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界知道中國

【光明專論】

和訊網消息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個中國」，內涵豐富，旨意深刻，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際話語場的「中國圖像」不是由中國話語塑造的，附着了很多非中國的元素

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讓世界知道「六個中國」呢？筆者以為，原因就在於世界不知道，或者說，世界知道的中國有的是歪曲的中國、錯位的中國、顛倒的中國，附着了很多非中國的元素；准確地說，西方知道的中國根本就不是真實的中國，而只是西方的某個他者形象。

毋庸置疑，國際舞台上的「中國圖像」不是由中國話語塑造的，而是主要由西方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以及西方的媒體和政客塑造的，他們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鏡來觀察中國，以西方的思維方式來思考中國，以西方的話語邏輯來裁剪中國。因此，結果必然是這樣：他們說得越多，離真實的中國越遠；他們說得越清晰，中國圖像就越模糊；他們說得越確定，中國形象就越是被置於懸疑之中。

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中國模式」與「華盛頓共識」中耦合的地方被無限放大，而「中國特色」的成分則被擠壓到邊緣地帶，甚至干脆虛無化。比如，他們認為，中國模式無非是西方模式的復制品，中國模式的出路無非是向西方普世原則靠攏，中國模式的成功無非是為新自由主義增添了又一個成功樣本；還比如，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不尊重人權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專制國家，中國是一個沒有大國責任感的國家，中國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充滿霸權野心的國家。

在國際話語場，「中國」儼然成為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沒有自身獨特的規定性和確定性，陷入了「沒有標准，怎麼說都行」的解釋怪圈之中。中國的話語劣勢主要表現在：話語議題由西方設定，話語規則由西方制定，話語真偽由西方裁判。回顧近30年來的話語變遷，我們驚訝地發現，西方話語對中國「情有獨鍾」，絲毫不亞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話語爭鋒，「歷史終結論」影射中國，「文明沖突論」直指中國，「大國責任論」捧殺中國，「中國崩潰論」棒殺中國，「中國威脅論」孤立中國，「價值觀外交」圍堵中國，「霸權穩定論」遏制中國，「民主和平論」忽悠中國，「航行自由論」依然劍指中國。此外，西方還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港、涉恐等問題上制造話題，挑撥離間，混淆是非，試圖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當然，中國以世所罕見的速度崛起，話語體系建設相對滯後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時至今日，中國不能滿足於行動上的巨人、語言上的矮子，不能滿足於扮演輕言少語、無足輕重的巨人角色，中國的發展優勢在話語權、軟實力方面應該得到相稱的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筆者以為，這前「三個中國」歸根結底就是要用中國話語重塑中國圖像，打造「話語中的中國」。

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為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然而，中國的發展優勢並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我們知道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還應該知道無語就要挨罵。解碼「中國道路」，需要中國話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物質要崛起，精神也不能塌陷；硬實力要強大起來，軟實力和話語權也要強大起來。一個話語權旁落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強國。

所謂「話語中國」，指的是由話語塑造的「中國形象」，或者說，隱匿在話語中的「中國圖像」。「話語中國」是相對於地理中國、經濟中國而言的，它所表征的是當代中國的意義世界，是標識中國「身份自我」的文化符號。

建構「話語中國」，將被西方話語歪曲的「中國形象」重新矯正過來，塑造真實的中國圖像，關鍵是對「中國性」的揭示和對「西方性」的祛魔。還原被遺漏掉的「中國性」，清除隨意附加在中國身上的「西方性」，開啟用中國話語塑造中國圖像的新時代。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性」一直在與西方的不平等交鋒中現實地存在着。今天，建構「話語中國」，關鍵就是進一步揭示「中國性」、彰顯「中國性」、壯大「中國性」。

「話語中國」的成功出場，主要是看在國際政治和學術舞台上，有關涉中的話題是否由中國主導，「講什麼」是否由中國決定，「怎麼講」是否取決於中國，「講的對不對」是否由中國判定。一句話，「涉中」的話題中國說了算，這就是話語權，這就是軟實力。如果反過來，「中國故事」的國際話語由西方主導，西方人反客為主、到處點火、說三道四，中國只能疲於應付、到處滅火，那就失去了話語權。

