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精英階層為何會熱衷于“巫術”？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撰文中指出，文化的“巫術化”確實能反映當今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對於中國社會的焦慮。這種焦慮的原因在於，既有的社會理論，無論是官方所認可的，還是流傳於民間的各種本土版，或西方進口版，都無法對當代中國遽然興起的一些現象做出合理解釋；或者即使可以從學理上解釋，也無法在個人情感層面消除不確定感和恐懼感。於是，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感造成了無法滿足的知識需求，只好去救助於“巫術”。這一觀點值得思考。

“氣功大師”王林涉買兇殺人案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話題。一個昔日穿梭於政治人物（不乏高層）、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學者中間，並為這些人所崇拜的“大師”，今日則成了另外一個群體嘲笑、譴責和怒罵的對象。

同樣，在后一個群體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學者。

類似王林那樣的“氣功大師”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倒一個，又出來一個，他們的故事都非常類似，結局也大同小異。

在大多情況下，都是官（權力）、商（金錢）、色（性）、學（知識）和巫（術）五位一體得到有效的結合。

如果不具備背后強勁的權、錢、色和學的推動，很難想象“巫術”會如此有效流傳開來，並被人們推崇備至。這里的問題是，為什么權力、金錢、明星，甚至知識這些群體需要“巫術”呢？

從深層次看，這種現象既不新鮮，更不足為奇，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有很多時期就流行過“巫術”。今天“巫術”又流行起來，只不過是當代文化墮落的其中一個表象。

文化墮落當然有很多形式，但最顯著的莫過於文化的“巫術化”。如果“氣功大師”流行於達官貴人階層並為他們服務，流行於基層民間的無數莫名其妙的“巫術”“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信徒，為芸芸眾生提供著心理需要。

當然，當代文化的墮落遠遠不止於宗教或者類似於宗教的“巫術”活動，它表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各種社會行為亂象，難計其數：官員和有錢人“包二奶”、大吃大喝、焚燒非傳統性冥紙（電視、手機）祭獻給先輩、大眾炒股、公知罵人等等，不同現象或多或少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墮落。

機場經常被視為是中國的視窗，但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濃縮版。如果看看機場的一些書店，就知道今日中國的文化之殤。

大部分機場書店都堆滿了心靈雞湯、八卦風水、賺錢之道、人際關係、性知識、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許還有一些半色半黃的雜志。

當然，這並不是書店之錯，書店只是迎合社會（讀者）的需要。其實，不用說是機場書店了，各大城市的大書店的情形何嘗不是這樣呢？

1亂象與文化墮落緊密關聯

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是和這種文化墮落緊密關聯。文化墮落了，人們的行為便僅僅停留在本能的階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為，就為類似於“巫術”那樣的東西的流行開來，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環境。

放眼去看，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文化的“巫術化”。術數等傳統命理學和道觀、佛寺香火大量復興，並且這種復興絕不是近年來國學熱的插曲。

例如近年來《四庫全書》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標點和重印，但術數類幾乎整套重印，則是頗讓人意外但細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獨特現象。

在當今世界的知識體系中，“命”學早已經無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國，無論是“命學”的回歸，也是術數的回歸，統統被當作傳統文化的復興。

傳統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門學說”的復興；各種民間“巫術”不僅占據底層社會的各個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臺（王林的“氣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術化”是同科學背道而馳的趨勢。在科學看來，凡事都有原因、有發展過程、有解決之道等等，但“巫術”則把事物（或者社會現象）歸之於一種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

歷史上看，當社會成員對自己所處環境感到不理解、不確定、不安甚至恐懼的時候，“巫術文化”就會興起。

文化的“巫術化”確實能反映當今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對於中國社會的焦慮。這種焦慮的原因在於，既有的社會理論，無論是官方所認可的，還是流傳於民間的各種本土版，或西方進口版，都無法對當代中國遽然興起的一些現象做出合理解釋；或者即使可以從學理上解釋，也無法在個人情感層面消除不確定感和恐懼感。於是，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感造成了無法滿足的知識需求，只好去救助於“巫術”。

