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子分封制度較明代頗多改進：不濫施封爵

一、皇子的教養

帝王之家，錦衣玉食，加上人們的阿諛奉承，使那些龍子龍孫，極易流於放蕩，不思上進。可他們德行的好壞，又常常關係到本朝江山的穩定，因為其中有人是要接皇帝班的。所以，歷朝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皇子的教育。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邪”，故必“因其材力，各俾造就”。

清代的皇子教養至康熙時才確立正規的制度。這是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其主要精力都貫注在立國爭天下上。兒孫們年歲稍長，便賦予兵權，把協助父祖謀取霸業，作為鍛煉本領的最佳場所。順治帝福臨以沖齡登臨大位，直到故世時才二十四歲，加上全國正處於戰爭的環境，抽不出更多的精力去照顧小皇子的教育。后來當上皇帝的玄燁，只是因為祖母孝莊皇太后的悉心照料，才使學業有所成就。

玄燁平定三藩后，全國局勢趨於穩定，前面幾個皇子也陸續長大。從培養成人著眼，也要進行系統的教育。當時，特別是對已經成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更是督教甚嚴。玄燁曾說：“自古帝王，莫不以預教儲貳為國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學問，即未能明達治體，是以孳孳在命，耳提面命，自幼時勤加教育，訓以禮節，不使一日遐免”。他還說，“朕謹識祖宗家訓，文武要務並行，講肄騎射不敢少廢，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課以讀書，兼令嫻習騎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就玄燁對皇子們的教養，作了如是的描寫：

這些皇子的老師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學的人，他們的保傅都是從青年時期起就在宮廷里培養的第一流人物。然而，這並不妨礙皇帝還要親自去檢查皇子們的一切活動，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直到審閱他們的文章，並要他們當面解釋功課。

皇帝特別重視皇子們道德的培養以及適合他們身份的鍛煉。從他們懂事時起，就訓練他們騎馬、射箭與使用各種火器，以此作為他們的娛樂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過分嬌生慣養；恰恰相反，他希望他們能吃苦耐勞，盡早地堅強起來，並習慣於簡樸的生活。……

皇子們都能流利地講滿語和漢語。在繁難的漢語學習中，他們進步很快。那時最小的皇子也已學過“四書”的前三部，並開始學習最後一部了。皇帝不愿他們受到任何細微的不良影響。他讓皇子們處在歐洲人無法辦到的最謹慎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皇子們身邊的人，誰都不敢掩飾他們的哪怕是一個微小的錯誤。因為這些人明白，如果這樣做，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清代，皇子未成年時，都有固定的住所。大內乾清宮東有毓慶宮，康熙時太子胤礽曾居於此。后來成為皇帝的胤禛和弘歷，以及弘歷的子孫輩，“自六歲入學，多有居於此宮”。再就是外朝文華殿正北的擷芳殿，殿宇三所，綠瓦覆頂，也是皇子們的居所。嘉慶時，因毓慶宮曾安頓過颙琰，成為潛邸所在，不便再住別人，故將皇子們移於三座門北，俗稱阿哥所或所兒。在圓明園的洞天深處，也有皇子的居所叫“四所”，“東西二街，南北一街”。

皇子們從小就有人專門教以飲食、語言、行止等禮節。六歲起，他們備冠袍褂靴，隨眾站班當差，並就讀於尚書房（道光后改稱上書房），圓明園諸皇子肄業之所在“西四所之西”，上書房設上書房師傅和上書房行走，上面還有總師傅，“以貴臣為之，或一人，或二人”，一般每日到書房兩三次，稽查課程。又有稱“諳達”者，“體制稍殺於師傅”。諳達有三種：一伯哩諳達，由八旗參領、佐領一級人員中挑選嫻熟弓馬者充任，負責教授弓箭；再是蒙古諳達和滿洲諳達。他們都是八旗翻譯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語，后者教滿文和翻譯。諳達也設總諳達，派滿洲權貴充當。

皇子們就讀，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萬壽”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課讀，除夕準提前散學，其余便無假日。他們於早晨寅刻（五點前）來到書房以待師傅（卯時初到）。一般先教弓箭，后學滿文、蒙文，再學漢文。幼年皇子課程簡單，午前便行告退。年長者得等到未正二刻（下午一點多）才得散學。接著就得練習步射，“在圓明園五日一習馬射，寒暑無間”。皇帝每次在西苑（今北海公園內）紫光閣“閱武進士試”，必“先命皇子騎射，以為多士程式”，也算是對皇子們武功的考核。上書房得規矩是很嚴格的，“讀書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過一二次，每次不過一刻，仍須師傅準去始去”。讀書空隙也可講書或討論掌故，但“不準常至下屋及出院閑走”，“應罰書、罰字惟師傅命是聽，亦有罰下榻立讀者”。皇子的侍侯人只準“在窗外或明間聽差”。各處太監也“無敢在窗外行走者”，否則便要受到“懲辦”。[NT:PAGE=$]

皇帝對皇子、皇孫的學業也非常關心。康熙帝玄燁就經常到課讀處（當時在“無逸齋”）親加監督課考。其他詳胤禛、弘歷等等也是一樣。乾隆元年，弘歷任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等六人為皇子師傅。在開學的第一天，皇帝召見皇子和師傅，當面訓誡道：“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他還說，“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正在圓明園讀書的八阿哥永璇，未經“奏知”，“又不關白師父”，擅自離園進城。事發后，弘歷傳喚有關人員等嚴加訓誡，“講八阿哥及師傅、諳達分別示儆”，又傳令把這道告諭抄成文字，“實貼尚書房，使皇子等朝夕觀省，知所勸戒”。

