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印证中山思想　启迪两岸

中国模式印证中山思想

中评社香港7月2日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海基会顾问庞建国的论文《中山思想与“中国模式”》在《中国评论》月刊六月号刊登，作者“比较分析近年来探讨中国大陆发展经验而提出的‘中国模式’和孙中山先生的国家发展论述，尝试梳理出其中的意涵。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论辩演进而来的‘中国模式’的说法，近年来得到国际间广泛的关注，认为这是有别于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一种国家发展途径，展现了中国自主性发展相对优越的成就，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模式’的许多主张和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以‘中国模式’和中山思想相互印证，更可以看出中山思想的特色和时代意义，以及其对两岸四地发展的意涵。”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由2008年9月开始浮现的全球金融海啸，重创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经济，同一时候，中国却展现出抵抗金融危机和维持经济成长的强劲力道，成为稳定全球经济情势和带动复苏的领头羊。美国光环的衰退和中国容光的焕发，使得中国发展途径或“中国模式”（China Model）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和学界里发烧。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一直有若干保留，1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中国模式”作为理解中国崛起因由的主导性概念的趋势，持续在蔓延。

去年（2009年），中国大陆官方为了纪念建政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邹东涛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2︰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和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者更被大陆的舆论只誉为：“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2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里，讨论全球政经情势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理念和议题，值得任何关心中国前途、两岸关系和全球化走势的人注意。

那么，何谓“中国模式”？笔者认为，要瞭解“中国模式”，不妨先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个概念谈起。[NT:PAGE=$]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这个词语，乃是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现已改名为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资深研究员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首次提出。1989年的时候，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希望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经济改革对策。讨论的结果，由Williamson执笔，写了一份包含10点政策建议的改革方案。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座落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研讨会举行的地点也在华盛顿，所以这份改革方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2004）。

“华盛顿共识”的10点政策主张包括了对财政、货币、贸易和产业等方面的建议。在财政政策方面，主张加强财政纪律，避免过高的赤字预算；转变政府公共支出的优先性，减少政府部门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浪费，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收益高且有助于改善所得分配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基础建设投资；改革税制，降低税负以鼓励投资，并关闭掉没有效益的烂尾工程，也就是要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在货币政策方面，主张金融自由化，让利率由市场决定；采取竞争性汇率，避免币值高估。在贸易政策方面，主张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取消用特许的方式来限制进口数量，若必须采取保护措施，也应该采取较低和一致的关税；外国直接投资输入的自由化，取消外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各种壁垒，允许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产业政策方面，主张国有事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除非基于保护环境、消费者和工作者的健康，否则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以促进各行业的竞争；以及立法保护私人产权和人民的公共权利（Williamson,1990）。3

上述这些政策建议涉及了宏观经济稳定、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三个面向。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主张对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并且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

Williamson（2004）自承这些观点秉承了亚当.斯密（AdamSmith）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也就是认为现代经济应该以市场为基础，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限制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因为市场最能调控经济，也就是market knows best。[NT:PAGE=$]

由于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再加上主流经济学家像哈佛大学教授Jeffrey Sachs的鼓吹，在1990年代初期，“华盛顿共识”不仅成为推动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也成为东欧和前苏联进行经济转轨的改革蓝图。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激烈改革方式，透过快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希望达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市场机能和减少财政赤字等等目标。但是，成效不彰。

尽管“华盛顿共识”推动的成效不彰，但是，苏联的瓦解使得“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论点大行其道。因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苏联的瓦解，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加自由贸易的政经体制大获全胜，人类社会在国家发展路线和社会体制选择上，不再有左右为难的困扰，大家都朝向同一种体制靠拢，人类历史在发展路线抉择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普遍共识，走到了历史尽头（Fukuyama,1992）。

事实上，虽然中国大陆和东欧与前苏联国家都向市场经济转轨，不过，相较于苏联和东欧遵循“华盛顿共识”，采行“休克疗法”，同样面对经济转轨问题的中国大陆，则采取了渐进的改革途径，透过强有力的威权领导和政府治理，逐步地迈向市场化。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然后，逐渐摸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来，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即显现不俗的成效，但是，却未能获得国际间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各种怀疑中国大陆发展成就真实性和预测中国大陆即将崩溃的说法，仍然充斥在媒体上和学界里。4

