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使命：構建全球經濟適應性再平衡體系

章玉貴

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迄今推出的提振經濟信心與相關復甦舉措，本質而言，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應時之策。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與保持國際金融穩定，既有賴於以G20成員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加強彼此經濟政策的協調與關鍵時刻的一致行動，有賴於能夠反映全球經濟格局變遷的經濟金融治理改革行動，更離不開建立全球適應性經濟再平衡體系，要通過更有效的經濟金融治理以及金融公共產品的培育，擺脫對美元資產的高度依賴，構建全球三邊均勢貨幣格局。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主要經濟體增長乏力的艱難時刻，世人格外想聽聽今天舉行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上海會議會討論些什么方案，做些什么決定，甚至有媒體給出了設計敏感議題的大膽假設，凸顯輿論在高度關注中國積極主導會議能力的同時，也對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角色的深層次期待。

筆者注意到，剛剛獲得連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女士對當下全球經濟形勢可謂憂心忡忡，一再敦促主要經濟體的財經領袖們盡快展現出空前的國際責任感，聯合起來采取大膽行動，以提振經濟增長。這既反映出拉加德領導的IMF對免疫力較低的經濟體財政狀態的擔憂，亦對全球經濟面臨復甦脫軌風險的格外警惕，更在一定程度上對IMF作為全球最後貸款人角色的自我強化。不過，相對比較淡定實則不乏傲慢的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則在會前放風，眼下還並非危機時刻，況且全球需求疲軟的問題也不是美國一家所能解決的，有關各方不要指望G20在非危機環境下作出危機回應。因此，盡管輿論普遍對東道主中國可能在會上釋放何種積極信號高度關注，但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那種在上海簽署新版廣場協議以提振全球經濟的構想至多只是媒體炒作而已。

的確，在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乃至某種集體力量有能力讓美國簽署違背國家戰略利益的協議。眼下的世界格局與30年前簽署“廣場協議”時的國際情勢與參與主體存在著很大不同。何況日本在吞下廣場協議苦果之后至今仍對當初的決定耿耿於懷。作為全球頂尖戰略高手，美國當然對此心知肚明。同樣，在國內經濟治理方面表現普遍不盡如人意的G20有關經濟體成員，也不要過高估計中國的行動能力以及國際動員力。不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單一貿易體，中國理該加強與國際社會的經濟金融政策溝通，特別是與美歐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資訊溝通，以避免有關市場主體誤解中國的政策意圖與走向，進而助推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但中國顯然不是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主要原因。倒是日本要反思實施負利率政策的飲鴆止渴效應。早已同床異夢的歐洲也得認真檢討如何提振勞動生產率以及僵化的福利政策，也不要指望向來保持高度國家理性的德國會為歐元區那些光想吃現成飯的國家兜底。俄羅斯則當反思經濟結構，印度也無需沾沾自喜。一言以蔽之，在當前這個經濟與金融高度聯動、擔保體系面臨裂變的時代，各國不要指望任何理性的經濟伙伴會為自身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持續買單。

本質而言，金融危機以來各主要經濟體迄今推出的提振經濟信心及其相關復甦舉措，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應時之策。盡管美國通過修復金融系統再恢復實體經濟的努力值得稱道，美國經濟也由此獲得了技術層面的復甦，但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專注與投入顯然做得不夠，美國過去8年向國際市場的拼命注水以及大玩核心金融資訊的不對稱，並沒有把主要競爭對手拖垮，而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長達5年之久的拖延，其實是損害了美國作為既有金融體系主導者的國際聲譽，也大大增加了新興經濟體對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緊迫感。至於歐洲和日本，前者是經典資本主義最為密集的區域，后者曾經貴為世界三大經濟力量中心之一，但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這兩者均未找到促進自身經濟內生性增長的前瞻性方案，反而不時出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如今，歐洲一體化似有開倒車跡象，而去年以來僅僅一個難民問題就足以讓歐洲各國領袖們心急火燎左支右絀，何況美國還不時對歐洲伙伴施壓；而曾經將“安倍經濟學”高舉高打的日本，其實自1994年經濟總量跨入“五萬億美元”俱樂部以來就一直處於經濟生態系統失衡加劇狀態，若非高達三萬億的美元海外債權強力支援，日本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能力早就大打折扣了。

無疑，中國經濟政策也有一些值得探討之處。畢竟中國並未像日本那樣早就完成工業化並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在建立底線安全保障體系方面欠賬很多。今天，中國在以十二分的緊迫感去產能、去庫存，尤其處置“僵尸企業”以及勉力推行供給側結構改革，從本質上說，也是在為過去的相關經濟政策還債，進而以將經濟增長建立在結構均衡的基礎上。

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集中反映，也是既有增長動力殆盡而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全面涌現的過渡期內貨幣政策被濫用的一種現象性表達。所謂貨幣是央行的鴉片，它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任何理性的經濟增長，都不能長期依靠貨幣政策來推動，歸根結底，技術的內生性進步以及人力資本的不斷提升，才是一國乃至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與保持國際金融穩定，既有賴於以G20成員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加強彼此經濟政策的協調與關鍵時刻的一致行動，有賴於能夠反映全球經濟格局變遷的經濟金融治理改革行動，更離不開建立全球適應性經濟再平衡體系。而適應性經濟再平衡體系，要通過更有效的經濟金融治理以及金融公共產品的培育，擺脫對美元資產的高度依賴，構建全球三邊均勢貨幣格局。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