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就是通貨膨脹嗎

摘自《讀懂中國金融》 作者：曾康霖 張小軍 馬玥 出版社：化學工業出版社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新常態」一詞首次在官方高層出現。經濟新常態的本質特征是什麼？經濟學家認為，答案是貨幣穩定。經濟學家陳世清明確提出，通貨膨脹不僅僅是貨幣現象。他認為，要實現新常態，實現貨幣穩定，就必須深入研究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貨膨脹的內在機理，采取相應的有效對策。

然而，人們對於什麼是通貨膨脹仍然不清晰，不同意見在於：第一，認為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發行過多；第二，通貨膨脹是由於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過度發行；第三，凡是物價上漲都是通貨膨脹；第四，通貨膨脹是由於貨幣過度發行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現象。

人們亟須認清通貨膨脹的本質。

通貨膨脹不是貨幣現象

票子多了，物價就會上漲，通貨膨脹就一定會發生，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

不管是學界，還是業內，對於通貨膨脹的理解基本都存在這種誤區，大家總是認為，通貨膨脹永遠是一種貨幣現象，實際則不然。

改革開放後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三次放開小商品價格過程中出現了物價上漲現象，學術界從此開始關注並討論通貨膨脹問題，並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也會產生通貨膨脹。早在1983年，曾康霖教授敏銳地觀察到了物價上漲中的通貨膨脹因素，並針對上述不同意見做了研究思考。

他認為，前述三種意見值得商榷。

貨幣過多是相對待實現的商品總量來講的，但通貨膨脹是相對原有的單位貨幣價值來講的，貨幣過多（的程度）不等於貨幣貶值（的程度）。財政赤字會不會增加貨幣發行，關鍵要看出現赤字後以什麼方式彌補。物價上漲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歸咎於貨幣過多，所以，他始終堅持通貨膨脹不 「純粹」是貨幣現象，尤其在中國。

針對第四種意見，曾康霖教授提出，通貨膨脹是一個經濟范疇，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而經濟關系總是要體現一定的經濟利益。由於通貨膨脹涉及每個人的經濟利益，這又集中到貨幣能否保值。從這一意義上說，一定要以貨幣貶值作為通貨膨脹范疇的中心內容。

通貨膨脹又是一個社會經濟過程，即貨幣過多與貨幣貶值不是同時發生的，不能認為貨幣發行一旦增加就是通貨膨脹的到來；同樣地，不能認為貨幣發行一旦減少就是通貨膨脹的結束。所以，曾康霖教授堅持一點，通貨膨脹要以貨幣是否貶值為根本標志，而貨幣的貶值、升值和原值恢復有一個過程，通貨膨脹只能隨這個過程的產生而產生，隨這個過程的結束而結束。

之後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曾康霖教授進一步提出，總的說來，通貨膨脹是經濟失衡在貨幣流通領域的表現。所以，他進一步闡述判斷通貨膨脹的態勢是不是得到控制或消除的標志，就是看由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運行機制扭曲糾正過來沒有。

貨幣與物價的互動

2000年以後，不少國家為平抑物價上漲采取了控制貨幣供給量的措施，效果不盡相同。特別是我國，2006年以來央行15次提高存款准備金率，最高達17.5%，但並沒有有效治理通貨膨脹。

問題出在哪兒？

曾康霖教授認為，是因為沒有很好地理解貨幣與物價的互動關系。他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潛心梳理了「貨幣多，物價漲」的理論脈絡，並結合我國現實，詮釋了「貨幣多－物價漲，物價漲－貨幣多」的互動關系。

西方新經濟自由主義思想認為，經典作家崇尚個人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的重要內容實質上就是反對國家掌握貨幣供給大權。

如哈耶克分析認為，無論是消費過度、投資過度還是信貸過度，都是由於貨幣供給過多造成的，所以，主張貨幣非國家化。

弗里德曼的觀點是，貨幣供給變化是經濟波動的原因，減少經濟周期波動就要控制貨幣供給量，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應是充分就業，而應是經濟穩定。所以，主張貨幣供給的「單一規則」。

但在實際上，由於政府開支龐大、為充分就業增加支出減少稅收，錯誤地將貨幣政策目標放在控制利率上等原因，貨幣供給還是過多。進而言之，他甚至認為，增加貨幣供給，政府可以「以貨幣貶值的方式為自己的項目騙取錢財」，從中獲益。由於政府很難抵御這種誘惑，所以，當他們真這樣做時，通貨膨脹會接踵而至。

曾康霖教授指出，弗里德曼所謂的通貨膨脹「純粹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並不像有些人所解釋的那樣，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而是暗含着深刻的意義，其主要的一點就是政府的錯誤政策。據此，可將弗里德曼所說的「通貨膨脹『純粹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通俗表述為：通貨膨脹「純粹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是」政府自身的行為。

縱觀西方經濟學解釋通貨膨脹的理論，大致有這樣幾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和結構型通貨膨脹。

第一種，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曾康霖教授認為，這是一種宏觀分析法，核心思想是貨幣供給過多，沒有可閒置資源利用，導致物價上漲，目標是實現總供求平衡。

第二種，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它是一種微觀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成本增加，企業為保持利潤不降，導致物價上漲，行為目標是要求實現成本與利潤的平衡。

第三種，結構型通貨膨脹是一種中觀分析方法，核心思想是某一部門率先漲價，另一些部門攀比導致物價上漲，行為目標是實現部門間的利益平衡。

用這些理論解釋我國的通貨膨脹現實，三種類型的通貨膨脹都存在，第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是貨幣多－物價漲，後兩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則是物價漲－貨幣多。

曾康霖教授對此做了大量研究，他提出，貨幣多—物價漲是建立在商品特別是消費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供給貨幣都成為購買力、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等系列假定基礎上的，但對我國來說，2008年以前，商品的市場價格主要受供給方的調節，銀行供給的貨幣不可能都購買商品，在貨幣流通速度穩定下，貨幣多是否一定導致物價漲需要深入研究。

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提高勞動力成本和人工費支出在產品中的比重是必然趨勢，從而工業品漲價是必然的。而我國貨幣供給增長速度多少年來一直大大超過GDP增長速度，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理論邏輯，我國每年都存在着通貨膨脹，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學術界持有 「經濟金融深化論 」「貨幣流通速度放緩論」「市場容量擴張論」等多視角理論解釋，但曾康霖教授總結認為，不同視角的解釋歸納起來是想說明，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能容納更多的貨幣供給量而與GDP不同步，而弗里德曼通過歷史研究、不同國家橫向比較研究強調二者是同步的。

曾康霖教授結合中國實際旗幟鮮明地認為，弗里德曼分析的對象是市場經濟國家，由此得出的結論不能套用正在建設市場經濟的我國，貨幣供給與物價上漲物關系，不能簡單套用什麼經典理論，而要結合實際深入分析。這其實充分體現了曾康霖教授不唯經典、理論聯系實際的創新勇氣與求實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