不过，到了2004年情况有了转变。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的资深顾问Joshua Cooper Ramo先是于2004年5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文，提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说法，接着又在5月11日于英国的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报告（Ramo,2004）。在这篇研究报告里，Ramo指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途径，这条发展途径翻转了“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当务之急的主张，不接受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而是很务实且弹性地依照邓小平的理念，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北京当局相当注意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勇于创新和试验，灵活地捍卫国家利益，并且善用不对称权力的杠杆。Ramo认为，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上升，这种可以称之为“北京共识”的发展模式，已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新标杆。

Ramo的论点在中国大陆和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中国大陆特别将他的文章，John Williamson对“华盛顿共识”的回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 Stiglitz和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以及中国学者对于“北京共识”的看法，编辑成书，认真探讨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折，以及其对中国大陆发展的意涵（黄平、崔之元主编，2005）。[NT:PAGE=$]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中国大陆对于Ramo的论点虽有喜获知音的感觉，但是，却不太欣赏“北京共识”这个词语，同时，也认为Ramo的论点有进一步论证梳理的必要，于是，在2005年8月于天津召开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Ramo和多位中外学者参加。研讨会中的论文、评论和发言记录，也编辑成书，在2006年出版（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2006）。

研讨会中，大陆的学者基本上都肯定Ramo比较客观地析论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摆脱了国际间看待中国大陆发展现象时，惯用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机遇；也同意中国大陆的发展道路另成一格，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不过，大陆学者也态度一致地表示，不赞成“北京共识”这个词语。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06：12）在研讨会的论文中提到，虽然，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一词，由于和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一词打对台，而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他更喜欢“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共识”意味着广泛认可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则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俞可平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11）。“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有四：第一，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第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先求稳定再求发展，然后以发展来促进稳定，再以改革来促进发展；第三，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维持政府的强势地位；第四，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近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2006：13-15）。

不过，俞可平也指出，“中国模式”其实还在演进之中，尚未完全定形，作为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它必须从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两方面来观察分析。未来，“中国模式”应该重视以下的战略选择：第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第二，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第三，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俞可平，2006：15-17）。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田春生（2006）则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来解析“中国模式”。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政策和制度的安排具有“内生性”，主要靠自己摸索；相对来说，俄罗斯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和制度形成，则表现出比较多的“移植性”，太相信外国顾问的建议。

田春生（2006：25）借用日本学者青木昌彦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转轨的特征是：一、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采用企业所有权渐近式的转变；三、转轨过程中，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同时，中国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安排，像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等等的影响，往往是人们的行为改变在先，再有立法等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予以追认。这种行为先于制度改变，或可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现象，使得中国的发展免于制度移植的水土不服或扭曲变形。

不过，展望未来，田春生（2006：29-31）并不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拒斥外国制度的移植，他认为，有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移植的，也能给“输入国”带来好处。但是，要留给社会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改变本国的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和文明习惯，使“内生性”和“移植性”得到有效的结合。尽管中国取得了市场改革的相当成就，却仍然需要接受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与规则，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完善。 [NT:PAGE=$]

相较于俞可平和田春生等人比较谦逊的立场和比较温婉的表述方式，或许受到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后，中国崛起力道更加明确的影响，四年之后，潘维（2009）在《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中，对于“中国模式”的解析，就显得比较自信和直率。

潘维将“中国模式”的时间拉长，不仅涵盖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还追溯到中共建政以来的60年，认为有了前面30年打下的基础，才有后面30年飞跃的进步。所以，“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因果抽象。

同时，潘维更将“中国模式”的形成基础结合上中国的历史文化，他认为，“中国模式”虽然直接源于60年的“试错”，但是其基础则是中华民族百年的奋斗史、三千年的王朝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还有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就此意义来说，“中国模式”乃是21世纪新版的中华体制，或可称之为“当代中华体制”。

依据潘维的论述，当代中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国民经济、民本政治和社稷体制，每个层次各有四个构成要素或支柱，由此形成三位一体、十二根支柱的体制设计和运行机制。

其中，“国民经济”的四根支柱乃是：一、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三、（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四、（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根支柱为：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根支柱是：一、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二、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社会，构成社会网络；三、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四、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潘维强调，这个解释体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流行的西方理论的理解途径，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这种高度自我肯定且向西方社会科学挑战的态度，自然引起了许多讨论。[NT:PAGE=$]

