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貸大案2011年集中爆發 信用危機短期內難除

曾經龍騰虎躍的溫州民間資本，如今已經陷入天寒地凍之中。

“以前一個老板調劑1000萬非常容易，現在想拆借100萬都異常困難。”溫州星際集團董事長陳時升2011年12月29日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以“突然冰凍了”形容當前溫州的民間借貸現狀。

兩三分的月息，根本就借不到錢。在陳時升的記憶中，改革開放30多年來，溫州從來沒有這樣過。他認為，高利貸案引發的信用危機，不會在短期內消除，恢復到當初的良性狀態，估計需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

2011年，被高利貸挫傷的，不僅僅只有溫州。浙江金華、內蒙包頭、鄂爾多斯、江蘇泗洪等地接連不斷地爆響“地雷”，令“高利貸烏云”如幽靈般籠罩在神州大地上。

高利貸大案集中爆發

2011年1月20日到6月20日的5個月時間里，央行六次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因為時間極其有規律，被財經人士笑稱為央行的“例假”。央行的單邊動作，令存準率達到創紀錄的21.5%，全國中小企業頓時資金鏈緊張。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央巴圖是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他的職業是放高利貸，受存準率高企影響，企業和商人難以從銀行獲得資金，很多人只得轉而與央巴圖這樣的放貸人合作。

央巴圖舉了一個例子：朋友取得了一個造價2000萬元的基礎設施工程，前期投資需要1000萬，而他的自有資金只有400萬，建設周期一年。如果要承包下來，必須借600萬的高利貸。按三分的月息計算，一年的利息為36%，即要216萬。而工程保守收益為20%，總收入應在400萬元左右。扣除利息，可以確保184萬的凈利潤。

“放高利貸的，不勞而獲，比施工賺的錢還多。”央巴圖很客觀地分析了兩者的關系。在過去幾年，他一直在鄂爾多斯做著這樣的生意。而他的生意伙伴，多是有項目的商人。

在鄂爾多斯，以基礎設施建設、煤礦開采以及房地產開發為業的商人，聚集了數百億的民間借貸。誰持彩練當空舞？有從容的舞者，更有受傷的玩火者。

鄂爾多斯市凱信至誠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石小紅在她42歲時從巔峰中墜入深淵。由于非法吸收高達7億多元的公眾存款而無法償還高額的利息，她選擇了人間蒸發，結果導致案發而被司法機關逮捕、起訴。石小紅案揭開了鄂爾多斯高利貸的潘多拉魔盒，此后，涉案金額過億的祁有慶案、梅良玉案、蘇葉女案相繼爆發，有媒體以“鄂爾多斯經濟崩盤”描述，震動全國。

而在浙江金華，富姐吳英一審被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引發經濟界、法律界、學界高度關注，媒體高強度的報道，令這一事件廣為人知。推動民間借貸案件走向高潮的，無疑是溫州數十名老板集體跑路事件。

在老家江蘇泗洪傳出高利貸崩盤消息后，北京某企業董事長王盛吉立即趕回去收回本金。“高利貸游戲其實就是擊鼓傳花，誰接最后一棒，誰就得亡命天涯。”

2012或降溫

資金鏈斷裂、跑路、自殺……成為2011年經濟界耳熟能詳的詞語。溫州、鄂爾多斯這兩個民間資本最為活躍的城市，也成為2011年最受媒體和學者關注并解剖的反面樣本。

陳時升說，溫州企業拆借民間高利貸多為臨時調劑。比如，在銀行的貸款到期時，企業從民間借來資金還給銀行，然后再從銀行貸出回填民間借貸，即彌補還舊貸和借新貸中間的空窗期。

“這招現在很難行的通了。”他說，2011年每家企業都緊張，再加上受跑路事件影響，即使是特別要好的朋友也不借貸了。另外，企業向外借貸，對方會擔心該企業可能出了問題，而產生恐懼心理，形成信用危機。“以前拆借幾十萬上百萬的資金就是一個電話，條子都不用打。這次風波改變了原有生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靠民間資本發展壯大的溫州從來沒有出現像現在這樣的信用危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陳時升認為已經形成的恐慌或使信用危機不會在短期內消除，要想恢復到當初的良性狀態，估計需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

陳時升表示，對于很多中小企業來說，元旦是小坎，春節是大坎。渡過去可能會迎來轉機，而渡不過則面臨被洗牌。他預測，2012年上半年宏觀政策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下半年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資金困境被認為是2011年中小企業最大的“心病”。受物價不斷攀高影響，防通脹成為中央政策主軸，金融政策不斷加強，銀根緊縮，存款準備金率達到創紀錄的21.5%。“池子”落閘限流，立即引發中小企業喊渴。作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戰場，民間借貸在過去一年風急火熾。

“我認為2012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將得到緩解，高利貸現象將會降溫。”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2012年社會資金供給將比2011年有所松動，再加上對中小企業扶持政策將進一步出臺，企業頭上的壓力將慢慢減輕。

專家呼吁利率市場化

不過，依然有很多人對2012年的高利貸市場充滿憂慮。

前述企業負責人王盛吉表示，2012年是“現金為王”的一年，現在還沒有收回高利貸的，前幾年可能白忙活了。

“有人預測，在這一輪股市巨幅下挫中，也有高利貸的影子，很多股民看空積重難返的股市，逃離并轉向風險看起來小得多的高利貸市場。這也向我們提示了高利貸的風險。”他說，高利貸抬高了社會融資成本，使得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影響了企業的活力，不利經濟發展。

著名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當前民間高利貸市場30%甚至更高的利息水平，是銀行利息的數十倍，將迫使那些借錢的老板在收益預想落空后選擇逃跑，引發中國式的次貸危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如何防范風險？郭田勇認為，從根本上降低和消化高利貸風險，著力方向有二：一是深化改革，推動利率市場化；二是降低金融機構準入門檻。

他表示，備受關注的《放貸人條例》和修改《貸款通則》有望在2012年取得進展。

對于利率市場化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認同，金融機構的主要職能應該是為企業和個人提供融資服務，支持和促進經濟活動。當企業將解決資金需求矛盾的窗口轉向高利貸時，已經顯示出金融機構角色失真，亟待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