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健忘！回顧南美債務災難 原來歐洲危機早有前車之鑑

1982 年的今天，墨西哥宣布無力清償債務，成就舉世聞名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

30 年過去，現在輪到第一世界遭受債務啃噬的折磨。墨西哥懂得希臘的痛。1970 年代美國、英國與日本銀行回收次級南美洲政府石油生產商暴利，先前美國、歐洲銀行釋放廉價信帶予次級房貸持有人應該感同深受。放任銀行毋須經過審慎評估而能肆無忌憚借貸的聯合貸款，與促使銀行得以將良莠不分的貸款一併組合出售的貸款證券化如出一轍。

時空皆相異，應對危機的政策卻毫無二致。1982 年，拉美政府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贊助」以償還因自身愚蠢搞到瀕臨破產的銀行，這不是跟今日的希臘沒兩樣，看似還債，實則只是挖東牆補西牆罷了。

這些借款附帶的苛刻條件，導致拉美經歷高失業率、貧困加劇、出口萎縮的失落十年。1990 年，拉美出口較 1980 年銳減 8%。政府為紓困付出高昂代價，因為 IMF 憂心太過溫和的舉措，或許會帶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不以過去為鑑，墨西哥與巴西此類債務國反而可能食髓知味，引發另一波借款狂潮。

不過這些債務受災戶並未就此永劫不復。由於經濟崩垮，墨西哥債務佔 GDP 的比例從 1982 年後在 5 年內飆升 2 倍，其後，IMF 與西方資本認定墨西哥債務不可償還，並且必須減記。1990 年代減免債務的運動從拉美風行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儘管憂慮債務大赦可能帶來重蹈覆轍的惡果，不過大體而言拉美政府已然記取血淋淋的教訓，「道德風險」不再是個問題。

當然，除了銀行以外。它們 70 年代晚期到 80 年代早期的恣意妄為，國家呵護至備。西方政府並不加強監管與督察，而是持續鬆綁管制，國家內部與跨國資本控制被撤銷，大蕭條後用以限制銀行規模與範圍的政策被清除。銀行愈來愈大，愈來愈有力量，迅速在全球擴張勢力。這是金融自由化的全盛時期，提倡此道的人堅稱，這將帶來更有效率的資金運作，更快捷的成長，人人都能享用經濟繁榮的成果。

然而，金融自由化真正帶來的卻是，行使權集中毫無節制、一小撮菁英摘取絕大多數的果實、以及龐大的道德風險。

2012 年的我們，應當向過去的拉美債務災難借鑑。第一，希臘債務將會有更進一步的減記，不是透過特赦，或是違約；第二，如果金融體系不做改變、冥頑不靈、不受懲罰，那麼再度爆發債務危機也是自作孽。目前看來雖不太可能發生，因為銀行不太願意出借資金，不過遲早過度投機遭致的苦痛回憶終將褪色，還記得荷蘭鬱金香炒作、南海泡沫與華爾街崩潰嗎？

《衛報》經濟新聞編輯 Larry Elliott 認為，當代應對過往經濟教學方式有所反思，抽象且證明失敗的救世主信念（messianic belief）加之歷史觀點付之闕如，使得人們一錯再錯。（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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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金融風暴後一系列探討經濟學教學的論文中，英國央行 Andrew Haldane 表示，經濟危機是「分析失敗」（analytical failure）或「智能染毒」（intellectual virus）的後果。2007 年幾乎所有人都受到『病毒』感染，危機爆發前他們患了過於樂觀看待的病，無視一連串事件隱約浮現的惡兆。

人們心中很少產生危機意識，相反的，全球景氣達到「極樂狀態」，經濟模型「證明」所有過去的大麻煩已經通通解決。這時我們該回頭審視 Adam Smith、Karl Marx、Friedrich Hayek、Maynard Keynes 的理論，以免陷入「集體錯覺」的幻象之中。

Smith 曾經警告賣方壟斷力（monopoly power）的危險，Hayek 主張價格體系唯有在競爭激烈的狀態下才能發揮最大作用，Marx 評論歷史潮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Keynes 則說，這種情況在以金融投機的形式下行進特別危險。

這些大思想家又是怎麼看待危機呢？Smith 恨不得跨國公司全倒光；Hayek 則稱搖搖欲墜的銀行不該死皮賴臉，該倒則倒，Keynes 冀望金融應為產業的僕役，而非主人。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很受用。在 John Bellamy 與 Robert McChesney撰寫的新書中，指出 20 世紀中期西方強韌的經濟成長其實不過是由高昂的軍費支出、戰後重建、高社福開支與路網投資所帶來的一座海市蜃樓。

今日資本雖然集中卻缺乏利益豐潤的投資機會。汽車、飛機、電影與電視過去曾開出繁花盛景，此後卻再也沒有類似可以振興經濟的強心針，惟有期待數位產業、機器人、基因研究與綠色科技做為催化劑。

經濟成長曲線一路下滑；為追求收益，盈餘一再透過銀行回收，造成西方經濟體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金融業在經濟體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的現象有增無減，因此我們有了拉美債務危機，因此我們有了次級房貸危機，也因此，全球經濟遲遲無法從泥淖中真正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