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們就像坐過山車 在狗熊與英雄中不斷輪回

    蘇格蘭皇家銀行主席Howard Davies撰文指出，危險在於危機後倉促地決定給央行增加職能，可能帶來不可預見的不良後果。特別是，加強對這些職能的政治監督可能影響到貨幣政策。出於這一原因，不管采取怎樣的新問責機制，都必須特別謹慎地進行設計。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過去十年，中央銀行就像是在坐過山車，從英雄淪為狗熊，又從狗熊重新成為英雄。如今，它們的運氣和名聲是否又開始走下坡了？

2006年，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從他干了18年的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任上退休，其時名譽如日中天。他引導美國經濟穿越互聯網枯榮循環，謹慎地渡過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帶來的潛在增長威脅，在任期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生產力增長迅猛。在他的最後一次美聯儲理事會會議上，時任紐約聯儲主席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對格林斯潘進行了如今看上去頗令人尷尬的高度贊揚，說格林斯潘的名譽在未來還會繼續上升而不是下降。

區區三年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借用巨蟒（Monty Python）的鸚鵡素描，說曾經的大師格林斯潘如今已經名譽掃地。央行被廣泛視為在本世紀最初的幾年里玩忽職守。它們放任全球失衡日積月累，什麼都不做地看着巨大的信用泡沫產生，忽視抵押市場所閃現的危險信號，不假思索地贊美薪酬過高的投資銀行家所創造的創新但有毒的金融產品。

央行對深化的危機的早期反應也是猶猶豫豫的。英格蘭銀行在銀行體系分崩離析之際大談道德風險，而在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歐元區崩潰和相關信用動盪才是更大的風險時，歐洲央行繼續與想象中的通脹惡龍搏斗。

但是，盡管出現了這些錯誤舉措，但當全世界政府考慮如何最好地響應危機的教訓時，曾經被視為問題的一部分的央行被認為是解決辦法的關鍵部分。它們獲得了新的監管金融體系的權力，並被鼓勵采取新的、高度干預的政策來遏制蕭條和通縮。

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新的法律大大加強了它們的權限。在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讓美聯儲進入它從未涉足的金融體系監管領域，授予它接管和清算倒閉銀行的權力。

在英國，銀行監管於1997年從英格蘭銀行的職能中剝離，2013年又重新加入，此外，英格蘭銀行還首次成為保險公司的審慎監督者，其作用被大大擴大。與此同時，歐洲央行現在是80%以上歐盟銀行部門的直接監督者。

在過去五年中，央行成為西方世界增長最快的行業。央行似乎扭轉了身受口誅筆伐之勢，翻身成為大贏家。它們有時帶點爭議的創新措施幫助世界經濟實現復蘇。

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權力擴張也許正在產生模棱兩可的結果。事實上，一些央行開始擔心其作用擴張過度，有可能適得其反。

相關危險有二。第一個危險可以用穆罕默德·艾利安（Mohamed El-Erian）的新書標題《唯一的游戲》（The Only Game in Town）來概括。人們期望央行承擔更多危機後調整的負擔。它們的大規模資產購買操作是金融經濟的續命丹。但它們本身無法解決全球失衡和巨額債務積壓等根本問題。事實上，它們可能正在阻撓解決經濟復蘇的這些障礙所需要的其他調整，包括財政調整和結構調整。

歐洲尤其如此。歐洲央行通過行長德拉吉所謂的「不惜一切代價」成功維系了歐元，但政府幾乎什麼都沒有做。既然歐洲央行不斷從其貨幣藥棧里開出越來越重的劑量，為什麼還要去做艱難決定呢？

第二個危險是有時被稱為「過於強大的公民」（over-mighty citizen）的問題。央行是否被授予過多的權力自說自話？

量化寬松就是其中之一。它模糊了貨幣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線，財政政策顯然是民選政府的管轄范圍，因此產生了不安。我們可以在德國看到這一苗頭，如今有很多德國人質疑歐洲央行是否過於強大、獨立和不可問責。類似的批評也在驅動希望「審計美聯儲」（audit the Fed）的美國人，他們常常要求規定貨幣政策受國會監督。

還有關於金融監管的擔心，特別是央行亮閃閃的新宏觀審慎工具。在新書《煉金術的終結》（The End of Alchemy）中，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指出，用抑制信用直接干預抵押市場應該接受政治決定的約束。

也有人，主要是德國聯邦銀行前行長艾克賽爾·韋伯（Axel Weber），認為央行直接監督銀行是危險的。出問題的是金融市場，受指責的是監督者。如果央行被推上第一線，就存在傳染風險，以及貨幣政策信心缺失的風險。

這就帶來了最大的擔憂。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是好不容易才贏得的。這種獨立性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一個用公共資金購買債券、決定抵押融資是否可得、以給股東帶來沉重代價的方式去關閉銀行的機構，需要不同的政治問責形式。

危險在於危機後倉促地決定給央行增加職能，可能帶來不可預見的不良後果。特別是，加強對這些職能的政治監督可能影響到貨幣政策。出於這一原因，不管采取怎樣的新問責機制，都必須特別謹慎地進行設計。（文章來源：聯合早報網）

作者Howard Davies是蘇格蘭皇家銀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