5  比较中山思想和“中国模式”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中国模式”所主张的发展路线和制度设计，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混合性经济体制，并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与世界接轨；在扬弃社会主义路线之余，不一昧地靠向新自由主义路线；逐步地完善市场机能，但是，国家仍应掌控大型的金融和企事业机构，以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和筹码；在促进经济成长的同时，要注意分配的问题，防止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

其次，在政治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施行有效能的治理；建立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制度，以及向人民负责的监督问责机制；先寻求政治的稳定，以利经济发展，再顺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条件的改善，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第三，在社会文化方面，尊重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和邻里关系，但也必须向国外学习，引进值得学习的观念和制度；在学习引进的过程中，要留给社会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改变本国的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和文明习惯，使“内生性”和“移植性”得到有效的结合。

将以上这些“中国模式”所主张的发展路线和制度设计，与孙中山先生的国家发展论述做比较，我们必须要说，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甚至于对“中国模式”的未来演进，也极具参考价值。6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很清楚地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路线，但也不赞成走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主张维护私人产权和发挥市场机能，但也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平均地权”，防止土地集中与不劳而获，同时，适度地“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之路应该对先进国家开放，向西方学习，并且欢迎外资，不过，不是无条件的开放，盲目的学习，没有计划的吸收外资，而是要维持国家经济命脉的独立自主，投资到生产性的事业，并且保障经济制度的公平和财富分配的均等。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民主政治的开展需要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因此，他在〈建国大纲〉强调，“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他希望政府和人民一起努力，共谋“足民食”、“裕民衣”、“乐民居”和“利民行”，同时，提出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主张，藉着稳定的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配合经济发展培养人民参政的知识和能力，透过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等权利，张显民权，开展民主（孙文，1989，第一册：623）。 [NT:PAGE=$]

除了谋求经济发展为政治民主化奠定社会条件之外，孙中山也注意到，如果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劳资对立和贫富悬殊，那么，社会两极化的结果，民主政治也难以开展，所以，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要同时并进。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他一方面主张平均地权，要防止出现土地托拉斯，并将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利益收归公有；另一方面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要避免因为分配恶化、阶级对立而导致阶级战争和共产革命(孙文，1989，第一册：152-157)。换句话说，孙中山认为，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是无法建立稳固的民主的，财富分配或阶级结构是民主化过程中必须慎重处理的课题，分配良好的经济发展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开展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

对于中国的环境来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制度，需要为这套制度的运作培养合宜的民众文化素养。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部分，也就是〈孙文学说〉当中，主张以县为单位组织地方自治会，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四权。同时，在〈建国方略〉的“社会建设”部分，提出了〈民权初步〉(孙文，1989，第一册：553-622)，教导人民开会，培育基本民主素养，以建立可以撑持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

不过，他在参照欧美经验的同时，也很清楚中国有本身的国情，同时，中国固有的知识中，也有可以补充或纠正西方民主政治缺失的部分。所以，他在宪政体制的选择上，并不受限于总统制和内阁制的成例，而是参考中国古代的治政制度，将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出来，与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共同形成五权宪法的宪政体制。以期建立公平的官员遴选制度和负责任的监督问责机制。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于面临西潮拍打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持平包容的处理态度。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认为要恢复中国的民族地位，必须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的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即使异族入侵使得国家亡了，民族却还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同化外来的民族（孙文，1989，第一册：46）。这种对于本身文化力量的认知和肯定，其实隐含着反对外来文化霸权的意味。不过，孙中山并未因此而成为反文化帝国主义论者，他的主张是：“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孙文，1989，第一册：52-53），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然后，还要迎头赶上，与欧美并驾齐驱。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拉锯中，孙中山显然相信全球在地化的可能性。[NT:PAGE=$]

由于孙中山主要受西方的教育训练并且有较长期的美欧生活和游历的经验，所以，对于西方文明有较深的体会。他承认西方文明有其高明之处，但强调中国文明也有优越的固有道德、智识和能力，而双方是可以进行截长补短、相辅相成的融合的。所以，他对于三民主义思想根源的说法是：“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孙文，1989，第二册：355）。而传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采借西方文明进步质素，再与时并进地寻求创新突破，岂不正是“中国模式”基本的思维理路？

透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大陆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和解释，其实和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所指陈的中国发展道路若合符节，就此而言，倡议“中国模式”的志士仁人有必要对孙中山先生的国家发展论述多一些关注和研究。

