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拉伯之春”沙特的中東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

文 | 王自勵

長期以來，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政治最封閉的國家之一。民主向來是這個信奉伊斯蘭薩拉菲主義的國家所厭惡的對象，也只是在近些年，沙特君主才逐漸放寬了對國內的管制。1990年代見證了沙特一系列早期民主制度的創立，其中包括公民社會組織的出現。而進入21世紀，沙特在美國的敦促下舉辦了首次市級議會選舉，使沙特公民終於可以公開討論與自身息息相關的各類議題。

然而好景不長。到2006年，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沙特與伊朗關係的日益緊張，以及伊拉克事態逐漸滑向教派衝突的深淵，沙特的參與性政治結構也暴露出了僅僅流於形式、缺乏真正權威的特點。所謂的人權和公民社會組織與王室關係緊密，而被選舉出的市級議會更連監督預算的權力都沒有。

此外，一切對沙特政權不利的言論都將受到懲罰，這不僅體現在王室對神職人員、社交網絡的嚴格管控上，還突出地表現為最近實行的一項嚴苛的反恐法令——這條新的法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如此寬泛，以至於任何與王室立場相左的言論都被涵蓋了進來。

在許多方面，這些嚴厲的管制都可被視為沙特2011年后在中東域內采取的一系列對抗行動的國內表現。沙特家族認為，對其統治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於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挑戰，不管是世俗的還是宗教性的。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說是近來阿拉伯世界經歷的最危險的意識形態“大潮”。

在沙特君主眼中，2011年中東事態的變化不是阿拉伯之“春”，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大麻煩”——民眾上街抗議帶來的結果是教派間的斗爭、伊朗勢力的擴張、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以及伊斯蘭國（isis）等聖戰運動的泛濫。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frederic wehrey在《民主》（journal of democracy）上發表文章指出，“阿拉伯之春”后的沙特對外政策顯得十分激進，並帶有某種非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的、防御性的色彩。

為了遏制伊朗、孤立穆兄會、對抗聖戰主義，沙特干預了數個民主轉型中的中東國家，而精心扶持的卻主要是專制的、反自由的地方性盟友。這些專制的盟友中包括了海灣國家的君主們、奉行新納賽爾主義的埃及軍人執政者以及強調政治無為主義的薩拉菲派宗教人士。wehrey認為，盡管沙特的這些政策並非是公然反民主的，其最終效果無疑對民主化與政治多元化的傳播造成了損害。

海灣地區：巴林、伊拉克

由於擔心民主化只會最終帶來什葉派的政治動員和穆兄會的掌權，沙特在自家門口——海灣地區——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於限制民主參與。為此，沙特向本地遜尼派和薩拉菲派提供了大量資金援助，有時甚至采用軍事干預的手段。從長遠政策來看，沙特一直帶頭推動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一體化進程，並將關注點放在各成員國的國內安全上，這一方面能把各國的安全責任關聯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便於進行清除異見者的工作。

>>>>巴林

沙特的這種政策最清晰地運用在其鄰國巴林身上。巴林島的地理位置僅距沙特海岸線25公里，自1780年代阿拉伯半島的遜尼派部落幫助哈利法（khalifa）家族（遜尼派宗族）征服了這座島嶼以來，巴林一直與沙特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由於其石油儲備在逐漸衰竭，巴林長期依賴沙特的補助。而沙特王室也警惕性地觀察著巴林的政局事態，認為一旦巴林的什葉派多數人口被政治動員起來，沙特盛產石油的東部省份什葉派便會緊隨其后；而巴林的民主化與憲政化也會給半島的遜尼派改革人士帶來極大的鼓動。

盡管沙特媒體和政府官員時常宣稱，開放巴林的政治參與將把該國推向伊朗一邊，實際上這一擔憂並非推動沙特政策的動因。沙特王室清楚地知道，巴林對沙特補助的依賴以及巴林什葉派與伊朗執政者的分歧將確保這座島嶼遠離伊朗的控制。然而，夸大伊朗的威脅仍是十分有用的規則：它不僅能分散輿論的注意力，使人們忽視哈利法家族的治理失敗和腐敗問題，同時也是讓美國保持對巴林的支援（美國的第五艦隊海軍基地在該島）的一種手段。

