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請系緊安全帶

2012年全球經濟的前景是明朗的，但并不是樂觀的明朗：歐洲將衰退，美國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微弱增長，中國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則將急劇減速。亞洲經濟體暴露于中國風險下。拉美則暴露于商品價格走低的風險下（由中國和發達經濟體雙雙減速所致）。中東歐暴露于歐元區風險下。中東的動蕩正在——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方——醞釀嚴重的經濟風險，地緣風險仍然高企，于是高油價仍將對全球增長構成障礙。

眼下，歐元區衰退已成定局。雖然其深度及長度尚難預料，但持續的信貸緊縮、國債難題、競爭力匱乏、財政瘦身等，均指向一場嚴重下滑。

自打2010年起以“蝸牛速度”增長的美國，面臨來自歐元區危機相當大的下行風險。它還得應付沉重的財政負擔、家庭部門漫長的去杠桿化過程（在就業疲軟、收入停滯、房產和金融資產持續發揮負財富效應的背景下）、不平等的擴大和政治上的死結。

至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英國已陷入二次探底，因為過早實施的財政鞏固和歐元區風險瓦解了增長的基礎。在日本，由于脆弱政府無法貫徹結構改革，震后復蘇恐只怕會虎頭蛇尾。

與此同時，中國增長模式的缺陷變得日益顯著。房地產價格下跌將引發連鎖反應，負面效應所及，開發商、投資和政府收入都難幸免。建設熱潮已開始降溫，美歐需求疲軟令凈出口也成了增長包袱。中國領導人一直試圖控制瘋狂的房價，給房地產市場降溫，如今卻難以重啟強勁增長勢頭。

他們并不孤單。美國、歐洲、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一再拖延，遲遲不進行認真的經濟、財政和金融改革，盡管改革是恢復可持續平衡增長的必要條件。

發達經濟體公私部門的去杠桿化才剛剛開始，家庭、銀行、金融機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吃緊。只有大企業部門情況有所改觀。然而，鑒于最終需求受到大量長期尾部風險和全球不確定性的抑制，而許多國家對房地產的過度投資和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令產能過剩仍很嚴重，這些公司的資本和雇傭支出仍將非常保守。

與此同時，經常賬戶不平衡的現象在一些關鍵的貿易關系中仍然很突出，例如中美、美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歐元區內部核心和邊緣經濟體之間。有序調整的前提是，保有巨額經常賬戶赤字的那些過度支出國家，其國內需求降下來；那些過度儲蓄國家，其貿易盈余通過本幣的名義和實際升值收窄。為了維持增長，過度支出國家的貨幣需要名義和實際貶值，以改善貿易平衡，而盈余國家需要提振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

但這種通過幣值變化而實現的調整滯后了，因為盈余國家抵制本幣升值，以便將具有衰退效應的通縮壓力轉嫁給赤字國家。于是，貨幣戰在好幾條前線已經打響：外匯干預、量化寬松和對資本流入的政策管制。隨著2012年全球增長的進一步弱化，那些邊界摩擦可能演變為貿易戰爭。

最后，政策制定者們將很快面臨彈盡糧絕的窘境。貨幣貶值是一場零和游戲，因為在同一時期，不可能所有國家都貶值。由于通脹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對新興市場也不算大問題），發達國家將一直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但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越來越顯不出效果，因為問題的根源是資不抵債——也就是信用問題——而不是周轉不靈。

同時，財政政策受到許多限制：赤字和債務上升、債券義勇軍和歐洲的財政新規等。為金融機構撐腰或者保釋它們，在政治上不受歡迎，而且近乎破產的政府也沒有足夠的錢來實施。而且，G20的擔當已經讓位于G0的現實：虛弱的政府發現，進行國際政策協調變得日益困難，因為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世界觀、目標和利益發生了沖突。

結果，為了應對大量的不平衡——家庭、金融機構和政府債務——用融資和流動性來掩蓋資不抵債問題，這樣的做法可能最終導致痛苦而無需的重組。與此相似，應對競爭力不足和經常賬戶不平衡所要求的貨幣調整，可能導致某些成員國退出歐元區。

即便沒有空前的去杠桿化和政策枯竭這兩個幽靈作祟，重振經濟增長也已很困難了。

（作者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翻譯：芥生。Copyright:ProjectSyndicate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