的確，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國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終日：伴隨著社會急劇轉型的，便是傳統道德價值體系的衰落甚至解體；通過各種途徑而獲取的巨大財富缺失正當性；巨大的社會分化導致著窮人的“仇富”心態；公權力的傲慢使得社會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會沒有有效的方法調解矛盾等等。

楊絳先生說：“你的問題主要是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這句話說得很好，因為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里，一個人的文明程度幾乎和其讀書的多少劃等號。

這句話實際上也適用於那些求助於“氣功大師”“巫術”和“邪教”等社會群體。書讀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釋不通了，就去找“巫術”。

盡管傳統上中國是讀書的民族，但當代中國人不讀書，已經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發現，即使是本應該讀書的大學生，除了教科書之外，一年也讀不了幾本書，遠遠低於日本和韓國，更不用說是歐洲人了。在社會層面更是如此。

每次看到大街上無聊閑逛的人們、麻將館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媽廣場舞，不禁會想，如果在歐洲或是在日本和韓國，這些人中的多數該是會在靜靜地閱讀的。

學生、閑逛者、打麻將者、廣場舞者，甚至底層社會那些迷戀於各種“巫術”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會“巫術化”的對象和受害者。

他們的本能思考和行為是文化“巫術化”的產物，而非根源。主要的問題都出在精英。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出在文化創造者或者思想創造者那里。

2作家只能提供心靈雞湯

人要讀書，但必須有書可讀，而寫書的人往往是社會的精英群體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群體。中國的這個主體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盡管他們也知道社會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們寫出了什么樣的書？一句話，“心靈雞湯”。

中國人寫心靈雞湯已經有數千年了。孔孟的時候，還算原創，並且非常切合社會的實踐，所以他們成為集大成者。之后就沒有原創的東西了，要不是天下書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虛而又虛，久而久之，就變成了心靈毒藥。

明代的王陽明本來是可以給中國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轉文化的發展方向，但無奈未能發揚光大。

有研究發現，最受西方人歡迎的是科普讀物，而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便是心靈雞湯。這個現象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西方的知識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學知識，而中國的知識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靈雞湯。為什么呢？

近代以來中西方所經歷的啟蒙運動的差異是關鍵要素。到了近代，中國知識界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也發生了啟蒙運動，但中國的啟蒙運動和西方早先所發生的啟蒙運動具有本質性差別。

在西方，文藝復興可以說是第一次啟蒙運動。歐洲的中世紀是神權主導一切的時代，被西方人稱為愚昧和黑暗的時代。神學成為解釋一切的東西。

文藝復興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復興古希臘的理性和科學（數學、幾何）精神，擺脫神權，把人類的基點從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這種成功是用無數相信科學的人們（尤其是科學家）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

到了17、18世紀的啟蒙時代，實際上是第二次啟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適用於改造人類賴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這兩次啟蒙的產物。

兩次啟蒙的共同主題就是理性主義，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應用於對事物和社會現象的理解，應用於社會問題的解決。理性主義貫穿於西方近代以來的文化和社會科學，更不用說是自然科學了。

中國也的確發生了啟蒙運動，但性質很不相同。中國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啟蒙，無論是“五四運動”的啟蒙還是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重點都是政治。

五四時期，迫於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生存面臨深刻危機，政治啟蒙無可非議。

盡管自“五四運動”開始，每次啟蒙必提“民主”和“科學”，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不足，甚至被忽視。中國人相信，沒有民主就不會有科學。

但西方實際上是科學在先，民主在后。沒有16世紀的文藝復興，哪會有18世紀之后的民主？

人具有了“科學”，學會理性思考問題了，民主才具有質量。中國只有政治啟蒙，而沒有科學啟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況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

更為重要的是，在過度政治化的啟蒙下，使得當代中國既脫離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也把自己和其他文明區別開來。

但實際上，當代中國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會一樣，都需要精神領域和其他空間。沒有了科學，也很難對傳統文化進行去“巫”化。

今天在文化復興的幌子下，各種低劣的“巫術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臺，並被各個社會群體所擁簇。這個現象並不難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開的市場上得到，就會千方百計去地下黑市（例如各類家庭聚會甚至邪教）尋找。(商業見地網)

本文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