迫於壓力，沙特也曾建議哈利法君主在巴林采取有限的改革。於是，巴林也開始了議會選舉（最近的一次是在2014年11月），但議會卻沒有真正的立法或監督權；巴林也仿照沙特的“國民對話”（national dialogue）舉行了政治討論，並在住房和公共部門就業等方面減輕了教派歧視。總之，通過鼓勵政治參與但確保這些參與始終有限，沙特在減輕輿論壓力的同時也避免了巴林真正實現政治開放。

當認為事態足夠嚴重時，沙特也不惜對巴林采取“硬手段”。2011年3月，當“阿拉伯之春”的騷亂出現在巴林島上時，沙特軍隊打著海合會半島盾牌部隊（gcc peninsula shield force）的旗號進入巴林，在巴林安全部隊暴力鎮壓民眾抗議的同時接管了其國內重要地點的警衛工作。這一行為也得到了阿聯酋武裝力量和科威特、卡塔爾代表部隊的協助和支援。

此外，作為海合會建立“海灣聯盟”（the gulf union）倡議的一部分，沙特也積極推動著與巴林防務的聯合。盡管這一提議受到了許多海合會成員國和巴林什葉派的質疑，出於政治目的，沙特和巴林的統治者都對此表示了支援。鑒於其地理位置，巴林似乎是海灣地區最易受政治動亂影響的國家，因此沙特希望共同防務能有助於穩固巴林哈利法家族的統治。而在巴林國內，曾於2011年動盪中支援哈利法君主的遜尼派組織也想借與沙特的聯合打破外界對其“偏向伊朗”的指責。

>>>>伊拉克

對於北邊最大的鄰國伊拉克，沙特很早便斷定其在美國的作用下已牢牢陷入伊朗的掌控。在談到伊拉克2004年的議會選舉時，沙特稱其“釋放了離心力量，使教派之爭在整個中東蔓延，並給了伊朗趁虛而入的決定性機會”。這番言論也解釋了沙特國內政策的走向：沙特堅稱，像伊拉克那樣大搞選舉投票也就無異於打開了迎接衝突的大門。

為了保護在伊拉克境內的利益，沙特積極培育與伊拉克境內如沙馬爾（shammar）等影響力強大的部落、薩拉菲組織、伊拉克伊斯蘭黨（iraqi islamic party）的伊斯蘭教徒以及前復興黨（ba’athist）官員的良好關係。在2010年選舉中，沙特支援由來自沙馬爾部落的什葉派人士伊亞德·阿拉維（ayad allawi）領導的政黨伊拉克名單（iraqiyya list），然而伊朗的介入卻使其支援下的馬利基（nuri al-maliki）成為了總理。此后，沙特實質上隔離了伊拉克，在兩國的邊境筑起了圍墻。直到“伊斯蘭國”的崛起及2014年9月馬利基下臺，沙特才對邊境進行了謹慎的開放。

也門

對於南邊的鄰國也門，沙特長期利用其弱點制造分裂，花了大量資金在也門的艾哈邁爾部落聯盟（ahmar tribal confederation）、改革黨（the islah party）和南部分裂主義勢力中建立自己的庇護關係網絡。

然而，近來也門的薩那（sana‘a）被胡塞叛軍（huthis）占領，這一與伊朗有聯系的宰德派（zaydi）什葉派運動已成功驅逐了也門總統哈迪（abdu rabu mansour hadi）。作為回應，沙特立即停止了一切對也門的經濟援助，並以派軍、炮轟和空襲的方式試圖平息胡塞叛亂，但毫無效果。如今，隨著也門走向解體，沙特的政策重點放在維持其在也門境內殘存的影響力，這或許會通過繼續扶植南部的分裂勢力來實現。

北非地區：埃及、利比亞和突尼斯

>>>>埃及

2011年后沙特對外政策的一個主要打擊目標是穆斯林兄弟會。其實在埃及納賽爾執政時期（1956-70），受到納賽爾打壓的穆兄會也曾在沙特境內尋求庇護。然而，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卻在沙特促發了對王室不利的政治激進主義，使一批所謂的“覺醒的牧師”（sahwa clerics）崛起並主導了沙特各大學的神學部門，其中的強硬派更是直接給了基地組織（al-qaeda）以啟發。