事实上，如果把台湾的发展经验也纳入考量，中山思想对于两岸四地发展建设的意涵，会更加突显。审视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在台湾推动发展建设的过程，直到蒋经国过世之前，整体发展路线和制度设计，基本上，是依循着三民主义的方针前进的。虽然，因应国共严峻对立，不免会有一些体制上的扭曲和进程的延宕，例如，采行“动员戡乱”体制，相当一段时期压制了民众的自由权，限缩了民治的范围。不过，也在这一段时期里，藉着稳定的政治秩序，国民党在台湾缔造了成长和公平并进的经济奇迹。

以经济奇迹所奠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蒋经国晚年启动的民主化，得以展现民主后进国家行列里相对稳健的模式。这个民主化的模式，虽然经历了李登辉时期的黑金渗透，以及陈水扁时期的民粹动员，而少了廉能的光彩，并且陷入蓝绿对立撕裂社会的困境，却仍然能够经由定期的选举，通过两次政权和平轮替的考验，使台湾进入“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境只，7成为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的范例。

当然，由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和土地幅员大小悬殊，发展的经验和策略不宜随意对比和参照。不过，以国家发展比较研究最头痛的文化差异来说，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则使得发展经验的对照与交流，比其他的案例要来得更加亲近与合宜。

我们要指出的是，当前大陆的发展态势和蒋经国时期的台湾颇为近似。当时的台湾，由开明的领导和干练的官员组成了一个自主性相当高的统治群体，透过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以及对金融体系、国营事业和国有资产的掌握，形成一个职能强大的威权政体，念兹在兹地以追求经济成长并注意分配公平为首要任务。这个写照，和“中国模式”其实相去不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自主有能的威权政体在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之后，也带动了社会文化转型，促成了公民社会萌芽茁壮，改变了国家机关和民间社会的关系，让扩大民治和多党体制的民主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趋势。

尽管这个从经济成长到政治民主的发展经验，因为白色恐怖、黑金猖狂和蓝绿撕裂而呈现种种的不完善，但是，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发中国家的行列里，却不失为一个相对而言代价较小、成就较大的范例。“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也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NT:PAGE=$]

结语

以国民平均所得作为衡量指标，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阶段与蒋经国启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时期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扩大民治的确不是现阶段的重点。在集体领导、届龄退休和任期限制的设计下，中国共产党已经透过制度化的途径，部分解决了权力移转的问题，再加上执政绩效获得了颇高的民意支持度，一个具有高度韧性的威权政体再执政相当一段时期，似乎是可见的未来，中国大陆会延伸出去的发展道路。8不过，“中国模式”是否能长久不变，走出英美“历史终结”模式之外的另类发展道路？

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就过程而言，要求政治民主必须和经济成长亦步亦趋、相伴而行的主张，未免陈义过高。先推动经济成长，并防止分配恶化，培养出较成熟的社会条件之后，再迈开民主化的步伐，不失为可行之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也显示，社会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推动的选举民主，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化为灾难。所以，作为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新中华体制”版本的“中国模式”有其某种程度的正当性。

但是，台湾经验也告诉我们，就结局或长时期的发展来说，当经济成长带动社会条件成熟之余，民间力量的茁壮和扩大民治的吁求，也是挡不住的潮流。“新中华体制”可以作为阶段性过程，但恐难成为迈向结局的道路，大陆的执政当局和知识只如何体认阶段性任务的终结，拿捏迈向民主转型的时程和节奏，是无可回避的考验。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可以传承自马列主义的不多，可以溯源到中山思想的却不少。无论是从训政到宪政的设计，万能政府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或者是人民充分享有四种民主权利的吁求，都对“中国模式”现阶段的开展和未来的终结有高度的参考价值。重新审视中山思想的时代意义，而不是用“革命先行者”一语轻轻带过，是关心中国前途和两岸四地发展前途的有志之士应该关注的课题。

1可参阅《中国评论》新闻网。

2〈潘维：中国模式不是为了顶礼膜拜〉。

3有关说明也可参阅wikipedia网上“Washington Consensus”条目。

4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Thomas G. Rawski（2001）在探讨中国经济的英文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

5相关的讨论相当多，可以用“中国模式”一词在网路上搜寻。

6笔者所依据的文献，为秦孝仪主编，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印行之《国父全集》（共12册）。

7有关论点可参阅Huntington（1991）著作的The Third Wave一书。

8这是Andrew J. Nathan（2007）提出来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