強迫別國貨幣升值，更是史無前例。美國屢次施壓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有三大圖謀，中方應適度做出反制舉措。

一為爭取更多實際利益，而非主要針對人民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隨著美國國會11月2日中期選舉臨近，在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高漲的氛圍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眾矢之的，也很有意思的成為兩黨唯一的政策共同點。國會議員們和一些經濟學家給出的邏輯是，由于人民幣被人為低估，使中國出口商品獲得了不公平的比較優勢，從而擴大了美中貿易逆差，并最終搶走了美國的就業崗位。這種老調重彈在美國選民中還頗有市場，為保住席位，兩黨議員紛紛發難人民幣；而這也成為奧巴馬政府轉移選民對其經濟政策尤其就業問題上的無能的重要工具。

但匯率問題并非中美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美國政府也清楚人民幣過快升值對改善美國經濟并沒有實際作用，其實只是一些國會議員和利益集團借炒作人民幣升值向政府施壓。而通過與國會唱“雙簧”，美國政府借機向中國索取更多的利益好處，刺激中國對美國更多進口、為美國企業在華爭取更多權益、打開中國高科技、節能環保和服務業尤其金融業市場，恐怕才是美國真正的意圖。蓋特納此前在國會的聽證會上就曾表示，國會敦促中國的努力是有益的，因美國政府正與中國政府就一系列問題進行談判。

事實上，美國政府和國會上述協作屢試不爽，結局都為美國爭取到不少好處。美國當然深知，中國不會迫于外界壓力讓人民幣大幅升值；但是美國同樣確信，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高度敏感，必定能為他們謀取最大的收益。美國政府深知貿易戰對美方毫無益處，但美國更清楚，對出口嚴重依賴的中國更害怕打貿易戰。

二為發動貨幣戰爭，絞殺新興經濟體，鞏固美國經濟老大地位，維護美元霸主地位。

匯率可以說是美國打擊對手駕輕就熟的手段了，上個世紀，拉美、日本、東南亞都曾經在美國的匯率和貨幣攻勢下陷入過危機。

首先以日本為典型來看。1985年前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高速成長已經引來了美國的不安。日本出口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增加，日美貿易摩擦也不斷加劇。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經濟在巨大的壓力下運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日本政府對當時美國日益上升的保護主義感到驚慌，準備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緩解對美貿易關系。1985年9月，美、日、法、英和聯邦德國五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日本妥協。此后，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日元兌美元迅速升值，僅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就升值111%。日本股市三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產也漲幅驚人，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

《貨幣戰爭》一書透露，當日本人沉浸在“只升不跌”的美夢中時，美國投行開始深入日本，賣給日本保險公司一種金融衍生品：賭日經指數下跌。三年以后，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產開始了連續14年的下跌。“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許多家庭的財富化為烏有，許多人因償還不了債務而自殺，日本經濟從此陷入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衰退。沒有房子，卻仍然需要每個月償還房貸。由于地價和股市的暴跌，以此作為融資擔保的銀行出現了大面積壞賬；之前的盈利不足以抵消大量的不良債權，日本銀行被迫大規模重組。

如果說，那一輪貨幣戰爭主要目的是打壓這些國家良好的發展勢頭；與此不同，此輪對人民幣“開戰”，包括之前運用隱性手段打擊歐元，美國的主要目還增加了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

專家表示，“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痼疾，是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美國想通過打壓別國，拖延國際貨幣體制改革，維持美元地位。”最近幾年，能夠在國際舞臺上與美元抗衡的貨幣也只有歐元，歐洲多次表達了想趁金融危機重塑國際金融體系的愿望。但繼金融危機給歐洲經濟尤其金融業帶來沉重打擊后，今年上半年爆發的歐洲債務危機使得歐元變得岌岌可危，美元與歐元主導權較量的"貨幣戰爭"以美元大勝暫告一段落。

歐洲債務危機導火索在希臘，根源卻早已種下。當年希臘加入歐元區時，預算赤字和負債率遠遠高于歐元區國家必須符合的標準。希臘求助于高盛，高盛為其設計了一套掩蓋債務的方式，借給希臘一筆錢，這筆錢不但不會出現在希臘的負債表里，還可以在賬面上沖減赤字，使得希臘符合了歐元區的標準。為了防止希臘還不上這筆錢，高盛又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與債務等值的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這筆債務今年到期，高盛聯合另外兩家對沖基金，一方面散播希臘破產謠言，另一方面，高盛聯合對沖基金連番拋售歐元，引起市場恐慌。在希臘債務危機和歐元下跌的市場預期下，CDS漲了數倍。雖然不能說這次行動與美國政府有關，但作為美著名投行，其很多行動無法否定都是以美國的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為主的。