為了避免類似的情形再發生，沙特將穆兄會視為心頭大患，而埃及則是沙特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抗擊穆兄會的主要前線。穆巴拉克（mubarak）在2011年的倒臺對沙特而言是一記重擊，可以說讓沙特失去了一個對抗伊朗和穆兄會的重要堡壘。為了阻止穆兄會在埃及崛起，沙特給了塞西將軍（general abdel fattahal-sisi）的政府大量財政支援，並資助了一些偏向沙特的媒體以及那些暗中支援軍方反對穆兄會的埃及薩拉菲主義者。

2012年6月，穆兄會成員穆爾西（mohamed morsi）當選埃及總統，沙特於是立即撤回了對埃及的援助，直至2013年7月穆爾西被軍方趕下臺才恢復。與其他海合會成員國一起，沙特在穆爾西下臺后以石油產品和央行儲蓄的形式向埃及提供了230億美元的援助，而美國和歐盟提供的援助加起來也只有28億美元。據美國國防部官員稱，這筆資金嚴重地損害了美國推動埃及軍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能力。而沙特則辯解稱，援助是為了幫埃及穩定國內政局，並重建埃及在地區事務中反對伊朗勢力擴張的能力。

>>>>利比亞

在埃及以西，沙特以類似的形式援助了一些反對穆兄會的專制政權，其中許多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前就開始了。在利比亞，卡扎菲（qadhafi）效仿沙特的做法，在國內推行政治上不參與及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這種政治上奉行無為主義的薩拉菲派思想在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仍有影響力。卡扎菲倒臺后，沙特與阿聯酋和埃及塞西政府一起暗中支援前利比亞將軍由赫夫特（khalifa haftar）領導的反伊斯蘭主義武裝。

自2014年3月以來，由赫夫特領導的世俗主義勢力已成為利比亞多邊內戰中的主要力量。他聯合利比亞東部部落、聯邦主義者、軍官和一些自由主義者的武裝力量試圖將伊斯蘭主義的民兵組織趕出利比亞，阿聯酋也以埃及為基地派空軍和特別部隊前往利比亞聲援。其中，一個更宏大的隱含目標就是要杜絕以穆兄會為首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滲入利比亞國內政治。

>>>>突尼斯

至於對突尼斯，沙特為被趕下臺的獨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提供了庇護，卻禁止拉契德．甘努奇（rachid ghannouchi）踏上沙特的國土，因為后者所在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 party）附屬於穆兄會。

黎凡特（levant）地區：黎巴嫩、約旦和敘利亞

>>>>黎巴嫩

在黎巴嫩，沙特也采取了建立庇護關係的政策，但並沒有公然反對民主化。沙特在黎巴嫩的政策目標主要是排除伊朗和敘利亞的影響。對於許多沙特人而言，保護黎巴嫩的遜尼派具有很強的象征性意義，是與沙特家族的統治合法性直接相關的。

黎巴嫩總統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於2005年的遇刺幾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敘利亞之手，這也成為沙特對黎巴嫩政策的一個轉折點。此后，沙特開始大力用金錢收買黎巴嫩軍隊和其境內偏向沙特的遜尼派宗教人士。拉菲克·哈里里之子薩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是沙特進行資金援助的中間人，他利用這筆錢拉攏黎巴嫩北部的遜尼派，從而遏制真主黨（hezbollah）及其扶植者伊朗的影響力。

2006年黎巴嫩戰爭后，沙特本以為已和伊朗共同協商出了一個穩定的分權安排，然而這種短暫的平靜很快隨著2008年5月真主黨武裝進駐西貝魯特而打破。2011年5月，一個親敘利亞的政客當選黎巴嫩總理，正式標志著真主黨對黎巴嫩政府的控制。這一系列動作對沙特而言是恥辱性的，但沙特也沒有放棄努力：近期的報導顯示，薩阿德·哈里里正在用更多來自沙特的資金（據稱是30億美元）收買黎巴嫩的軍方和安全系統，力圖將他們拉出伊朗的掌控。

>>>>約旦

約旦對於沙特維護中東君主制度、遏制敘利亞和伊朗、抵抗穆兄會以及打擊伊斯蘭國而言顯得日益重要。沙特向約旦許下了5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這筆錢具有一種間接的反民主化的效果：它減輕了約旦國王實現政治改革的壓力，使他可以讓改革僅僅流於表面，尤其是在選舉法的完善以及讓總理的產生從由皇室任命改為由選舉任命等方面。不過，也有人指出，隨著油價的下跌，沙特對約旦的援助很可能遭到削減，這是否會影響約旦的政治走向仍未可知。