今天，「中國奇跡」已經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對、不願承認就可以不面對、不承認的事實，中國學術若能夠對發生在中國的「故事」給出科學的解釋和說明，若能夠將「中國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概念體系和知識范式，若能夠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給出中國的方案，那麼，中國話語的世界意義必將彰顯，國際學術話語的中國時代終會來臨，中國的發展優勢也終將轉化為話語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筆者以為，這後「三個中國」的落腳點是中國崛起對於人類的貢獻。

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今天，60年過去了，中華民族健步走向富強，優雅地崛起，也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們既無須自吹自擂，也不必自我貶低。中國對人類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大貢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夢想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中華文化中始終具有「兼濟天下」的世界觀和情懷，中國人希望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不僅致力於中國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國的進步事業是人類進步事業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越好，對世界的貢獻就越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惠及中國，同時惠及世界。

第二大貢獻，「中國道路」繞開了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改寫了全球發展觀念，為破解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過去30多年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這是中國繞開西方發展模式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卻更加成功的現代化之路。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在於，它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探索，為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新模式；中國道路的成功改變了現有的國際規則和全球發展觀念，證明了「單一發展模式與模式可輸出理論的簡單和偏頗」，中國道路的成功挑戰了西方經驗唯一正確的神話，終結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線性史觀；中國道路的成功向世界證明了通往現代化並非只有華山一條路，所謂「全球化=西方化」「現代化=西方化」不過是西方編織的又一個神話；中國道路的成功將西方的「普世模式」還原為地區性模式，人類開啟了一個沒有「普世模式」的多元化時代；中國道路的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才是不變的法則、永恆的真理。

第三大貢獻，「中國精神」揭示了中國奇跡的文化密碼，捍衛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為人類思想寶庫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的崛起實際上代表着一種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中國的成功實際上代表着一套新的價值觀念的成功，這是中國為保存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作出的重大貢獻，也是中國奉獻給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這是一套完全不同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價值體系，是一套對西方價值觀念構成巨大挑戰的思想資源，是一套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的精神財富。如果沒有中國在資本主義的層層夾縫中闖出一條新路，沒有中國在西方大國的重重包圍中堅定地突圍，沒有中國果敢地走出一條不同西方文明的現代化之路，人類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慣性中沉淪，永遠地失去獨立思考、獨立自主的能力，永遠無法沖破西方現代性的「牢籠」，永遠只能扮演西方文明追隨者、模仿者的角色。「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這是西方承諾的未來世界圖景。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那將是人類迄今為止遭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機，這將是包含西方在內的全人類的悲劇。

第四大貢獻，「中國力量」增添了維系世界和平的重要籌碼，終結了「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開辟了「強而不霸」的發展道路。西方近500年來的歷史表明，只有不能稱霸的國家，沒有不想稱霸的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美國，莫不如此。進入21世紀，中國這頭睡醒的獅子究竟是會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還是會成為大國崛起之路上唯一的例外呢？答案是明確的，中國將會是一個例外。中國自一開始就沒有重復昔日大國崛起的老路，中國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崛起後依然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一個強大的中國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相反，是維系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中國越是強大，維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籌碼就越足。中國的崛起，既改寫了昔日大國霸權擴張的發展邏輯，也改寫了大國崛起後稱王稱霸的歷史宿命。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昭示世界，大國崛起並非只有靠戰爭起家、殖民掠奪一條路，以和平的方式發展，以文明的姿態崛起，將是未來世界的優先選項。中國的崛起，意味着國際霸權格局必將走向終結，意味着「國強必霸」的成舊邏輯將日趨沒落，意味着「強而不霸」的發展邏輯將上升為新的時代主軸，意味着人類將有望迎來一個沒有霸權的新時代。

總之，讓世界知道「六個中國」，讓全世界不再透過西方理論的「針孔」來理解中國，讓國際話語場的「中國圖像」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讓「學術中國」「理論中國」「話語中國」成為唱響世界的亮麗名片，這是時代交給我們的任務。

（作者系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武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