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還不斷落井下石，導致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發酵，資本回流美國，助美經濟脫離低谷。經濟學家指出，雖然歐元還不至于四分五裂，但維持歐元的成本過高，歐元區很難在經濟、財政等體制上進行根本改革，歐元區已經失去了與美元在國際舞臺上競技的資格。甚至有經濟專家斷言歐元的壽命不超過數年。

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一蹶不振，發展中國家尤其亞洲及新興經濟體表現搶眼，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方。但在成功帶領全球脫離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后，這些昔日功臣成為美國準備絞殺的目標。通過逼迫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一方面成為奧巴馬所提國家出口計劃(NEI)以及為刺激就業大范圍增長所采取措施能夠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實現美元貶值和輸出通脹，貨幣化國家債務，扼殺出口國家積累的美元儲備。此外通過國內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流動性泛濫，低成長和利率環境下資金大量流入新興經濟體及貨幣，助推泡沫，最終絞殺這些高成長的國家，一旦危機爆發美元再次潮水般流回美國，鞏固美國經濟及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而包括人民幣在內的這些亞洲及新興經濟體貨幣急劇貶值、信譽散失，經濟繼續淪為發達經濟體的附庸，并在國際金融及經濟體系中繼續唯美國為尊。

近期亞洲貨幣加速升值，各國央行紛紛入市干預，和亞洲經濟密切關聯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日本也6年來首度干預匯市。而美國力壓中國人民幣升值，目地就是要借此促使亞洲貨幣集體全線升值，人民幣成為美國發動貨幣戰爭不得不啃下來的一塊“硬骨頭”，哪怕只是震懾亞洲其他國家而已。

三為放緩中國經濟增長步伐，遏制中國戰略擴張步伐，甚至促使中國發生社會震蕩，發生顏色革命。

美國擬召集更多大國施壓人民幣升值，這是將其在政治、軍事上慣用的“圍堵”手段移植到人民幣匯率這樣的財經問題上，從而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國際化。而如果人民幣屈服短期內大幅升值，將出現很多連鎖反應，比如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元國債的巨額貶值，中國產品在世界競爭力嚴重喪失，中國出口受影響，國內就業市場急劇惡化，熱錢洶涌流入，資產價格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可能會重新面臨極大的困難，甚至出現日本式數年衰退。

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政府的戰略重心明顯向亞洲轉移。這一方面和亞洲經濟快速發展有關，也和中國在這一地區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不斷上升有關。尤其金融危機后，中國不僅在經濟上表達出更多的自信，積極在國際多邊場合展示力量和存在，并多番指責美國的經濟和匯率政策；還在軍事和戰略上表現出積極的姿態。美國對中國的圍堵今年以來明顯加快，通過黃海軍演美國重新奪回了其在東北亞的軍事主導地位，并借天安艦事件和中日爭端成功拉攏韓國、日本，阻止了東北亞經濟合作積極勢頭。美國還積極插手南海問題，甚至煽動越南等少數東盟國家挑釁中國，圍堵中國戰略擴張和經濟合作，消耗中國國力。

美國在人民幣問題施壓中國，是軍事和戰略壓制中國在經濟上的延續。但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國際化，不僅適得其反，引發世界對美國“經濟單邊主義”做法的擔憂，尤其是亞洲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反感。要改變美國的蠻橫做法，中國有必要適度出臺反制措施，要敢打貿易戰、貨幣戰，打是為了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是為了避免更多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同時要注重手段，應采取合縱連橫之策，聯合一切對美方漠視美元貶值行為不滿的各方，比如最近干預比較頻繁的泰國，貨幣嚴重高估的巴西，還要善于拉攏日韓及歐洲，敦促各國積極謀劃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當下亞歐峰會就是一個良機，中俄首腦會議允許各自貨幣掛牌交易等已透漏諸多信號，學習美國圍堵中國的做法，中國應積極利用自身影響力，影響美國經濟決策和行動。

中國對美的核子武器就是美債，中國減持美國國債，會讓低利率的聯邦赤字基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并引發美國利率大幅上調，美元急劇貶值，全球金融市場重新回到動蕩狀態。與其坐等貶值，不如使之成為戰略反制武器。就連奧巴馬總統經濟復蘇顧問委會員成員勞拉•德安德烈•泰森博士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做出將改變其外匯儲備的投資組合并從美國轉移債券的威脅決不可輕視，這一行動甚至意味著會引起全球投資者對美國政府的巨大融資需求的擔憂，導致利率急劇上升，對美國主權債務的信任危機，以及美元的崩潰。“作為世界最大的外部債務國，美國在對其最重要的債權國施壓時需格外小心。”

(桂強理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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