>>>>敘利亞

為了重塑中東地緣政局，並處理“阿拉伯之春”的余震，敘利亞無疑是沙特對外政策中關鍵的一環。在這里，沙特與伊朗之間的對抗格外明顯。沙特認為，中東國家而非域外大國應在敘利亞事務中打起頭陣；大國外交要么顯得無知而危險，要么可能是一場為了就伊核問題達成結果而犧牲敘利亞反對派利益的巨大陰謀。因此，沙特努力調停盟友間的爭斗，試圖向敘利亞反叛軍的領導層施加影響，使與基地組織相關的派系被邊緣化，並通過提供訓練和先進武器來改進反對派戰場上的表現。

沙特與卡塔爾、土耳其一同在伊斯坦布爾設立了一個敘利亞事務的聯合指揮室，通過黎巴嫩的“未來陣線”（future movement）作為中間人向反對派輸送資金，與約旦一起協調反對派的武裝訓練，從克羅地亞安排運輸軍火，甚至還就軍事訓練向巴基斯坦尋求了幫助。為了避免流向敘利亞的資金落入極端組織之手，沙特還強行取締了神職人士對敘利亞的私下援助，以確保每項資金都經由官方渠道進入敘利亞。

總結

沙特阿拉伯所有激進的對外行動都來自於統治者因國內事務產生的強烈的不安全感。在接下來的5到10年里，沙特很可能前所未有地面臨一系列國內挑戰的集中出現，並可能因此重新定位自己在地區舞臺上扮演的角色。

對沙特而言最緊迫的是經濟問題。在油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沙特大量的對外資金援助能維持多久是個問題。由於國家收入的90%依賴於石油，沙特政府將很快面臨相當於1%的gnp的巨大財政赤字，這也會是沙特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赤字。從中短期來看，沙特家族很可能首先拿地區援助開刀，而暫時不會削減住房和其他補助上的支出；從長期來看，如果油價繼續跌落，沙特為數眾多的年輕人將會受到巨大影響，因為他們不會像祖輩那樣得到如此多的國家福利補貼。

作為一個青年人口膨脹的國家，沙特面臨著嚴重的就業問題。據官方統計，2014年第四季度的失業率是11.6%，絕大多數失業者是20-30多歲。沙特政府曾希望推行“沙化政策”（saudization）來解決就業問題，這一政策要求企業（多數是外企）提升雇傭沙特人的比例。官方數據顯示，這一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該政策的漏洞也很多，因為企業可以通過為沙特人虛增職位來繞過限制，在解雇外國人的同時並不真正增加對沙特人的雇傭。

同時，2015年初沙特國王阿卜杜拉病逝后，盡管王位繼承得以順利實現，圍繞繼承問題的擔憂仍難以消除。王儲穆克林（muqrin）是沙特建國者伊本沙特國王（1876-1953）最後一位在世的兒子，在副王儲納伊夫（nayef）之后的國王便會是數百個第二代王子中的一個了。因此，他們之間的競爭從現在就會開始，其中肯定也包括對外政策方面的競爭。這種情形或許會對沙特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有益，並為變革（尤其是那些吸引年輕人的改革措施）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間。

比如，王儲穆克林已經在提及實行經濟自由化的緊迫性了。實際上，已有跡象顯示，沙特正在逐步軟化對穆兄會的排斥。沙特甚至開始敦促其盟友阿聯酋改變對穆兄會的強硬態度。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沙特與卡塔爾和土耳其的修好，以及希望通過重新接觸與穆兄會相關的也門改革黨（the islah party）來遏制也門境內的胡塞叛軍威脅。

沙特王位繼承所帶來的轉變盡管重要，其對沙特對外政策的實際影響不應被夸大。這種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是規則性的，而在短期內，沙特減輕伊斯蘭主義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抗衡伊朗以及打擊聖戰主義的總體政策走向很可能延續下來。更可能導致沙特轉變政策的還是國內的經濟問題：福利國家的岌岌可危以及由下至上的人口壓力可能使沙特在接下來幾年里將精力由對外轉向對內。

參考文獻

frederic wehrey, "saudi arabia s anxiousaut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2, april 2015, pp. 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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