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財富:凈現值最大化與可持續

關于可持續性發展的估算指標

實際投資指的是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財富變化。世界銀行漢米爾頓和克萊門斯1999年采用了這樣的估算指標，用凈國民儲蓄估算人造資本，用教育支出估算人力資本積累，用商業性森林、石油以及礦藏存量的變化來代表自然資源的負投資，用以二氧化碳為指標的空氣質量變化來代表環境資本的負投資。

漢米爾頓-克萊門斯的指標體系有啟發意義，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缺少國民賬戶的綜合數據。如自然資源資本項里面，沒有包含水資源、森林的固碳作用、漁業、空氣、水污染物、土壤和生物多樣性。二是使用了市場價格來表示不同資本間的潛在替代率。三是這些估算僅僅考慮了資本項的大類。作為高度綜合的指標，可能忽視了在局部地區資本替代的瓶頸，如農村地區的水源枯竭問題。四是該方法中，環境資本的負投資僅僅簡單地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來估算。這忽視了二氧化碳排放會減少人造資本投資的價值，也沒有考慮到二氧化碳排放帶來的全球外部性。在新的測算方法中，當前二氧化破排放量會減少“氣候系統資本”的價值，人造資本投資帶來的未來排放量及氣候損害凈現值會在投資價值中予以扣除。五是人力資本項僅以教育支出來估算，既沒有考慮因疾病、死亡和退休因素減少勞動力，也沒有考慮到除了正式教育形成人力資本外，還有其他途徑，此外健康與營養支出也會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可以考慮用人類發展指數對此進行修正。

新的測算指標體系應在這幾個方面做出改進。當然，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變化與技術進步納入到理論框架，解決的辦法就是增加人口增長率項并引入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帕薩·達斯古普塔教授等人同時用設定的GDP/財富比率進行了調整。

估算結果：國窮國富

帕薩·達斯古普塔教授等人在文章中使用了1970至2000年的數據，測算了中國、英國、美國、印度次大陸、中東與北非石油出口國、撒哈拉以南之非洲等國家與地區的指標，衡量其可持續性發展狀況。

考慮人口增長率并使用全要素生產率（TFP）進行調整后，各國的實際財富指標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孟加拉（0.30%）、印度（0.54）、尼泊爾（0.63）、巴基斯坦（0.59%）的人均實際財富增長率均為正。撒哈拉以南非洲（-2.58%）的數值為負，中東與北非地區（石油出口國）同樣為負（-3.82%），但卻存在區別。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主要是貧窮國家，而中東與北非地區由于石油出口帶來大量收入，因此經濟狀況要好得多。但該結果并不能得出這些地區消費過度的結論，原因是對于貧窮國家而言，其投資與消費都是不足的，當前消費并不能給國民帶來合格的生活水平，當前投資也不能保證后代過上正常的生活。在貧窮國家中，發展的主要難題是無效率生產和低生產率，進而導致低財富水平和低消費，不具備可持續性。在窮國中，投資不足也是非常嚴峻的問題。

中國的數值最高，為8.33%，遠遠超過其他地區，這與中國長期經濟高速發展相吻合。然而，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在該測算中并沒有考慮土壤退化、城市污染等環境因素，也就是說在環境資產的負投資估計中有欠缺，而在中國這兩個問題公認非常嚴重。

若把人均實際財富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進行比較分析，估算結果表明，除了中國外，所有國家的人均GDP增速均明顯高于人均實際財富的增速。中國得益于較快的GDP增速，同時注重資本投資，技術進步明顯使其全要素生產率也很高，因此人均實際財富的增長率要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尤其是中東與北非國家，雖然其GDP增速為正，但人均實際財富增幅為負，表明其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自然資源的消耗，人力資本和人造資本投資不足以彌補資源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其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富國中，英國人均實際財富增長率為2.29%，人均GDP增長率為2.19，相差并不大，美國則分別為0.75%與1.99%。看起來情況還不錯。但這并不能夠表明富國沒有消費過度，或者處于可持續發展道路。原因在于，包容性財富估算體系不能反映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或者說國際貿易結構的影響。富國的成功可能是由于窮國的失敗。自然資源生產國往往是發展中國家或窮國，而消費國一般是富國，因此自然資源的社會成本低估代價由窮國承擔，而收益則流向富國。換句話說，富國的“可持續性”往往表現為窮國的“不可持續性”，這是在該理論模型中無法顯示出來的。

盡管理論模型和指標體系存在缺陷，尤其在影子價格方面問題仍然很大，測算結果也具有不確定性，但帕薩·達斯古普塔教授等人提出的“可持續性消費”或“包容性消費”理論仍然具有重大意義。根據該理論進行的研究，結論往往與從GDP指標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且更有啟發意義，更重要的是，該理論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找到經濟發展模式中隱含的更為嚴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