皇子典學沒有年齡的限制。有的人“雖婚娶封爵”，仍得入上書房“讀書不輟”。咸豐五年（1855）七月，恭親王奕訢因其生母晉封的問題上惹惱了奕詝，借口在辦理孝全皇后（奕訢生母）喪事時“禮儀疏略”，罷去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回“上書房讀書”。這就具有“反省”的性質。當然，象奕訢那樣回上書房讀書，無論是時間還是課讀的內容，都比小皇子們自由多了。

二、皇子的分封

根據清朝的客製，凡皇帝生子均稱皇子，待賜命后才開始按位次稱皇長子、皇次子、皇三子等。皇子年屆十五歲（虛歲），就請宗人府題請爵級。清宗室爵位，崇德元年（1635）定為九等制。順治六年（1649）又厘定為十二等，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按有清“賜爵之本意，酬庸為上，展親次之，固有皇子反封貝勒、貝子、公者”，比之前明皇子例必封王要嚴謹得多。另外，親王、郡王嫡褔晉所生子，年過二十歲，由負責皇室事務的宗人府請旨考試后，親王子可封為世子，郡王子封為長子，以待襲爵。其余子及非嫡子，經期考后分別減等授爵。為了避免皇室宗親積年以后支派繁衍所帶來的無窮麻煩，清廷規定除少數勛勞卓著，其爵位可以世襲罔替外，其余都代將一等，直至規定封爵或閑散宗室。

一般說來，皇子封授的年齡也就是成婚年齡，當然也有稍早或稍遲的。結婚以后就要搬出內廷（也有不立即出宮者），叫做分府。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設官、俸祿給養，均按爵位高低撥給。親王、郡王府設長史，貝勒府設司禮長，“長董帥府僚，紀綱眾務”。又有散騎郎若干人，協助長史等理府事。另外根據爵位的高低，還配備其他屬官。儀仗護衛是體現封建等級的重要標志，從親王、郡王直到貝勒、貝子、公，都有規定的護衛、典衛和藍甲、白甲，特殊有勛勞者還特旨倍增或加額設置。又，他們還有權蓄養太監。

清廷對分封后的皇子，在經濟上的優待也是很優厚的。首先有俸祿，每歲親王給銀萬兩，以下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兩千五百兩，鎮國公、輔國公七百兩及相應祿米。其撥給田土，據康熙六年（1667）所定則例，親王有糧、銀莊和瓜果菜園四十二座，約合田地六、七、八萬畝；郡王莊園十九座，約合二、三萬畝之間，這還不包括同時賜撥的所屬佐領下戶人和炭軍、煤軍、灰軍、薪丁等按丁配有的田土，以及帶地投充人，給官地投充人的田土。除此而外，各王府的口外均有此滋生牧場，以及“采捕山場”。

為了使皇子多多接觸實際，培養他們關心國計民生，鍛煉從政能力，從康熙時起，每逢皇帝外出巡幸，木蘭秋狝，均令皇子隨駕扈從，還常要他們代行祭祀禮儀活動。至於差遣皇子稽查旗務，典辦政府諸部院及處置、審理各種特別案件，更是經常之事。康熙時，清廷出兵征討準噶爾，玄燁曾命年僅十八歲的皇長子胤褆任副將軍，隨裕親王褔全率師出古北口迎戰，是為進關后皇子領兵伊始，到晚年又任命皇十四子胤禎為撫遠大將軍，以膺再定西藏、廓清西北的重任。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弘歷要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擔任總裁。這些，都是有意給他們鍛煉和顯示才能的機會，同時亦是要加強諸王關懷宗親、屏衛王室之心。

清代在皇子分封上，吸取了明代的教訓，除前面提到的不濫施封爵以外，還嚴格規定按授封爵等第賜予莊園田土，其地土均由內務府經管的皇莊中撥給；又規定諸王公均“不錫土”，“不臨民”，“不加郡國”，府第均建於京師，“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從而避免了明代那樣，莊田數額無定，每當親王之國，為修治宮殿，搜刮田土，弄得官民交困，怨聲四起。之國后，又在藩封地發生藐視官府、魚肉百姓等事。清朝盡管十分重視皇子參與政事，還讓其領兵作戰，但鑒於康熙后期諸子為爭奪儲位而造成的悲劇，雍正初在確立秘密建儲法的同時，嚴謹皇子結黨、結交外吏。后來乾隆、嘉慶時，又多加以重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當弘歷得知皇長孫綿德與禮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見送禮”的事實后，便嚴加斥責，革退了綿德的郡王爵位，將秦發遣伊犁，連綿德的師傅也受到處分。正是由於皇帝的嚴厲果斷，使諸子諸孫十分注意約束自身的行動，防止觸犯禁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山西巡撫喀寧阿在向六阿哥永瑢及綿恩呈遞請安片子時，“送魚數尾”。綿恩等懼不敢受，將其事奏報給皇帝，得到弘歷的褒獎，喀寧阿受到傳諭申飭。