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加速財富兩極分化

飛漲的房價已成為中國國民財富結構兩極分化的最重要的催化劑，包括房產稅，遺產稅、贈予稅等在內的稅收體系需要逐步成熟完善，讓它們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

中國證券報12月15日刊發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的撰文指出，近日兩組數據尤為受到關注，11月份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7.7%；而另一組是中國的百萬美元資產家庭已經躍居全球第三，這兩組看似沒有聯系的數字告訴我們怎樣一個事實？

12月2日，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 挑戰猶存》報告稱，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達到670000戶，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同時，中國財富市場從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長了約28%，達到5.4萬億美元。然而財富迅速增長的背后難以掩蓋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現實。報告稱，雖然中國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這一比例為4.1%、瑞士是8.4%。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貧富分化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內需遲遲難以啟動、最終消費不足，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都不盡合理。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國家經濟增長速度。

然而，收入分配并非是近年來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主因。可以說，中國財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遠遠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那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人迅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特別是依托于土地、資源、資本之上的房地產更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的統計，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產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級富豪中，房地產商占5名。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中國財富的主要集中地。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經濟不僅經歷著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再分配，還經歷著房地產所帶來的第三次財富分配。房地產產生的財富再分配和轉移遠遠大過工資性收入的積累，而由財富效應所帶來的房價上漲動力也絕不亞于剛需的推動力。

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消費結構具有有效需求的過度集中、需求強度與購買力層次明顯脫節的特殊性，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階層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這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反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當“馬太效應”體現在房價飛漲的市場環境中，房價和財富互為推手、彼此促進，因而，飛漲的房價已經成為中國國民財富結構兩極分化的最重要的催化劑。房地產的財富效應不僅加大著高檔住房家庭、普通住房家庭與無住房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會將這種財富積累一棒接一棒的繼續“傳遞”下去。

如何避免這種財富分配失衡的“馬太效應”不斷激化，發達國家主要是依賴稅收對財富分配的糾偏機制。在發達國家，遺產稅、不動產稅、固定資產稅等對財富分配的調節稅收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在享受資本利得的同時需要付出成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數據顯示，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財產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超過9%；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為5%-7%;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約為3.1%。而中國財產稅類比重偏低，特別是對有產群體的財產征稅顯得很大的不足，累退性特征比較明顯，基本無法實現稅負在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作用。

“十二五”中國經濟的發展重心由追求效率轉向注重公平，由關注財富增長轉向關注財富分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征收帶有“均貧富”性質的房產稅不但要征，而且要征得科學；不僅要征房產稅，而且包括遺產稅、贈予稅等在內的財產稅體系也需要逐步成熟，完善起來，讓它們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

(徐志嬌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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