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施壓人民幣升值 中國或提三報復措施

9月2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投票通過了一項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的法案。根據美國的立法程序，如果眾議院投票通過，法案將進入參議院立法程序，因此，預計該法案最早下周將在眾議院進行全院表決。不過，鑒于參議院選舉的局勢仍不明朗，該法案在參議院可能受阻。

這項法案中最受關注的是其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多位分析人士認為，該法案將不利于中美兩國理性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相反將可能加劇中美雙方的貿易對抗。中國可能會因此采取報復措施，其結果不僅對兩國無益，甚至可能造成全球市場的新一輪動蕩。

人民幣成“替罪羊”

人民幣匯率再次因美國國會法案被推入全球媒體聚焦，這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經濟學分析與人民幣合理匯率水平的問題。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幣匯率無疑被賦予了太多的重任，也被異化、政治化了。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直言，敦促人民幣升值無助于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面對國內外的雙重失衡，人民幣匯率被莫明其妙地充當了“替罪羊”。

在樊綱看來，美國外部失衡之根本因素是其財政杠桿支撐下的高額財政赤字和低額家庭儲蓄；而中國的外部失衡在于過多的公司儲蓄和資源及公用事業價格的扭曲。

但就因為美國經常赤字居高不下，失業率不降反升，于是得找個替罪羊——很顯然這個替罪羊就是中國的匯率。

“為了化解這些失衡問題，無須對匯率做出任何重大改革。最好是集中精力解決自身的根本問題。”樊綱認為。

9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中美貿易失衡由國際分工而非匯率決定，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人民幣匯率浮動不能解決與特定國家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

當地時間9月2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紐約與美國企業、金融和學術界人士座談會上，提及中美經貿關系時說，中國不追求順差。從這些年發展來看，順差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下降。美國逆差的存在主因不在于人民幣匯率，而在中美投資和貿易的結構。

中國可能采取三種形式報復

正如奧巴馬總統經濟復蘇顧問委會員成員勞拉·德安德烈·泰森博士所言，人民幣不升值的話會受到與之相抗衡的貿易制裁。她說，穩健的人民幣升值可能不會緩和美國國會抵觸中國的情緒，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在一個嚴格控制的區間浮動，也不太可能消除美國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擔心。

勞拉的理由是，中國出口在危機后再次反彈，正巧碰上美國就業增長遲緩和難以接受的高失業率，這無疑會讓國會對繼續維持與中國大量雙邊貿易赤字感到沮喪，結果，要么中國面臨人民幣重估值的壓力，要么美國財政部點名批評中國操縱貨幣。

不過，勞拉相信，如果受到貿易制裁，中國極可能采取三種形式的報復措施：向WTO上訴；中國對美國出口商進行以牙還牙的制裁；減持美國國債。

勞拉提醒說，后兩項報復措施將對美國產生不利的影響。對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施加關稅將會給奧巴馬政府在未來5年出口翻番的目標設置障礙；同樣的，中國減持美國國債，會讓低利率的聯邦赤字基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并引發美國利率大幅上調，美元急劇貶值，全球金融市場重新回到動蕩狀態。

勞拉認為，中國做出將改變其外匯儲備的投資組合并從美國轉移債券的威脅決不可輕視，這一行動甚至意味著會引起全球投資者對美國政府的巨大融資需求的擔憂，導致利率急劇上升，對美國主權債務的信任危機，以及美元的崩潰。

“作為世界最大的外部債務國，美國在對其最重要的債權國施壓時需格外小心。”勞拉稱。

誰來承擔再平衡的成本

“真相是人民幣大幅升值不會明顯降低美國貿易赤字。”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胡永泰認為。

胡永泰解釋，對當前貿易緊張的最優解決辦法，應當是強調多邊行動的一籃子政策。人民幣升值的單一舉動只會傷害中國，而不能“拯救”世界。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升值40%后，在中國生產并出口G7市場的外國公司將搬遷至其他亞洲經濟體（如越南、印度等）運營，并以之為出口地。在無法實現亞洲貨幣集體升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只會重組全球失衡的地理分布，而不能將之消除。

重要的是，法國巴黎證券中國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認為，本質問題還在于誰來承擔國際經濟調整與再平衡的成本？仿佛全球政治家都不愿意做出承諾與過苦日子。

“看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對長期以來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種強力調整，正如鳳凰涅槃——在烈火中獲得重生，現在全球都不愿意承擔重生的痛苦。”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說。她認為需要思考的是，現在的各項刺激政策——是旨在結構的延緩還是結構的優化？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稱，還不如務實一些，中國加強進口研究，增加從美國進口，美國為實現5年出口翻番的目標，應解禁對美國沒有安全影響產品的銷售，雙邊獲益，如此調整雙邊逆差，逐漸形成良性循環之后，全球經濟也就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